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和唐代的咏史诗，较多借史抒情，风格悲凉沉郁，宋代咏史诗则较多议论，富於哲理，立意新颖。

现存最早的咏史诗是东汉班固的《咏史》，西晋左思作《咏史诗》八首，开创了咏史组诗的先河。南朝萧统《文选》卷21专门收录咏史诗。

唐末胡曾开咏史之风，自此咏史诗更为流行，除胡曾外还有汪遵、周昙著名咏史诗人。

唐末诗人胡曾是历史上第一位以“咏史”名集的诗人，撰有150首七绝，编为《咏史诗》一书，每首俱以地名为题，旨在评论古今得失，以议论为主，并非偶然感兴所作，亦不在乎词藻，他的咏史诗是从唐末政治腐败、生灵涂炭的黑暗现实出发，藉历史事实来抒发自己感时纷乱、怀才不遇的苦闷心怀，关心、同情人民的痛苦的同时，又讽刺、批判统治者，寄托了渴望“中兴”的理想。学者对其咏史诗的艺术价值方面评价不一，辛文房认为其诗“擢于中等”，王夫之评为“足之议论立而无诗允矣”，《四库存目提要》则评为“兴寄颇浅，格调亦卑”，总体而言文学地位不高。但另一方面，胡曾咏史诗正因不重词藻，故显得浅易通俗、明快流畅，风格质朴平易，且忠于史实、立论公允，因此自五代至明代，胡曾的咏史诗广泛流传，为儿童读物，或与《千字文》和《蒙求》等蒙学书籍合刊。

汪遵与胡曾同时同辈，《全唐诗》中收录他的咏史诗五十九首，全属七言绝句，风格与胡曾近似。其诗绝大部份为怀古诗，表达了对历史问题的见解。寄托了对实际生活的深沉感慨。有藉历史人物遭遇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情绪，又有藉描写历史兴亡故事来警告统治者，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

唐末五代时周昙撰写《咏史诗》，共七绝203首，诗后有“讲语”，解释有关史事。周昙任职国子直讲，以《咏史诗》向后唐君主进讲。周昙咏史诗文学价值亦不高，明代胡震亨批评为“拙恶不成句”。传播亦不如胡曾咏史诗广泛。

唐至五代咏史诗还有敦煌诗歌，蒙书中以诗歌体编撰的《古贤集》全篇以八十句七言诗成篇，相似与胡曾、周昙的大型咏史组诗，此敦煌诗歌材料可结合咏史、蒙书、诗歌等，也开拓了中国文学敦煌变文研究讲史性变文（如《孟姜女变文》、《王昭君变文》、《伍子胥变文》等故事题材）的发展，采讨如何从咏史、讲史到历史演义。

宋朝时由于雕版印刷盛行，促进了包括史书在内的书籍流传，也使人易于积储历史传记于胸中，再加以取舍剪裁写成咏史诗。这时期以陈普的《咏史》组诗为代表，与前代咏史诗相较尤以“翻案”类型之咏史诗最为突出，翻案类咏史诗摆脱了过去咏史诗因循蹈袭、陈腔滥调的缺点，标榜史识超拔，以创意妙脱蹊径，具有新奇、意外、层深、自得之妙。

日本平安时代初期是汉诗文的全盛时代，当中包括咏史诗。平安时代沿习奈良时代旧制，在宫内设置大学，其中以学习《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尔雅》等课程为主的纪传道（亦称文章道）最受重视，当时的惯例是在全部讲完某种典籍后，都要以该典籍中的语句或人物为题，举办作诗的“竞宴”，此制度令咏史诗兴起。这时期的咏史诗以菅原道真的诗作为代表，有《后汉书竟宴，各咏史，得光武》、《汉书》竞宴诗三首（《汉书竞宴，咏史得司马迁》、《劝学院，汉书竟宴。咏史得叔孙通》、《文章院，汉书竟宴，各咏史，得公孙弘》）、《史记竟宴，咏史得司马相如》等。

