吴梅先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还在戏曲创作与研究。浦江清先生说：“近世对于戏曲一门学问，最有研究者推王静安与吴梅先生两人。静安先生在历史考证方面，开戏曲史研究之先路；但在戏曲本身之研究，还当推瞿安先生独步。”龙榆生先生说他“专究南北曲，制谱、填词、按拍一身兼擅，晚近无第二人也”。编校《吴梅全集》的王卫民先生说，在中国戏曲史上的大家，或以制曲见长，或以曲论见长，或以曲史见长，或以演唱见长，就是在昆剧的全盛时期，“集二三特长于一身的大家已屈指可数，集四五特长于一身的大家更为罕见”，然而生活于昆剧衰落时期的吴梅先生，却能“集制曲、论曲、曲史、藏曲、校曲、谱曲、唱曲于一身”，且在戏曲教育上也卓有建树，堪谓奇迹。

创作方面，先生在十六岁时，就有传奇《血花飞》之作，以纪念戊戌六君子；三十年间，共创作十四个剧本，现存十二，以先生五十寿诞时自选的《霜崖三剧》为代表，曲律词采俱工，案头场上，两擅其美，人物鲜明而情节曲折，达到了那一时代的最高境界。传统戏曲本身就是一种综合艺术，若非具有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多方面的较高修养，是不可能取得较高成就的。

曲律研究方面，先生有《顾曲麈谈》《曲学通论》《南北词简谱》等专著，在前人研究成果和自己艺术实践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制、谱、唱、演的艺术规律。曲史研究方面，先生的《中国戏曲概论》是放眼全局的第一部中国戏曲通史；《元剧研究》和《曲海目疏证》对剧作家与作品的考证，也有承前启后之功；《霜崖曲话》、《奢摩他室曲话》和《奢摩他室曲旨》等采取传统的曲话形式，广泛评述散曲、剧曲的形式与内容，既为作者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参考材料。吴梅先生在词学研究上亦有很高造诣。朱祖谋先生曾四校《梦窗词》，而吴梅先生重读《梦窗词》，还能有新的发现。他的专著《词学通论》，寓史于论，史论结合，从格律到作法，多所创见。

诗词曲创作

吴梅先生于诗、词、曲三体均有创作，词风豪放易近于诗，婉约则易近于曲，故而在词作上颇难独树一格；但曲学上的造诣，又深化了先生对于词律的理解，故集中登临怀古、言志之作，情致清新，辞采振拔，意象鲜明，含蓄雅训，能严守词律，因难见巧，远追南宋。论者或以为先生词作的成就能高于诗作。

吴梅先生的诗，在生前写定为《霜崖诗录》四卷，以编年体存诗三百八十一首，不但数量较词、曲尤为多，而且更能看出先生的一生经历、过从交往，以及思想、艺术的发展脉络。诗作始于1898年，终于1938年，对于四十年间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洪宪复辟、军阀混战到日寇侵华、抗战军兴，都有如实的反映，表现出诗人强烈的爱国精神；咏史怀人、评书读画之作，也无不寄寓真情实学；其七古风骨遒劲，歌行开阖流转，绝句轻倩流丽，律诗工于对仗，各有特色。诗人的自我评价是：“不开风气，不依门户。独往独来，匪今匪古。”“不开风气”有自知之贵，因为先生清醒地认识到，“诗文词曲，颇难兼擅”，他在曲学上用力至深，诗作上再想开一时风气是不现实的；但由于坚持了“不依门户”，所以能达到“匪今匪古”的境界。

吴梅先生的词，大部分录入《霜崖词录》。存词一百三十七首。

吴梅先生的曲，有《霜崖曲录》二卷，为先生高足卢前在1929年编次，后又有增补，现卷一收小令六十八首，卷二收套数二十篇一百零三首。因为先生认识到“欲明曲理，须先唱曲”，曾从名师学唱，能够边唱边写，所以才情与格律有机统一，达到格律精严而才情横溢的高境界。在清末以来散曲日见寥落的局面下，先生的散曲异峰突起，并影响后学，酿成风气，致时人有散曲“中兴”之望。先生还为许多传奇杂剧打下了声情并茂、宜唱美听的曲谱，使一些案头名剧得以登上舞台，重焕青春。这也因为先生有唱曲的功底。魏良辅曾总结唱曲经验说：“曲有三绝：字清为一绝，腔纯为二绝，板正为三绝。”听过吴梅先生唱曲的人，都以为他是得到这份真传的。

