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会议的结果是定下了行动计划，设立两个行动组，一个由李振英、冯运修组成，负责狙杀主要目标吴菊痴，一个由叶于良、刘永康（天津广东中学学生）组成，负责在第一组失败的情况下狙击陈辋子。孟庆时、纪采凤（贝满女中学生）、李时勉（北大学生）等负责联络和接应。李振英、冯运修都是较有经验的行动人员，而叶于良、刘永康都是第一次进行狙击行动，从这个配置可以看出暗杀的侧重点是当时在北平伪报界被称为“第一支笔”的吴菊痴，因为他的影响远远比陈辋子高。

7月7日，日伪“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庆祝会准时召开。吴菊痴作为主持，表现得十分活跃。与此同时，抗团成员也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入了中山公园社稷坛会场，但很快就发现当天日伪军警戒备十分严密，根本没有掏枪的机会，即便侥幸开枪，想要安全撤离也是十分困难的。于是抗团负责人决定临时改变计划，改在会场外下手刺杀，只令孟庆时等在会场内散发传单，而原打算在刺杀之后抛洒传单的方式也改成了悄悄在人群中散发。负责悄悄发传单的是两个女学生，即纪采凤和朱慧珍。台下的群众看到两个穿着时髦的小姑娘忽然递来抗日宣传品，大家都心照不宣，偷偷地揣了起来，没有一个人向日伪报告，台上台下两个世界。

抗团成员之一的叶于良后来回忆说：那帮汉奸在台上鼓吹什么“大日本皇军”，什么“丰功伟绩”，在这个时候冯运修就跟我说，“太可恨了，汉奸太可恨了，我们现在就给他枪毙了算了！”这时候李振英说不行，说大会上这么多人，里边汉奸也多，特务也不少，一开枪大家就全暴露了，不安全。所以我们就没有动手。

很快，庆祝会结束了，日伪要人纷纷散去。吴菊痴出了会场后上了一辆黄包车，冯运修和叶于良骑车尾随，准备寻机下手。

然而，吴菊痴没有走回新民报社的路，而是直接去了同和轩饭店。原来，这天吴菊痴和白玉霜有约，打算会后去同和轩饭店跟文艺圈的朋友小聚一聚。计划赶不上变化，冯运修他们只好先跟去饭店。负责人李振英派刘永康进饭店打探，刘永康出来后说饭店内地方小，摆设多，人多眼杂又容易误伤，并且不利于顺利撤退。于是，冯运修和叶于良等人决定在饭店门外死守。由于这些抗团成员衣着举止都很得体自然，因此并没有引发怀疑。等了大约一小时后，吴菊痴终于出来了，出门后叫了黄包车，向东南宣武门方向而去，冯运修和李振英立即骑车尾随上去。叶于良、刘永康则留在原地等待陈辋子。

行进中，李振英压低帽檐，示意冯运修上前下手，自己拔枪在后接应。于是，冯运修加快车速，紧紧尾随在吴菊痴车后。

当黄包车行到旧师大教师宿舍门前（新华门外大街）时，附近胡同中突然出来一队大户人家的送殡队伍，吹吹打打，一片嘈杂。吴菊痴的车夫为了让路停下来。此时，吴菊痴和车夫的注意力都被送殡队伍吸引了过去。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冯运修见有机可乘，遂猛蹬两下车子，靠近吴菊痴的车侧，单手持枪，对着吴菊痴的太阳穴连开两枪。因为距离近、射击精确，吴菊痴一声未吭，当即毙命。

冯运修当时使用的武器是绰号“掌心雷”的勃朗宁M1906袖珍手枪，这种枪体积小，枪长仅11.4厘米，枪内能装6发长度为1.6厘米的小子弹，威力小，射程短，通常是显要人物的护身武器，故用于战斗威力不大，但用于刺杀却因为枪声小而备受青睐。再加上有吹吹打打的送殡队伍的掩护，所以甚至就连吴菊痴前方咫尺之遥的车夫都没听到枪声，直到冯运修等人安全撤离后，才有人发现了歪倒在黄包车上的吴菊痴。之后，吴菊痴的尸身被送往市立医院检验，“经该院外科主任、日本人宫下公平检验，吴菊痴尸身头部左耳稍上部枪伤一处，左耳后耳根枪伤一处，子弹打入头部。”

冯运修射击以后没有停车，而是迅速向前骑行，按照原定计划，一路绕回到西四家中去了。李振英则迅速发出“得手”的信号，通知叶于良、刘永康等中止刺陈的行动，迅速转移。

吴菊痴之死给北平日伪方面极大的震动，但当天进行的大搜捕却一无所获，抗日杀奸团的人员已经如鱼入大海，脱身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