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博晨光、洪业、煨莲三位燕京教授，就被聘请到哈佛分别教授哲学和历史。洪先生曾开1793年以来的远东历史等课，许多本科大学生选读。燕京大学迁成都时陈寅恪、李方桂两位教授亦由学社补助7000美元支持他们的研究工作和发表论文。 学社补助燕京大学出版：一是《燕京学报》，1927-1950每年出版两册，战时停刊，共计38册，发表学社所补助的研究教授之论文，前後由容庚及齐思和教授主编，学者如伯希和等皆特别称许。二是《哈佛燕京学社引得》，1930-1950年，由洪业教授为便利学者由浩如湮海的古籍中，获得重要资料而创设引得编纂处，洪先生主任，其后由聂崇岐接办。工作人员前后逾二十人。共出41种正刊，23种特刊，合计64种共84册包括春秋左传、大藏经、水经注等引得，八零年代在上海出版。

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eeff），1934-1956年

哈佛燕京学社由法国汉学名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原计划聘请），推荐了他的学生法籍俄裔世族叶理绥（日文名英利世夫），家族原是俄国有名的大食品东家十月革命后归化法国。Serge Elisseeff担任主任及新成立的东亚系系主任，哈佛东亚研究于是蓬勃发展。叶理绥生于1889年俄国列宁格勒世家，曾在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学语言。日俄战争时期赴日。1908-1914年从芳贺矢一、藤村作等位研究日本文学，成为东京帝国大学首位文学科西洋毕业生，十月革命后，定居法国巴黎，为伯希和门生，通日法英德语，纯熟流利，关于日本语言学、文学、戏剧、音乐、艺术的知识都很丰富；并可阅读汉语古籍，生性诙谐，在任内倡建东亚语言系，1956年由社长退休仅为教授，1957返回法国，1975年逝世。

哈佛燕京学社第二任社长：赖世和（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 1956-1963年

因父亲为赴日的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赖世和1910年生于日本。十六岁之前在日，1931年毕业于美国欧柏林学院，1932得哈佛硕士，1933-1938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在法，日，中等国研究日本语言和历史，1939以古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获得哈佛博士。他是叶理绥的学生，亦曾任东亚系教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加入美国陆军部，担任日本电讯密码解读工作，战后回哈佛任教，担任日本语言和历史课程。1961年应甘乃迪之邀，担任驻日大使，时值日本因签订美日安保条约而反美情绪高涨，他以日本研究者，日本通的身份，替战后美日关系，化解了严重危机，1963年卸任后，仍回哈佛从事研究工作，著有《日本--过去与现在》《合众国与日本》等专门著作。对推展美国亚洲研究颇有贡献。

哈佛燕京学社第三任社长：John Pelzel教授，1963年

哈佛燕京学社第四任社长：克瑞格（Albert Craig）教授

哈佛燕京学社第五任社长：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

韩南教授，1927生于新西兰，1949年新西兰大学学士，1953年伦敦大学硕士，1960年伦敦大学博士，先任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后任教史丹福大学，1968年起任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古典文学教授并兼任主任，并为哈佛大学卫特汤玛斯Victor S Thomas讲座教授著有《金瓶梅探源》，《中国短篇小说之时期、作者与结构研究》《中国白话小说》《李渔的发现》《懊悔之海：世纪之交的两本言情小说》，以及《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论集》《中国白话小说史》《百家公案考》《论肉蒲团的原刊本》。论文多种。

哈佛燕京学社第六任社长：杜维明教授，1996-至今

哈佛燕京学社现任社长杜维明教授在哈佛大学，或各大学院的学者心目中，杜维明教授的确是当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始终奉献儒学，辛勤从事讲学研究，最难得的是又能以开放的——心灵论学。他奔波全球毫不懈怠地前往台大、北大、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巴黎、东京、温哥华、斯德哥尔摩、新德里、开普敦、伊斯坦堡，丹麦等高深学院，讲授儒家哲学，并由比较宗教学、伦理学、美学的视野，来阐明儒家传统及其现代化。