家中藏书甚富，主要是有关戏剧、曲谱等方面图书，计有4万余册、数百种。他十几岁就注意搜求戏曲典籍，能购买的购买，能借抄的借抄，积三十年之艰辛，收藏曲籍六百余种，其中不乏精本、善本、孤本，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藏曲大家。他并且利用自己的珍藏，精心校勘，书楼名为“奢摩他室”，家藏明嘉靖善本多种，颜所藏书楼曰“百嘉室”，意在收罗到一百部明嘉靖刊本。郑振铎曾到该藏书楼，看到他亲手编纂的《百嘉室藏书目》，有元刊3种、明本80余种、清内府套印本50余种，元明清本曲目476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辗转于湖南、云南数省，藏书多有损失。1949年后，其子吴良士将藏书捐献给北京图书馆，其书列入《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的有170余部，以曲词类为最多。藏书印有“长歌当哭”、“未免有情”、“长洲吴梅字瞿安”、“瞿安眼福”、“霜厓居士”、“吴楳”、「瞿安」朱文方印、「霜崖/居士」朱白文方印、「吴梅」朱文圆印、「瞿/安」朱文方印、「瞿安/制谱」白文方印、“长洲/吴氏/藏书”白文扁方印、“霜/厓”朱文方印等。编有《瞿安书目》，未刊。编选《奢摩他室曲丛》，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使这份遗产广为流传。这项工作，应该说是受到朱祖谋刊行《强村丛书》的影响。后因上海“一·二八”战事，使出版中断，传世仅得其半，仍大受好评，以为其选择之精，校订之善，当在《元曲选》与《六十种曲》之上。此后郑振铎先生倡导刊行《古本戏曲丛刊》，就是受到吴梅先生的启发；而刘世珩选辑《暖红室汇刻传奇》，卢前选辑《饮虹丛刻》，更是直接得到吴梅先生的指导。

桃李满园

吴梅先生是第一个在高等学府专授戏曲课的教师，他精通昆曲，他不但整理了唐宋以来的不少优秀剧目，还创作了不少昆曲，并且第一个把昆曲这一民间艺术带入大学，在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昆曲和戏剧。他把吹笛、订谱、唱曲这些被当时学问家视为“小道末技”的内容带上讲堂，言传身教，开创了研究曲学之风气，二十余年间在南北两京培养了一批有成就的戏曲史家、戏曲理论家。他还热心扶持昆剧传习所，每回苏州，都要前去与老艺人切磋，给学员以指导，被视为他们的知音。在昆曲的保存与提高方面，吴梅先生的功劳不可磨灭。

吴梅先生培养出来的学生，对于老师的学业各有继承，出现过一大批学者。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尚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或教学工作的，就有王玉章、任讷、唐圭璋、王焕镳、钱绍箕、王起、汪经昌、赵万里、常任侠、游寿、潘承弼、陆维钊、胡士莹等；其中约一半没有再从事曲学研究，但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了重大成就。从事曲学研究的几位，为世所重的，则只是他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或教学工作，他们的创作却默默无闻。

他的弟子既有名教授大作家又有梨园界的大师，如朱自清、田汉、郑振铎、齐燕铭，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俞振飞，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东京大学校长也是吴梅的弟子。可谓桃李满天下，台湾的昆曲名家，都是吴梅的第二代弟子。1993年，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在吴梅故里苏州召开了吴梅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海内外特别是宝岛台湾，来了不少专家、学者。

