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伯宜于1893年冬一病不起至1895年秋冬病势日加严重，直至1896年10月12日（农历9月6日）去世，终年三十七岁，中道夭亡，根据分析主要死于肝硬化，中医称单腹胀。期间邀请中医治疗。

当时在鲁迅居住的绍兴城里，一位颇有名望的中医隔日一次为他父亲诊治水肿，维持患者生命长达两年。随着疾病的发展，加之患者依然酗酒，病情逐日加重，令人担忧。鲁迅在《父亲的病》中写道：“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利害，将要不能起床”。有一天那名医来诊，问过症状，自感江郎才尽，便极诚恳地说自己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再也无计可施，遂荐本领又胜一筹的何廉臣来高治。

这位何廉臣先生当时在医界是位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对鲁迅父亲的治疗，常常开有奇特的药引子，如同巢的蟋蟀一对、结了子的平地木十株以及经霜三年的甘蔗等。鲁迅曾不以为然，因之小视，进行过讽刺，这是后话。但从医学讲无论如何，这前两味均是治疗腹水的良药。蟋蟀利尿消肿作用明显，尤适用于体弱气虚者水肿，有攻补兼施之妙；平地木主产于华东，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的，普通都称为'佛老大”，有清热利水、活血退黄功能。如今已广泛应用于肝病临床。陈先生即何廉臣，也确是当时名医，虽治疗偏于古怪，但用药相信不会没有道理。

何廉臣在用汤药的同时，有一种特别的丸药--即败鼓皮丸。这药丸“就是用打破的鼓皮做成；水肿一名臌胀……。”从鲁迅的这些记述中，父亲得病是“臌胀”无疑。臌胀病名，中医专有，多因情志郁结，饮酒过多，或感染虫毒以及黄疸积聚而发病，现代医学肝硬化、腹腔内肿瘤、结核性腹膜炎等形成的水肿，均属于“臌胀”范围。

那种神奇的“败鼓皮丸”服用了一百余天，“有什么用呢？依然打不破水肿，父亲终于躺在床上喘气了。” 鲁迅笔下除反复写了父亲的水肿外，气喘也多次提及：“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又在另一篇题叫《自言自语》的文中说：“我的父亲躺在床上，喘着气，脸上很瘦很黄，我有点怕看他了”。儿子因父亲的病而恐惧，又无可奈何。这种气喘，概为大量腹水，使膈肌抬高致呼吸困难所致，“喘气颇长久”，是由于长期利水低钾而致的代谢性碱中毒的呼吸浅慢，属于中医的呼多吸少，肾不纳气。父亲气虚至重，连说话也觉不支，试看鲁迅对父亲的描述：“什么呢？……不要嚷……不……”他低低地说，又较急地喘着气，好一会，这才复了原状，平静下去了。“由于二、三年的病苦缠绕，父亲很想平静一下子的，但却总显得烦躁易怒，合乎肝病易怒之特点。”

末了，何廉臣先生治疗，“仍旧泰然地开了一和方，但已经置败鼓皮丸不用，药引也不很神奇了，所以只消半天药就煎好，灌下去，却从口角上回了出来。”这说明父亲的腹水病已极其顽固深重，肝病导致的脾胃失职，已不能受纳水谷，后天不养，若非紧急“实脾”无以保全。

膨胀病本是难治之症，即“风、痨、膨、膈”为内科四大症；膨胀一症，素来棘手，有谚云“神仙难医膨胀病”就是这个意思。二是即便在今天的医疗下，也将最后成为不治之症而病故。鲁迅由于对父亲的死‘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