杜维明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儒学第三期发展，文化中国，及现代精神的反思。1983-86年曾任哈佛大学宗教研究委员会主任。1986-89年担任哈佛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系主任，1988并荣膺美国人文科学院哲学组院士，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五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999年更荣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中国历史及哲学与儒家研究讲座教授，此教席为英语世界里第一次以“儒学研究”命名的讲座教授；2000年理海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并得汤玛士拜瑞奖，2001又获得第九届国际李退溪学会大奖；多项荣誉皆为有史以来华裔的第一遭。他于东海大学毕业后，到哈佛取得博士学位，再任教普林斯顿四年，柏克莱加大十年，1981年客座哈佛，1982年正式应邀返哈佛任教至今。

2009年至今，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任新一任社长，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首任女掌门人。

中国名人在哈佛留学研究者，据考查有：刘瑞恒、赵元任、胡适、梅光迪、陈寅恪、汤用彤、张歆海（鑫海）、楼光来、顾泰来、俞大维、吴宓、李济、唐钺、胡正祥、陈岱孙、江泽涵、杨嘉墀、张福运、梁实秋、林语堂、罗邦辉、秦汾、金岱、杨诠（杏佛）、宋子文、竺可桢、齐思和（致中）、翁独健、范存忠、黄延毓、郑德坤、林耀华、陈观胜、杨联升、周一良、严仁赓、任华、刘毓棠、冯秉铨、吴于廑、关淑庄、张培刚、高振衡、陈梁生、施于民、李惠林、全汉升、梁方仲、王念祖、王伊同、蒙思明、王钟翰、谢强、邓嗣禹、王岷源、李方桂、任叔永（鸿隽）、陈衡哲、梁思成、梁思永、洪深、钱端升、贺麟、姜立夫、张炳熹、张芝联、洪业、方治同、赵理海、胡刚复、丁文江、卫挺生、郭廷以、袁同礼、陈荣捷、殷海光、余英时、严耕望、梅祖麟、徐中约、梅仪慈、王浩、王安、贝聿铭、许倬云、汉宝德、成中英、郝延平等不胜枚举，多数曾经接受燕京学社资助，也重塑了哈佛大学的文化建构。

从1929年起至后来的三四十年代，哈佛燕京学社派遣年轻的研究生及学者赴华留学；魏鲁男（楷）（1929—1932）、毕乃德（1930—1935）、施维许（1931—1934）、顾立雅（1931—1935）、卜德（1931—1935）、费正清（1932—1933）、贾天纳（1938—1939）、饶大卫（1935—1937）、柯立夫、李约瑟、海陶玮、狄百瑞、柯睿格、戴德华（1930—1932）、西克门（1930—1935）、芮沃寿（1939—1940，1941—1947）、叶理绥、史华慈、倪维森、费维恺等曾大多接受燕京学社资助来华研究，或辅以罗兹学者或洛克菲勒基金赴华。另有赖肖尔（1935—1938）等赴日，后来都为美国汉学界颇有声名的亚洲学教授。如费正清被誉为美国中国研究之父。

燕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

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联合组成的汉学研究机构，本部设于哈佛大学，在燕京大学设北平办公处。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要从司徒雷登说起。

为解决办学经费，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任职期间，几乎每年都回美国去募钱。一次偶然机会，他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赫尔（Charl Martin Hall 1863－1914）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遗嘱申明将其中一部分作为研究中国文化之用。赫尔如此心仪中国文化，缘于年青时两个中国留学生给他留下的良好印象。故于离世之前在遗嘱中作出如上安排，并提出在美国和中国各选一所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以执行研究中国文化的计划。赫尔逝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年，数年后他的遗嘱付诸实施。司徒雷登本想争取燕大作为中方大学入选以得到这笔款项，但终因燕大刚刚成立，远不及北京大学之声名赫赫，故遗嘱执行团在美国选上了哈佛大学，在中国相中了北京大学，使司徒雷登的如意算盘落空。然而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对司徒雷登无异于天赐良机。

哈佛大学得到赫尔捐款后，开始执行汉学研究计划。1924年，哈佛大学派久住上海的美国人华尔纳去敦煌千佛洞“考古”。华尔纳到敦煌后，以70两银子“香火钱”收买庙祝，将千佛洞部分壁画连同泥皮剥下来，装运回国，引起当地人民极大愤慨。翌年，哈佛大学又派华尔纳组织了一个小型“敦煌考古队”来到中国，同时要求北京大学偕同前往敦煌“考古”。地方当局鉴于华尔纳前番的行径，对“考古队”虽客客气气，却寻找种种借口，多方限制。华尔纳之流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仅拍了一些照片带回去交差。“敦煌考古队”也宣告解散。

