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化，顾名思义，以小说手法展现历史变迁，具有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在作者的笔下，巴塞罗那由一个古老、破旧、脏兮兮的落后小城变成了一个现代国际城市，发展契机便是举办了两届世博会。这符合巴塞罗那的历史轨迹。历史上，巴塞罗那的城市建设就曾经历过这样一个脱胎换骨的蝶变过程，为一些社会学者所津津乐道。但在发展的背后，在历史的细节中，有多少阵痛，有多少投机取巧，市民心理又经历了怎样的突变，却往往被忽略。《奇迹之城》所要揭开的便是发展背后的种种状态。

作者毫不客气地如此形容发展前的巴塞罗那：“就像是刚生下一大窝幼崽的雌性稀有动物，它失血过多，精疲力竭地躺下了，并且，再也不能生育了。裂口里流淌着臭烘烘的脓液；街道上，住宅里，散发出令人恶心人的气味。居民们疲惫而悲观。”可谓尴尬而丑陋，毫无生机。但就是这样一个几近腐烂的城市，却依然有着一股渴望摆脱贫穷的企图和韧劲，每一个人都像鹰隼一样贪婪地伺机而动，并且冷酷无情、不择手段，寻找着发财走运的途径，无论是小说里面的革命者、地痞流氓、黑社会组织，还是政府官员、普通市民，都有着这样的心态，所以当世博会决定在巴塞罗那举行时，大家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上蹿下跳，浑身解数。小说把它归纳为巴塞罗那城市精神——既有阴暗、冷酷、贪婪，充满企图心的一面，又有标新立异，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内在宽容。

城市精神总是通过人体现出来的，小说塑造了一个努力从社会底层往上挣扎奋进的男人形象——奥诺夫雷.波乌维拉，犹如《高老头》里的拉斯蒂涅，《红与黑》中的于连等人物一样，怀揣梦想来到大城市，渴望出人头地，却逐渐被残酷的现实生活挤压，逐渐失去原有的纯真，变成一个道德沦丧的投机者。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这是一个相对成熟的主题。奥诺夫雷.波乌维拉来到巴塞罗那时，一度以为自己来到了大城市，便可以更好地生活，结果现实是想找份糊口的体力活都没法实现。后来在房东女儿的帮助下，靠发革命传单，总算生存了下来。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当地一黑社会组织，凭借八面玲珑的手腕，和出色心计，渐渐崭露头角，而后通过除掉竞争对手，玩弄商业把戏赚得足够多的钱，和设法娶得堂温贝特的女儿，从而开始挤入政坛，最后成为一个富可敌国的超级富翁，在国内可谓呼风唤雨。

对于这个人物，德华多.门多萨说：“这个人物精力充沛，性情暴烈，果敢刚毅，充满奇思妙想，奇异古怪，流氓成性，我正是利用这么个人物的阴暗和冷酷无情的方方面面比任何人都更好的体现了我想表现的巴塞罗那精神。”你会发现，巴塞罗那城和奥诺夫雷.波乌维拉简直一个德性，穷出身，满城的失业者和流浪者；在金钱势力支配下，不忌道德沦丧和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聪明绝顶，整人伎俩烂熟于胸，从这个角度上说，他就是巴塞罗那人的化身，代表了巴塞罗那的城市精神。

中国的城市文学，长久以来，评论家们一直在批评和期待，什么时候真能出现城市文学的优秀作品，德华多.门多萨的《奇迹之城》值得借鉴。

张鸿声教授以城市文学研究见长，学术专著《都市文化与中国现代都市小说》是中国国内较早出版的城市文学研究专著之一。随后，张鸿声一直试图突破传统的研究范式。专著《孤独与融入——中国新文学中的文化精神》将主要力量放在对城市文学的研究上，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将对海派文学的研究与中国30年代上海城市大众文化结合起来，从这一角度考察海派文学的特征；二是从中国城市的乡土形态看取其对海派文学的影响；三是从中国现代工业文化的角度，进行对现代城市文学的论析。从乡土文化、工业文化和大众文化进入现代城市文学的研究，可以见出张鸿声在这方面不断尝试突破的努力。

从张鸿声颇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来看，其研究不仅出现了新的变化，而且逐渐形成某种成熟路径。博士论文《文学中的上海想像》不仅是对百年来关于上海文学的整体研究，同时也试图改变城市文学研究的范式与方法。

张鸿声认为，传统的城市文学研究成就巨大，但不足之处在于：第一，在研究对象上，多数研究将城市文学看做独立的文学形态。这使某些虽属于城市题材但又不是典型城市文学的大量文本长期处于研究的空缺位置。第二，在方法上，他认为，传统的城市文学研究采用“反映论”模式，大都以题材为限定，并以坚定的社会学、历史学理论为基础，它忽略了在叙述城市时，城市意识与城市知识往往不等于城市客观经验。中国现代最典型的城市文学并不是写实的，反而以注重对城市心理感觉的现代主义创作居多。