平安末期兴起“国风运动”，包括咏史诗在内的汉诗开始逐渐衰落，至镰仓时代，镰仓幕府重武轻文，汉诗文愈加衰落。直到室町时代，汉诗才再次兴起。至江户时代后期，汉诗再次鼎盛，当中不乏咏史诗，如赖山阳就著有不少咏史诗，有不少为乐府体，贯穿了尊皇爱国思想，著有乐府咏史诗集《日本乐府》，后来成为幕末明治维新志士的精神武器。

朝鲜半岛的咏史诗始于统一新罗时期，曾入唐留学并任官的新罗人崔致远与多名唐代诗人交流，创作了不少汉诗，当中包括咏史诗，其中较有代表意义的是《熊津公山城诗》，诗人看见百济熊津（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市）公山城的旧址，想起百济与高句丽的战争及后来的罗唐战争，于是写下自己对战争的心理恐慌和担忧，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倾向。

新罗灭亡后，咏史诗于后来的高丽王朝的汉诗中依然占有一定地位，其中以李奎报、李承休的作品为代表。李奎报的二千多首汉诗中，其中五百多首为咏史诗，除以中国历史为题材外，还有以朝鲜本民族历史为题材者。李奎报生活在高丽武人政权时代，以咏史诗为依托来抒写自己报国理想，最著名的作品是以本民族历史为题材的《东明王篇》、《次韵吴东阁世文呈诰院诸学士三百韵诗》，以及以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为题材的《开元天宝咏史诗》四十三首。李承休咏史诗中的代表作品有乐府体的《帝王韵纪》。

到了朝鲜王朝，当地的咏史诗除了有乐府体及近体诗外，又产生了与中国文学相异、以本民族语言谚文写作的咏史诗。乐府体代表作品包括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诗人李福休仿效明代李东阳的《咏史乐府》而成的《海东乐府》（东国乐府）等连作形态的乐府体咏史诗。后期代表作品有柳得恭的《二十一都怀古诗》。谚文咏史诗的代表作品是郑麟趾、安止、权踶等人合著的《龙飞御天歌》。

越南自古深受汉文化影响，前黎朝时期已有汉诗创作，越南汉诗以唐律诗为主，其中咏史诗是越南唐律诗的普遍题材，自李朝开科取士以来，乡试、会试皆以诗赋取士，其中包括咏史诗。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咏史诗主要有范师孟、黎圣宗、邓鸣谦、阮攸、少治、字德、清观夫人、阮劝、阮庭沼等人的作品。范师孟为越南陈朝人，其咏史诗代表作品有《乌江项羽庙》与《和大明使余贵》诗二首。后黎朝前期人邓鸣谦著有《咏史集》。中兴黎朝时期的阮攸为越南咏史诗开创了新的特征，在咏史以抒怀、借古讽今等技法上具有异于前代诗人的个性化色彩。而阮朝的阮劝、阮伯适、黎孝廉则有不少以本民族历史为题材的咏史诗。阮劝现存咏史诗十八首，除了《咏陈后主》一首为批判外，其余皆为藉咏历史人物赞颂其慷慨的节操，其中十四首以越南历史人物为题材，最典型的为《咏朱文安》。除汉诗外，越南咏史诗还有以本民族语言喃字写作的喃字格律诗，如阮朝爱国诗人阮庭沼的《𢤜想孔子》（越南语：Chạnh Tưởng Khổng Tử）。

琉球现存的汉诗作品多为琉球国第二尚氏王朝中后期的作品，琉球士族自幼学习中国典籍，所作汉诗也常以中国历史典故为题材，琉球的咏史诗以怀古为主，较著名的作品有曾益（砂边亲云上）的《苏台怀古》，程顺则（名护亲方宠文）的《芜城怀古二首》等。