吴梅一生著述丰富，主要著作有传奇：《风动山》《绿窗怨记》《东海记》《血飞花》（又名《苌弘血》）、《义士记》（又名《西台恸哭记》）五种（后二种未刊行）

杂剧：《轩亭秋》《暖香楼》《湘真阁》《落茵记》《双泪碑》《无价宝》《惆怅爨》（内含短剧四种）七种。

戏曲论著：《中国戏曲概论》《顾曲麈谈》《词馀讲义》《南北词简谱》《元剧研究ABC》等及数量可观的曲话、序跋、散记、笔记等曲学论著，并辑有《奢摩他室曲丛》初、二集。其他著作有《霜厓诗录》四卷、《霜厓词录》一卷、《辽金元文学史》等，并行于世。又有《文录》二卷，未刊行。其散曲作品辑入《霜厓曲录》二卷及《霜厓读画录》一卷中。王卫民编有《吴梅戏曲论文集》，1983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200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吴梅全集》有四卷八册三百余万字，吴梅先生的著作第一次得以全面系统地结为一集。书后附有王卫民先生所编《吴梅年谱》。其中且有《瞿安日记》二巨册。

同时出版的还有王卫民先生重行修订的《吴梅评传》。同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吴梅先生的再传弟子吴新雷先生主编的《中国昆剧大词典》。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也就是沈从文、张爱玲、周作人等先生相继被发掘而红极一时之际，吴梅先生的曲学成就却依然无人问津，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就时中国的昆剧已经一蹶不振地衰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吴梅先生独步一时的曲学理论，成了屠龙之技。

这其中的原因，说复杂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简而言之，大约有两点。

其一：二十世纪初，应运而生的新文学，迅速崛起，以其通俗易懂，成为主流。这本应是好事，使中国文学的园地大为丰富；遗憾的是，由于某些人有意无意的努力，将思想以至政治领域的新旧之争，推延到文学领域之中，而且只论形式，不论内容，更不论艺术，一入旧式，即在扫荡之列。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只到清代中叶为止，“同光体”已不入法眼，遑论其余。

实则在大动荡、大变革、大悲大喜的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诗文词曲，无论新体还是旧体，都不乏佳作，都曾达到一个不容忽视的高潮。作为南社的早期成员、一贯关心国事的吴梅先生，其作品更是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新思想。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人学者，即使不能写作旧体诗词，欣赏旧体诗词的人应当不会比欣赏新诗的人少。所以当时学人对于吴梅先生的成就才会有那样高的评价。

其二：旧体诗词曲的衰退，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事情，1957年的反右和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一则践踏了诗人，一则践踏了诗，共同的是践踏了欣赏诗的眼睛。此后二十年中国可说无诗可读，当然，也包括新诗。在这一时间段里成长以至出生的人，不知道吴梅，不足为奇。

吴门弟子中能制曲的有一位孙为霆先生，南京六合人，后来在西安教书，霍松林先生曾从他受教。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印过一部《壶春乐府》，恐怕就更没有什么人知道了。此书三卷，卷上、卷中为散曲，卷下收《太平爨》三杂剧，曾得卢前的盛赞。这或许竟是当代人昆曲创作的尾声了。

昆剧艺术的后继无人，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民族虚无主义的一度横行，全民族的传统文化修养的急剧下降，应当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吴梅先生在《百嘉室遗嘱》中，曾专门谈到后辈的教育问题：“近日小学课程，殊不能满人意。吾意身为中国人，经书不可不读。每日课余，宜别请一师，专授经书。大约《论语》《孟子》《诗经》《礼记》《左传》，必须熟诵。既入中学后，则各史精华，亦宜摘读；或主诵《群书治要》者，容嫌卷帙多，且删节处间有乖异，不必读也。十六岁后，应略讲经史源流。”这自是治国学者的经验之谈，但在近半个世纪中，如果有谁重弹

吴梅早期作品此调，除了被扣上一顶顽固不化的帽子，决不会有别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吴梅先生对于新诗，就并不排斥。当徐志摩去世时，他曾代穆藕初作挽联：“行路本来难，况上青天，孤注全身轻一掷；作诗在通俗，雅近白傅，别裁伪体倘千秋。”评价是相当高的，他对此联也很满意，“自觉颇工”，因此记入日记。

其实，人文文化的领域是一个累积的领域，一种作品对于另一种作品，只有超越的可能，没有取代的可能。各人头上一方天，并存共荣才是理想的境界。倘若一定要将旧体文学的创作成果抹杀，才能显示出新文学的成绩，那这成绩也就实在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