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10-04 21:55
周祥光（1919～1963）浙江黄岩人。
周祥光，浙江黄岩人，出生于1919年，其幼年事迹不详。大学毕业后，初在国民政府内政部礼俗司，充当委任一级主任科员。时为抗战时期，随政府在重庆办公。1940年10月，张君劢先生于云南大理创设中国民族文化学院，招收大学毕业生入学，培植民族文化人才。民族学院由陈布雷先生任董事长，张君励先生自任院长。祥光认为机会难得，即辞去内政部职务，考入文化学院社会学系。
文化学院社会学系主任罗文斡，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是一位名学人。但祥光入校后，发觉对社会学没有什么兴趣，却对佛学发生偏爱，因此就跟龚云白教授研究佛学。龚云白为清末杨仁山居士入室弟子，对“华严”一系的理论深有研究，祥光乃选修龚先生的佛学课。选修佛学的学生，连他一共5人，计有中央政校毕业的周通旦，后来随梁漱溟、熊十力学习儒学；萧中旦，后来曾任军事委员会秘书；姚积光，在抗战胜利后当选四川省参议会议员。还有一位苏莹辉，江苏镇江人，曾任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组长，后研究敦煌学，著有《敦煌学》问世，后来又任南洋大学教授，现在年事已高，住在台北，于国立师范大学兼课。
祥光在文化学院时，第1学期选修的佛学课是《百法明门论》，每星期五小时，颇觉枯燥乏味，但既经选定，只得硬起头皮来研究。第2学期以后，由读《唯识三十颂》、《因明学》、《中论》、《华严经》、禅宗语录等课程，对佛学开始感觉到很有趣味。并且在课余研读《肇论》及《宗镜录》，对佛学不了解的地方，常去请教时在昆明的太虚大师，因此与太虚大师也有了师生关系。自此，便由社会科学转而研究佛学，这是他学术思想一大转变。
1942年夏，因昆明学生闹学潮，藉口朝中权贵由重庆以飞机运狗到香港而游行示威，张君劢被诬与罗隆基等有指使之嫌，被软禁于重庆南岸之汪山，“中国民族文化学院”遭受池鱼之殃，因而停办关闭。周祥光得张君劢先生资助旅费，转赴印度求学。他先入加尔各答大学，专究英文，继而转入德里大学，考入进修院之博士班、修学三年，得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一度在印度中央政府出版署任职，后来任阿拉哈巴大学教授，除在该校汉学系担任教授外，向往释迦世尊禅定之学，因而常读佛教典籍，治印度思想，由自学而豁然贯通。他为学习禅定，曾赴南印葡萄牙属地之“瓜牙印哲奥罗宾度”禅院中，闭关静修半年之久。后来他发愿弘扬中国大乘佛教。
周祥光留印十余年后，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印度通史》，于1956年出版。周祥光留学印度，其勤学好问，可与千载以上西行求法之高僧后先映辉。既成《中国佛教史》（英文本）一书，将所得于印度者，还以报告于印；又以其治印史之所得还以飨中国人士。于是大藏经中，但有西域记之地理书，而少一本印度史之历史书之缺憾，得以弥补矣。
1961年，周祥光在台湾的《人生》杂志上，撰文提出他对佛经翻译的看法。原先大陆撤退时，移民加拿大的虔诚佛教徒詹励吾居士，热烈渴望中国大乘佛经能够翻译成外文，使英语世界的人民，同受佛法的利益。因此，认为中国佛法译成外文是迫不容缓的事。他撰写了一篇文章，先发表在台湾《人生》杂志上，题目是《关于中国佛法外文翻译出版问题的讨论》。文中提出了三个有能力担当此项重任的人，一个是在美国的张澄基教授，一个是在香港的陆宽昱先生，再有一个就是在印度的周祥光博士，因为他们三人都是精通中英文及佛学的人。詹居士热切希望他们三位能够发心，把中国大乘佛经译成外文。
詹励吾居士的文章，引起祥光的共鸣。他认为把佛经译成外文，在他说并不困难，只是取材及经费不易解决。他写文章响应詹居士的提议，此文也发表在《人生》杂志上。关于经费筹措问题，他主张除向佛教人士劝募外，不妨以中国佛教会名义，向美国福特基金会、洛克斐勒基金会或亚洲基金会申请补助。如果每年申请到美金万元的补助，英译佛经之事就可以进行。他并举出一个匈牙利人的例子：这位匈牙利人在纽约旅馆中租了一间房子，挂牌号称“东方文化研究会”，请了两位在纽约的中国人，翻译一点中国佛经为英文，也替中国人所著佛学论文予以出版。这位匈牙利人即以此一标榜研究东方学术为名，向美国某某基金会申请若干补助，不但匈人自己在美生活解决，即若干中国人住于纽约者亦沾了光。可是台湾佛教领导阶层，只忙于争夺领导权。文章发表，自然是不了了之。
1955年，东初法师发起影印日本大正藏正续编，历经五年，至1960年全部完成。对此，祥光提出他的意见。他认为大藏经是中华民族光荣的遗产，亦是亚洲民族共同的精神遗产。只是这个遗产太多，教义太深，字句太难，论题太广，事迹太繁，一般人无法阅读全藏。他希望编一部《言文对照藏经萃译》。字数以30万上下为度，至多不超过50万字，以此作为藏经的核心教义。常人有此《藏经萃译》，即可推知藏经之全部内容所在，再进一步译成外文。俄国人已将《法句经》译为俄文，俄人的心灵已自唯物走向唯心，宗教必为俄人所崇拜无疑。耶稣一部简单的《圣经》，传布世界。由此可知普及佛法宏扬宗教是如何的重要。
由以上所述，可见祥光的睿智深远，心愿宏伟。他留居印度20年以上，不仅治印度思想，并沟通印度与西方哲学的思想。
周祥光对中印文化关系的研究，留下二大贡献：第一是他所著英文版的《中国禅宗发展史》，英国伦敦哈契生出版公司（The Hutchinsan Publishing Co.）曾征求将版权让给该公司在大英国属地发行，可见他的英文造诣已达到如何程度了。
第二是他从英文译成中文的《真理之光》（Satyartna Prakasha），该书系印度民族英雄杜耶难陀（Swami Dayanda）所著，于1875年以印度文（Hindi）出版，销数达数十万本，为数百万人朝夕诵读之书。杜耶难陀不满意英国统治印度，为恢复印度五千年来固有文明，揭竿而起，担当印度复国大任。周氏把这位抢救印度灭亡的民族英雄名著译成中文，实具有无限意义与感慨。
1963年夏季，他在印度以胃溃疡不治逝世。张君劢先生曾撰《悼印度亚拉哈巴大学教授周祥光君》一文吊之，刊于《狮子吼》月刊第九卷第三、四期合刊，文曰：
“天地之间，人才不易得，不易养成，尤不易有成就。呜呼！祥光！抗战之中，经艰难辛苦以求学于印度，刻苦自励，半工半读，以求自给，卒毕业于德里大学......孰料此时正为君发展长才之日，奈忽婴胃溃疡而溘然长逝。呜呼！今后欲求二十年留印，而能负起中印学术外交之使命如君者，何可再得乎？我与君在学问上互相切磋，原不敢自居为孔子与阳明，然君之造诣，确能追踪颜回与徐爱，既有天资之美，而不许其永年，能不令人痛哭流涕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