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刻在石簋、石鼓上的文字叫做石鼓文。笔划雄强而凝重，结体略呈方形，风格典丽峻奇。上述的甲骨、金文、石鼓文，秦代称之为大篆。

金文又称铭文，金文《史颂鼎》拓片大篆是西周时期普遍采用的字体。金文是铭刻在古代一切铜器上的文字，西周和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字体有些区别，出土的各种铜器上铭刻的文字并不通用，年代不同也有所变化。

籀文是古代秦国使用的文字，是小篆的前身，由于在西周晚期太史籀所编的《史籀篇》中收录，因此叫籀文。另一种说法则是说“籀”的意思是“诵读”。唐朝时出土的“石鼓文”据考证是秦襄公时所刻，和《史籀篇》中文字相同，是籀文的代表。

籀文是周朝晚期使用的文字，为显示国威，于是将原本的钟鼎文的文字，繁化而成为籀文，详见《史籀篇》。唐朝时出土的“石鼓文”据考证是周宣王打猎时所刻，推测和《史籀篇》中文字相似，是已知的最接近籀文的代表。

大篆又有籀文、籀篆、籀书、史书之称。周宣王时，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因其为籀所作，故世称“籀文”。“籀文”乃据古文而作，是在古文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故其与古文或同或异。今文散见于《说文解字》和后人收集的各种钟鼎彝器之中。其中以周宣王时所作石鼓文最为著名。小篆又名秦篆，为秦朝丞相李斯所创。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华夏，其疆域广而国事多，文书日繁，甚感原有文字繁杂，不便应用；加之，原有秦、楚、齐、燕、赵、魏、韩七国，书不同文，写法各异，亦亟待统一。乃命臣工创新体文字。于是，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就大篆省改、简化而成。

小篆又名玉筋篆，取其具有笔致遒健之意而名之。小篆较之大篆，形体笔画均已省简，而字数日增，这是应时代的要求所致。从古文到大篆，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占有重要地位。（图1为大篆对联。释文：识异求同归于好，师心自用不为贤）。

《睡虎地秦简》展现的书法美非常独到，温润、华贵、空灵，用笔干净利落，不用勾挑和牵丝，这让人联想到弘一超然物外的行楷书法。

《睡虎地秦简》是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城关睡虎地发掘的12座战国至秦代的墓葬中，编号为11的秦墓中发掘出来的。在墓中有陪葬的竹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内容以法律、行政文书、日常书写为主。此简深埋地下几千年，所载内容未传世，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貌，具有极强的真实性，许多词汇后人未见。对此简进行词汇研究，可为汉语的研究提供有益的材料。

秦王朝虽然用小篆统一了全国官方文字，但并没有消灭异体字，民间文字多姿多彩。中国文字在演进中，秦小篆上承大篆，下启汉隶，民间流行的书体属于自然演进的书体。《睡虎地秦简》的书法可以归于自然演进的秦隶一类，也可归入秦篆。从字形可以看出此简文字中有相当数量的字形在减少了盘曲之后，同小篆的写法大同小异；在笔意上略带隶书意味，此简册中文字的横画，起笔重按、收笔轻提，已初具蚕头燕尾的笔意。

国家图书馆藏有一张毛公鼎全形拓，出自清咸丰同治年间陈介祺或其门人之手，形态自然逼真，立体感强，是珍贵的全形拓作品，陈淮生旧藏，上有罗振玉大篆题端。

毛公鼎，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全器通耳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口饰重环纹一道。内壁铭文32行，共497字，是迄今所知铭文最长的青铜器。其上铭文记载周宣王在位初期，欲振兴朝政，遂命毛公处理国家大小事务，又命毛公一族担任禁卫军，保卫王家之册命，并赏赐酒食、舆服、兵器等。语词文气与《尚书》等篇相类，是反映西周晚期历史的重要史料。

自发现以来便是国之重器，受到各方势力的关注。咸丰二年(1852年)，西安古董商人苏亿年辗转购得此器，载以入京。当时，陈介祺适逢供职在京，以重资购得，悄然运回山东潍县。因恐宝器惹来祸端，一直隐匿踪迹，秘不示人。宣统年间，毛公鼎藏于陈家渐为所知，端方以权势购得。此后，凡数易主。其间美国人辛普森欲以5万美元购出国境，受到国人阻挠。民国十四年(1925年)，当时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叶恭绰秘密购得此器。抗日战争爆发后，宝器辗转于乱世，险陷日寇之手，一度南渡香港，最后复返上海，由沪上巨商陈永仁购得，并于1946年捐献给国民政府，由中央博物院保存。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毛公鼎也随之迁至台北，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散氏盘”是西周厉王时的青铜器铭，在清朝乾隆初年出土于陕西凤翔，拓本有13行，共375字。在众多的青铜器铭文中，“散氏盘”是非常突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