唐宋以下咏史诗众多，但佳作殊少，大多简陋单调，不足以动人。大抵因诗歌本宜于吟咏性情，咏史诗则多发议论，体裁与内容二者不甚相容，其内在矛盾使咏史诗难得佳构。

胡曾和周昙的《咏史诗》，在宋代改编作讲史话本，间接促使讲史小说的形成。

胡曾《咏史诗》成书后不久，即有人作注解，叙述相关史事的本末。周昙《咏史诗》则有作者自注史事。二书在宋代都被用作讲史的范本，并改编成话本，称作“评话”或“平话”。讲史话本如《三国志平话》、《新编五代史平话》，一概称作“平话”，“评”就是指诗评。

早期讲史话本沿袭《咏史诗》的形式，每卷开端结尾都有诗歌，诗与讲话相辅相承。讲史话本袭用胡曾和周昙的咏史诗，部份仍辗转保留在明代章回小说中。如《三国演义》引录胡曾咏史诗12首，周昙咏史诗若干篇。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说，“咏史起于班固，但只咏史事，不联系自己。”魏晋时期的左思有《咏史》八首。《世说新语·文学》记镇西将军谢尚舟行经牛渚，月夜闻客船上有人咏诗，遣人讯问，乃是袁宏在吟咏自作的《咏史》诗。到了唐代，怀古咏史诗的创作蔚然成风，出现了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卓有成就的咏史大家。

怀古咏史诗首先是诗中有历史，或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或历史遗迹。因为是诗歌，是文学作品，所以诗中的“历史”不必如史书中的“历史”那么确切。《贞一斋诗说》说，“咏史诗不必凿凿指事实，看古人名作可见。”如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都提到赤壁之战，可后人对苏东坡是否到过历史上的赤壁古战场颇多争论，其实，就诗文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而言，这种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苏东坡是在咏怀历史，而不是在记述历史。

这当然不是说怀古咏史诗可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作为一种艺术创作，诗人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叙述历史，表情达意，就需要创造出更集中、更典型的环境、形象。李商隐的咏史诗之所以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原因就在于此。

首先分析李商隐的《汉宫词》：

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

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

这是一首富有社会意义的咏史诗，诗人展开想象的翅膀，飘渺地将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编织在一起，首两句是神仙传说，入木三分地揭露汉武帝迷恋神仙的痴心妄想；三四句是历史故事，刻画汉武帝一心求仙而无心求贤的思想行径。诗人不加评议，完全用形象说话。

再如《咏史》：

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

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

这是李商隐咏史诗中的杰作之一，仅用二十八个字，借六朝纷纷代谢的史实来抒发感慨，说它是史实，因为金陵（北湖即玄武湖）确实是六朝故都，而“一片降旗百尺竿”不是某一个有史可据的场面，更不可能六个朝代王运之终都用百尺长竿挑着降旗出降，但作者这样写，无论是从“一片”的广度或是从“百尺”的高度来说，透过形象来看历史，六朝末代统治者荒淫之深、昏庸之甚、无耻之极，都是可想而知的。这就是咏史诗中的历史，是艺术化了的历史。所以在鉴赏怀古咏史诗时，既要注意了解相关的历史，又不必过分拘泥于史实，更重要的是要体味作者创造的艺术形象。

诗人创作怀古咏史的诗篇，往往不是为发古人之幽思，他们常常把史实与现实扭结在一起，或是感慨个人遭遇，或是评论社会时政。借古讽今是常见的表现手法。如金陵这座古城，东吴、西晋、宋、齐、梁、陈六朝均建都于此，这些朝代，国祚极短，在它们悲恨相续的史实中包含极深刻的历史教训，所以“金陵怀古”后来几乎成了咏史诗中的一个专题，在国运衰微之际，更成为关心政治的诗人常取的题材。

