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主任：黄润秋教授

实验室常务副主任：许强教授

实验室副主任：冯文凯教授

实验室办公室副主任：胡伟研究员

近十余年来，实验室承担国家和省部级各类研究课题近1200项，解决了地质灾害防治与国民经济重大工程建设中的一系列理论及技术难题。科学研究领域涉及地质环境保护与地质灾害防治、水利水电开发、公路、铁路、民用航空机场建设、城市地铁及高层建筑开发等多个领域。研究成果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二等奖2项，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项，国家专利金奖1项，省部三等以上奖励近60项，累计经济效益达数十亿元。实验室出版专著、教材50余部，国内外发表论文近3000篇，获授权发明专利近50项。

2010年—2014年实验室科研获奖情况(部分摘录)

实验室依托于成都理工大学”地质工程“国家重点学科，拥有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同时有4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和10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实验室学科齐全，学科互补性、交叉性和综合性强，具有培养高层次优秀人才的综合学科优势。

本实验室所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大多已成为我国地质工程及相关领域重要的学术和技术骨干，他们中不少已经成长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重要工程建设单位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高校中”地质工程“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或学科带头人大多数具有我校研究生毕业或博士后出站的背景。可见本实验室已经成为我国地质工程、岩土工程领域，尤其是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2005—2009年期间，实验室已先后培养博士后19名，出站6人；博士研究生196名，毕业70名；硕士720名，毕业396名。总体而言，实验室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规模每年150人左右，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40人左右，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较强，特别是近五年博士生培养数量发生了较大飞跃。

本实验室的12个试验室集中了实验室的主要仪器设备，为固定和客座研究人员提供试验研究条件和保障服务。12个试验室总体技术手段和仪器设备具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先进水平，部分仪器代表了这一领域的最高水平，仪器设备总台（套）数为1907，总值为3600.4万元人民币，加上正在安装调试的大型离心机、大型多功能泥石流模拟系统和地质灾害信息管理与大规模计算平台后总值为4890.9万元，其中50万元以上的大型精密仪器设备或系统17台套。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用于地质灾害的现场勘测与监测，包括最新的彩色三维激光扫描测量系统、SIR-20地质雷达、Trimble-GPS仪和全套现场大型原位试验装置等；第二部分主要用于岩土体力学特性参数测试和物性参数分析，是试验室硬件条件的主要部分，包括在引进消化基础上开发的多功能岩石参数综合测试系统、MTS土动三轴试验系统、GDS非饱和土三轴试验系统、岩石流变仪、土体流变仪、土体大三轴仪、大型岩石高压渗透试验系统及扫描电子显微镜等大型试验装置；第三部分是用于地质灾害分析、评价及预测的数值模拟系统、物理模拟系统和“3S”技术系统。以上三大部分构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试验测试体系，为实验室的开放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条件。

实验室对仪器设备实行统一管理，特别是高端设备（50万元以上）采用试验技术人员与固定研究人员共同负责管理的模式，前者负责日常维护，后者则负责仪器功能的开发和应用技术研究，两者有机结合，保证了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转和开放运行的有效性。学校国有资产管理处为实验室的日常运转、设备更新等提供了有效的后勤保障。

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人类将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等影响人类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当今的环境问题中，地质环境问题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地质环境是人类一切生活和工程活动的必然载体和基本环境，另一方面，地质环境具有脆弱性、难以恢复性甚至不可恢复性。因此，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我国应坚持“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原则。