基于上述情况，张鸿声认为，传统的城市文学研究，强调的是城市之于作家的经验性，而忽视了文学的“文本性”。城市文学之于城市，绝非只有“反映”、“再现”一种单纯的关系，而可能是一种超出经验与“写实”的复杂互动关联。何况，城市经验之于作家，也是千差万别。因此，城市的历史与形态和城市文学文本之间构成了极其复杂的非对应关系，这一切，可能会以对城市的不同表述体现出来。而城市叙述也绝不以城市题材为限，它可以存在于各种题材之中。所以，鉴于城市文学研究自身逐渐以“城市性表述”涵盖了“文学再现城市”，从概念上来说，“文学中的城市”要比“城市文学”能够揭示更多城市对文学的作用与两者的复杂关联。后者立足于城市题材与形态自身，揭示城市文学的发生、发展、流变过程以及其内在构成规律，基本上属于传统的文学研究或文学史研究；而前者并不局限于城市题材与城市文学形态，它更关心城市所造成于人的城市知识，带来的对城市的不同叙述，以印证于某一阶段、某一地域的精神诉求。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它更接近文化研究。

张鸿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文本中，经验与想像两者共存，那么，文学中的城市（如上海）究竟是经验中的，还是被想像意义所赋予的。如果假定也有后者，那么，它为什么被赋予意义，被赋予什么样的意义，又是怎样被赋予意义的?他认为，文学中的上海，并不完全来自于经验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被赋予意义的城市，也即“文本上海”。在20世纪，它表现为一种现代性意义的堆积，甚至表现出某种现代性修辞策略，并主要被表达为国家意义与工业化意义，以此构成了“文学中的上海”强大的，也是被夸大了的现代性身份。此间的主要原因在于，上海，作为中国的首位城市，导致了人们对上海现代性夸大想像的叙述。其中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海派文学对于中国乡土也进行“城市想像”。对上海现代性的夸大表现的动机，源于世界主义背景下整体的对“中国现代性与中国现代化”这一民族“想像的共同体”的向往。也就是说，上海充当了民族国家建构中有关国家与现代化意义的最大载体。这里，张鸿声虽然使用了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理论，但是又看到了现代城市文学在现代性表述中的中国本土性。他以“公共领域”为例指出，人们在认识上海现代性意义的同时，将上海等城市现代性夸大了。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把中国近代的绅商社会夸大为西方式的“公共领域”。由以上的思考，张鸿声提出了对于城市文学研究的一个变化，即由“城市文学”向“文学中的城市”研究的转型，由反映论式的城市文学研究转向注重城市意义表述的研究，并对其作了详细阐释。

张鸿声的其他论文也可视为这种方法的具体实践。指出，左翼的城市知识其实就是国家知识，城市叙述扩大为国家意义的表现，其个体的城市经验几乎不存在。《子夜》对上海的叙述是茅盾对于国家问题的表达，城市构成了茅盾以上海表述中国国家性质的基础；他认为早期海派以“去历史”、“去东方”、“去乡土”的想像性表现，实现对上海的西方想像。海派的乡土想像或者将乡土虚拟化，或将乡土外化于上海，只有张爱玲将乡土内容视为上海自身逻辑。他认为解放后对上海理解中有“血统论”与“断裂论”两种因素，上海被作为社会主义的公共性意义表述，而各种与国家生活无关的城市其他形态与特性则被排除，城市现代性被高度集中于国家工业化方面。在工业题材中，上海被高度抽象为公共的工业逻辑，体现了推广意义上的国家意义。这种观点在学界基本上是较新的看法。当然，张鸿声也注意到“文学中的城市”、“城市想像”研究范式对于文学阐释的有限性，强调要克服新的中心性思维。他认为：“文学中的城市”研究必须注意到对象的完整性，而不能遗忘大多数研究对象。对20世纪“文学中的城市”的研究，必须包括晚清和左翼文学，也应包括50－70年代的文学。同时他还指出，“文学中的城市”研究只能作为对城市与文学关系的一个方面的揭示，与以往的城市文学研究并不是替代关系，而是相互借鉴，相互补充。我们看到，张鸿声的城市文学研究不仅新锐，而且已经相当成熟。

根据研究对象存在的文化空间进行划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中心和主导地位的是乡土文学（包括田园文学以及部分山水隐逸文学），这并不仅仅以作品数量多寡为衡量标准，更因为古代作家群体具有相当自觉的乡土意识，价值取向上普遍将自然以及能够体现自然之道的山水田园风物、田园生活作为审美对象，在其观照视域中，城市更多地充当着“他者”的角色，以乡村为本位反观城市的视角与方式，既构成了古代城市文学独特的话语表达形式，也赋予了城市文学不在“中心”的历史地位。正因如此，城市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往往成为抒情和叙事的“背景”，相关材料比较杂散，城市文学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发掘和利用，特色缺乏总结提炼，被推崇为精品的文本不多，故难以在文坛上与乡土文学争辉。