如刘禹锡的《金陵怀古》：

潮满冶诚渚，日斜征虏亭。

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诗歌前两联只点出与六朝有关的金陵名胜古迹，以暗示千古兴亡之所由。后两联则通过议论和感慨，借古讽今，提出社稷之存，在德不在险的见解，暗示当时统治者依托关中山河之险，沉溺声色之中，正步六朝灭亡的后尘，可谓意味深长。

再如温庭筠的《过陈琳墓》：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

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

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

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这首咏怀古迹的诗，表面上是凭吊古人，实际上是自抒身世遭遇之感。陈琳是建安七子之一，擅长章表书记，曾事袁绍，为袁绍起草讨伐曹操的檄文，后归曹操，曹不记前嫌，予以重用，军国书檄，多出其手。全诗贯串着诗人自己和陈琳之间的不同时代、不同际遇的对比，表现了诗人因“霸才无主”引起的生不逢时之感，咏史怀古，寄托遥深。

另有一类咏史诗，诗人对历史作冷静的理性的思考，自己并不置身其中，只用史实或就史实作出假设，表明自己的态度倾向。

如杜牧的《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这是咏叹项羽兵败，自刎乌江的诗，开头两句，就事论事，批判项羽的不能“包羞忍耻”；三四句就史实作出另样假设，表达了惋惜之意，从而表明了“男儿”应当能屈能伸，屡败不馁的道理，是颇有积极意义的。同样的题材，王安石也写了一首《题乌江亭》，却说“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他感到项羽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可见，对于同一题材，诗人们有时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反映，就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不但体现诗人不同的艺术技巧，也反映了他们不同的历史观和人生观。

怀古咏史诗的构思是不尽相同的。常见的是先即事即景，由此引发议论或抒发感慨。也有诗中史实的叙写不多，却以议论为主的。

如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五）：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侣，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这是作者瞻仰武侯祠，衷心敬慕，发而为诗。作品以激昂的笔触颂扬诸葛孔明的雄才大略，叹惋他的壮志未酬。诗中除“遗像”是咏古迹外，其余均是议论，全诗议而不空，句句含情。

还有一种则全诗只叙史实（当然不是历史书中的“史实”），不着一字评论，甚至对自家身世也不发一语。这种构思，重在塑造形象，以形象感人。

如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其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清人李子德评这首诗说：“只叙明妃，始终无一语涉议论，而意无不包。”这个评语的确说出了这首诗的艺术特色，它自始至终，全从形象落笔，不着半句抽象的议论，而“独留青冢向黄昏”、“环佩空归月夜魂”的昭君悲剧形象，却在读者心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的深刻印象。

另有一种景中寓有史实，以景衬情的构思。

如杜牧的《金谷园》：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青。

如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金谷园是西晋巨富石崇的别墅，其华丽极一时之盛，唐时已成废园，成了供人凭吊的古迹。诗歌首两句写昔日繁华今成荒芜，深含“事如春梦了无痕”（东坡语）之叹。三四句写暮日啼鸟、东风落花，从而联想到石崇宠妓绿珠效死石崇跳楼自尽的史实，对绿珠如同落花般不能自主的命运深表同情和惋惜。全诗句句写景，景中寓情，四句蝉联而下，浑然一体。刘禹锡的《金陵五题》都采用这种构思方式。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怀古咏史诗取材常是一人、一事，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则取材于与京口（现在的镇江市）有关的不同朝代不同人物的故事，其中“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与京口无关，属于诗中用典。元曲中一些以“怀古”为题的小令，又常常组合几个典故以表达思想抒发感情。

如张可久的《卖花声·怀古》：

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

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

作者选取了楚汉之战、赤壁之战、汉时边关之战三则史料，有自刎乌江的虞姬这一无辜者的个人悲剧，有战火熊熊的众生劫难，也有戍边无归的军人悲哀，用以揭示连绵的战争给百姓带来的只是灾难这一反战主题，表达作者忧国忧民而无可奈何的复杂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