我国是一个地质灾害发生十分频繁且灾害损失极为严重的国家，尤其是西部山区和中东部地形地质条件复杂的地区。资料显示，我国有百万余处地质灾害点（含隐患点），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几乎遍布全国各省山地丘陵区，每年还会出现几万至十几万处新的灾害点，其活动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45%。其中，重特大地质灾害点34000余处，其中又以西南、西北地区最为严重，年年发生，年年成灾。每年由于地质灾害死亡人数近千人，直接经济损失80~100亿元，由于中断交通、摧毁生产生活设施所带来的间接损失更是难以估计。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大陆发生的一次死亡人数在30人以上、或经济损失在千万元以上，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地质灾害共计100余处，如1980年盐池河岩崩、1982年长江三峡鸡扒子滑坡、1983年甘肃洒勒山滑坡、1985年长江新滩滑坡、1989年四川华蓥山溪口滑坡、1991年云南昭通头寨沟滑坡、1994年乌江鸡冠岭崩滑、1995年三峡库区巴东新城黄土坡滑坡、1996年云南元阳老金山滑坡、1998年重庆巴南麻柳咀滑坡、2000年西藏易贡滑坡、2001年重庆武隆滑坡、2003年贵州凯里平溪特大桥滑坡、2003年四川丹巴巴底乡“美人谷”泥石流、2003年三峡库区千将坪滑坡、2004年四川宣汉天台乡特大型滑坡、2005年四川丹巴县城后山滑坡等。这些灾害的发生，不仅带来重大的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而且，也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公共安全问题，其中某些灾害的发生甚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如2000年西藏易贡滑坡形成的堰塞湖溃坝后，致使印度有30人死亡，100多人失踪，50,000人无家可归)。

我国地质灾害之所以如此突出，主要是与我国所处的极其特殊的地质环境有关。从地球动力学的角度，我国新生代以来的地质环境及其演变主要受控于晚近期以来青藏高原的快速隆升，伴随这一过程，黄河、长江、澜沧江及其主要支流，如金沙江、雅砻江等先后开始发育并强烈下切，形成我国三级台地的总体地貌格局和高原东侧横断山系的高山峡谷地貌景观。与此同时，高原周边断裂体系，如龙门山断裂、鲜水河断裂、安宁河断裂等产生强烈活动，强震沿这些断裂带频繁出现；同时也造就了高原周边区域受构造控制的局部高地应力区分布现象。在这样的动力地质环境下，伴随河谷下切，河谷岸坡产生强烈的浅表生改造，并发育了各种类型的大型浅表生时效变形破裂现象。最终导致大规模的崩塌、滑坡屡屡发生，且常常有超大型崩滑堵江断流形成堰塞湖的事件。

综合比较，我国地质灾害，尤其是重特大地质灾害具有规模大、成灾机制复杂、灾害损失大、防治难度高等特点，这些特点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典型性乃至独特性。

重大工程建设同样受到地质灾害的严重威胁和制约：上个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以西部地区大型水电工程建设为主体的“西电东送”工程，以“南水北调”为代表的跨流域调水工程，以“青藏铁路”为代表的极端环境下铁路建设工程和“国家高速铁路网建设工程”，“国家高速公路网建设工程”，以及以缩小城乡差距为目的的“小城镇建设工程”等相继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拉动了我国GDP的快速增长。但是，近十年的工程实践表明，这些工程建设无不受到地质灾害的严重制约和威胁，有的已诱发严重的地质灾害：如西南地区大型水电工程建设面临复杂地质环境条件下超高边坡稳定性、300m级高坝稳定性、大跨度地下工程稳定性及大型水体对地质环境变异的影响等问题；南水北调西线工程面临极端环境条件下深埋超长隧道地质灾害问题，青藏铁路建设面临冻土层冻融灾害问题，大城市发展面临的地面沉降和地裂缝灾害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具有世界性的难度，对我国工程建设构成严重的挑战。调查结果表明，我国西部地区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正在吞食地质灾害的恶果，重庆、贵阳、兰州、西宁，以及数以千计的城镇无时不在地受到地质灾害的危害，人类不合理工程活动造成的地质灾害已超过自然营力引发的地质灾害。统计资料表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所发生的灾难性崩滑事件70%以上都与人类活动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由此可见，人类工程活动已成为地球表层最为活跃的因素，其作用在某些方面已超过自然地质作用的强度和速度，成为影响环境的重要力量。因此，如何协调人-地关系，保障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和环境安全将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