燕京大学的一个学生曾是华尔纳的译员，“敦煌考古队”解散后，该生返校复学。司徒雷登从其口中了解到华尔纳与北京大学合作考古失败的情形之后，大作文章。辗转将此事告之中国教育部次长秦汾，后由教育部知会外交部，以华尔纳违反国际法为由，向美国驻北京公使提出抗议。事情虽被美国政府敷衍过去，但哈佛大学觉得太丢面子，既迁怒于华尔纳，也不满意北京大学。司徒雷登趁此机会积极活动，于1926年赶回美国，以燕京大学的名义与哈佛大学协商合作研究中国文化，结果大告成功。1928年春，哈佛燕京学社于兹正式成立。

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设执行干事一人，由生于中国的美国人傅晨光首任其职。傅曾任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哲学系教授兼主任。1939年傅晨光卸任，由洪煨莲、司太雷、聂崇歧、陈观胜等先后继任，其职责是监督和分配款项用途。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沦为日寇占领区，燕京大学被迫于1942年迁往四川成都，哈佛燕京学社在成都继续活动。日本投降后，燕京大学回迁，学社亦恢复其北平办公处。新中国成立后，燕京大学于1951年春改为公立，翌年并入北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亦随之撤销，前后度过了23个春秋。

为了培养汉学人才，该社在燕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同时招收研究生，两校合作培养。哈佛大学的东方语文系研究生，预备博士论文期间多资遣来华进修，两年后回国提交论文，方授予东方学博士学位。燕京大学从192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修业两年后撰写论文，由学社北平办公处延聘专家组成面试委员会，面试通过，为“硕士待位生”，毕业时授予学位。此外尚有出国留学生，第一个派赴哈佛大学留学的是名历史系毕业生，四年后获哈佛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回国。为缩短留学生在美年限，学社规定，凡资遣哈佛大学的人员，必须在国内取得硕士学位。

购置图书资料方面。为配合研究，学社在哈佛大学建立“汉和图书馆”，专藏中、日文书籍。到四十年代末，馆藏达十万册，为汉学研究提供充足的文献保障。在燕京大学，从1928年起，学社逐年拨款购书，少则三四千，多则万余元。收藏对象主要为线装古籍，亦有部分日文和西文东方学书刊，全部入藏燕京大学图书馆。据查，燕大图书馆成立之初，藏书不过三四万册，因系教会学校，藏书以西文为主。自1928年始获学社购书款后，不断补充中国古籍，至五十年代，所藏图书（不计报刊）约四十余万册，其中四分之三是用此款购入。曾任该社北平办公处执行干事的聂崇歧回顾，当时所购图书均以实用为主，很少购入价格高昂的宋、元、明版古籍。经多年积累，实用古籍已基本敷用，才将余额略及善本，且数量有限。至于1950年花费1250万元购入明弘治本《西厢记》，乃因当年书款余额尚丰，倘若退回，则下年度书款预算必将削减，故方有上述“豪举”。

学社在书刊出版方面也是成绩卓著。哈佛大学在美国出版了《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 Studies）和专刊。从1935年开始编纂《汉英大辞典》，首先在燕京大学协助下，将《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中国韵书、字书上的字词抄在卡片上，作完运交哈佛大学；再由哈佛大学将其译成英文。哈佛大学在翻译过程中，发现中国辞书引文与原文多有出入，遂将部分卡片寄回中国，请人逐条核对。据聂崇歧回忆：“到1951年春，只《佩文韵府》一种还没有核对完”。尽管《汉英大辞典》编纂进展缓慢，杀青之日遥遥无期，而哈佛燕京学社则声名鹊起，俨然成为美国研究东方学的重心。学社在燕京大学创办并出版的《燕京学报》更是名重一时。

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最终与燕京大学一起走完了自己的历程。半个世纪过去，岁月风尘抹不去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的轨迹。设在哈佛大学的学社总部则延续至今。据悉，北京大学拟于北大百年华诞之际，召开首届国际汉学大会。在接受邀请的国际汉学研究机构和专家的名单中，“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赫然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