与此相对应，当代学者一直对古代田园文学和山水文学保持着浓厚的研究兴趣，在自觉的研究意识指导下，逐步建构起完整而科学的研究系统。相比之下，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平有待提高。古代城市文学的研究价值并不与其历史地位构成正比关系，事实上中国古代作家群体因与城市的不解之缘，而成为城市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尽管由于农业文化传统所铸就的“乡土情结”的作用，“叶落归根”，“富贵而归故乡”被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视为理想的人生归宿，城市只不过是个体生命中的驿站，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城市的观照与书写。无论匆匆的过客抑或成功的进入者，城市总会在留下他们足迹的同时，向他们心灵世界投射自身的光和影，城市之于文人作家的重要性不仅仅因为标志另一种外部生活环境或另一种生活方式，更在于它参与了个体的人格建构，并成功地转化为艺术创作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城市与其创作的关系，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古代作家的生存状况与历史遭际。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生长于农业文明的港湾里，社会个体成员毫无例外地具有“农村”背景，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向往和欣赏城市生活，纷纷离开农村，选择新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显然具有“告别过去”的文化意味。“告别”虽未构成解构和颠覆，并且从未真正“告别”，但毕竟表现出对一种后起文化方式的认同趋向。人类在改造自然、建设城市的实践活动的同时，也以渐进的方式不断改变着自身，研究古代城市文学，无疑可以更加清楚地勾勒出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足迹，赋予古代文学研究以当代意义。此外，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具有互补、互动关系，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内部构成，同样不能缺少城市文学研究这一重要环节。

建构古代城市文学系统研究框架，首先必须厘定城市文学概念，明确城市文学特质。中国古代城市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兼备政治统治、文化整合、经济推动三重功能，尤以政治功能最为突出和重要，虽然它与西方近现代城市以乡村为对立面，以脱离自然、悖离传统为崛起前提完全不同，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仍然逐渐具备了区别于乡村的鲜明特质，例如以人与人、人与物为主要关系结构，崇尚创造力量，淡化无为意识，张扬世俗精神。

系统多层次、多侧面的结构特点，要求研究者必须对城市文学的存在形态给予其时态观照，根据对象的构成状况确立不同的研究切入点。参照古代乡土文学研究的模式，可以按照文本体裁的不同，对历代散文、辞赋、诗歌、小说、戏曲进行分体研究，深入考察作为“外形式”的体裁是如何规定与影响作家的观照角度和言说方式的，其中京都大赋、都市赞歌、市井小说、地方戏曲无疑应为研究重点。同时，也可以针对文本表现对象的不同，进行诸如“商贾文学”、“妓女文学”、“仕宦文学”、“都市游侠文学”等中观层面的专题研究，着眼于对象的社会身份，探讨不同阶层市民的生存状态及其精神世界在文学中的表现及其意义，突出城市文学独特的文化风貌。此外，还可以根据文学接受对象与传播范围的不同，建立士大夫文学与市民文学的二元研究模式，其目的在于从宏观上把握城市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趣味方面所存在的内部差异，揭示城市文学内在构成的异质性。

建构城市文学研究体系，重要的一环是对城市文学发展状况作历时性把握，展开文学史写作。就本质而言，文学史写作是对相关文学文本、文学现象、文学事件的叙事和阐释，既具还原历史的史学价值，同时又带有明显的阐释学性质。写作者一方面必须对大量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进行甄别筛选，分门别类之后进行纵向的排列组合，通过客观细致的描述清晰地凸现城市文学的发展历史；另一方面还需要在认真解读文本、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对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提炼，作出具有学理性的阐释，充分揭示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与审美特征，对城市文学的创作成就与历史地位给予准确的评价，从而完成意义指认与价值评判任务。

无论分类研究抑或文学史写作，不可避免要涉及城市文学创作主体的研究问题。古代城市文学创作队伍构成具有多元化倾向，创作主体家庭出身、生活环境、思想意识、文化教养诸多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文本价值取向的分殊，以及作品审美趣味的雅俗之分和艺术成就的高下之别，因此，只有充分了解作家队伍的构成状况，紧扣每一位作家生存背景中的城市遭际，深入剖析主体的思想意识和心灵体验，才能够真正获得解读文本的密码。同样，城市文学史的写作也离不开创作主体心路历程的展示，而作家审美意识的嬗变往往与城市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史的勾勒实质上就是将人在历史中的不断显现联结起来，如果不了解作家队伍的发展演变情况，就难以写出完整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