中国政府对地质灾害的防治和地质环境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出发，从保障工程建设和生产生活活动的正常顺利进行出发，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持续加大了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力度和投入。90年代初，我国开始设立专项的地质灾害防治经费和重大地质灾害治理专项经费，实施了对三峡库区链子崖危岩体、黄腊石滑坡等一批代表性的重大地质灾害专项治理。90年代后期，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启动了“全国县（市）地质灾害调查”计划，全国性的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正式拉开序幕。该项目规划对全国受到地质灾害威胁的800余个县进行地质灾害的详情普查、危险性区划和防治预案制定，已实施了500余个，取得重大的防灾减灾效益。2003年国务院启动了三峡库区二期移民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投入资金40余亿元，对与三峡水库135m(139m)蓄水位有关的150余处地质灾害进行了治理，保证了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发电。为了保证三峡水库156m和175m的正常蓄水，国家又投入近100亿元用于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

为了加强地质环境管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和减灾防灾工作，2003年4月国土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签署协议，联合建立了地质灾害气象预警预报制度。从2003年起，每年汛期(5月~10月)联合开展全国气象地质灾害信息发布，中央电视台每天在播放完天气预报后紧接着播放全国气象地质灾害信息。此项工作也得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赞同和积极响应，湖南、浙江、河北、山西、山东、安徽、青海、湖北、四川等省相关部门陆续开展此项工作，与群测群防体系相结合，取得了显著的减灾防灾效益。

与此同时，相关的管理规定及法律法规也得到了不断健全和完善，1999年国土资源部发布了《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1999年4号令），这是我国政府部门作为行业归口管理第一次出台适用于全国的地质灾害防治管理的规范性文件；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地质灾害防治的规章《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2006年1月公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明确提出“重点研究开发地震、台风、暴雨、洪水、地质灾害等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关键技术”。在国务院〔2006〕4号文《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中，也明确提到：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高度，进一步提高对地质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责任意识和紧迫感，切实加强地质调查、矿产勘查和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等工作。

我们仍然面临地质灾害的巨大风险和强烈挑战：地质灾害，作为一个自然过程及自然过程与人类活动综合作用的产物，尽管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为查明其规律和评价预测其发生已经奋斗了近一个世纪，但是，面对地质环境的多变性，地质灾害发生机理的复杂性、时空演变的随机性和过程的突发性，人们的理论和认知水平还显得极为局限，技术手段大多情况下也显得难以为力，地质灾害的预测预报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因此，我们仍然不得不承受由此而带来的严峻挑战和巨大风险；尤其在中国西部地区，地质灾害的上述特征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人们急需在这一领域实现理论和技术方法的重大突破。

当今地球科学的最新进展为地质灾害防治创新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当今地球科学发展的总体格局是“地球系统科学”体系的建立，它为地球科学向复杂未知领域探索并取得新的发现与突破提供了可能，也为地质灾害防治领域的理论突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是当今地球科学中的“大科学”。作为地球表层动力过程的“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环境保护问题”在“地球系统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地球深部过程与人类活动强烈影响的地球表层动力系统相互作用与转化的产物，是构建“地球系统科学”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在地球系统科学的指导下，将地球深部过程与地球表层系统的发展演化相结合，站在地球系统科学“大科学”的高度上，有望建立地质灾害防治领域新的科学创新体系，并在地质灾害形成机理、成灾演化、临灾前兆识别和预测预报方面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实验室专门制定了公众开放活动管理办法，每年有两周时间向社会公众开放实验室，让公众参观、观摩和了解实验室的大型仪器设备，普及地质灾害防治的科普知识，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兴趣，提高社会公众的地质灾害防治意识。

自2009年起，实验室正式实施“公众开放周”活动，每年定期和不定期地向全社会开放两次。在2009年5月12至5月16日的第一次“公众开放周”内，实验室利用振动台模拟地震震动，用降雨模拟设备模拟降雨对滑坡的影响，用泥石流模拟装置演示天然泥石流的形成和运动过程，利用高性能计算机演示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的动态过程，吸引了社会各界近3000人次的参与和观摩，20家中央和地方电视和平面媒体、数十家网站对实验室“公众开放周”进行了宣传报道。公众开放活动不仅宣传和普及了地质灾害防治知识，也扩大了实验室的影响。为此，2009年实验室被国土资源部授予“科普教育基地”。

四川省成都市二仙桥东三路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