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6-12 16:40
增韫，字子固，蒙古镶黄旗人，满清最后一任浙江巡抚。附生出身，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任奉天府尹，旋署湖北按察使，调直隶按察使，历官直隶布政使等。1908年擢浙江巡抚。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11月4日，新军敢死队攻入巡抚衙门，逮捕增韫。因他与督汤寿潜有交情，汤做都督后，释放了他。后再未担任过实职。袁世凯称帝前，网罗了一批清朝遗老到北京担任参政院参政，增韫也在其中。袁垮台后，增韫回到东北，当过哈尔滨佛教会会长，组织过慈善会，后来在哈尔滨终老。
盛京将军增祺收编办 “保险队”维持地方治安的张作霖，使张的地方武装转型成了“正规军”。时任新民府知府增韫受命具体承办收编事宜。张的队伍冠名“新民府巡警前营马队”，增韫成为张作霖的直接领导。任内，张作霖协助增韫镇压土匪、维持治安。1905年4月，增韫被破格提升为奉天府府尹，品级从四品提升到二品。张作霖继续为恩人增韫卖命效力，增韫也在新的职位上提携关照着张作霖。
9月，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鲁迅成了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员。但好景不长，三个月后，增韫为控制这所学校，整治学校师生的“反满”、“进步”风气，派一个叫夏震武的老学究去当学堂负责人。夏震武迂腐到家，到校任职后，要求全体师生穿礼服祭拜孔子，大谈“廉耻教育”，辱骂革命新党，弄得师生大哗。鲁迅与全体教员愤然罢教，并提出辞呈，以示决绝。夏震武软硬兼施无济于事之下，宣布学校提前放假，结果遭到全校师生和社会舆论的一致反对。学生拟出夏震武“九大罪状”，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师范学堂的罢教罢课风潮迅速波及杭州各个学校。1910年1月，增韫终于在舆论的压力下，撤销了夏震武的职务，并将收缴的教员聘书一一奉还，鲁迅等人又恢复了工作。
十年后，已是教育部公务员的鲁迅，回忆起那段罢教经历，讽刺到：“十年前的夏震武是个木瓜，增韫早已垮台了，不过这一仗，总算打胜了。”
“鉴湖女侠”秋瑾是辛亥革命先烈，1907年7月因为组织武装起义事泄而被清政府杀害于浙江绍兴，两位好友把她的遗骨埋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实现了秋瑾生前“埋骨西泠”的心愿。
此墓建成后不久，一个叫常徽的御史来到杭州巡游西湖，偶然发现了秋瑾墓。常徽心想，“乱党头目”的灵柩怎能安葬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御史的职责就是受朝廷委派给地方挑毛病，常徽抓住这个把柄不放，回到北京就上奏一本。浙江巡抚增韫接到的皇帝旨意就是：查办，铲平秋瑾墓。
增韫不愿意将事情做绝。他知道，如果平坟，自己良心会受到谴责，而不平坟，又无法向上级交差。
一时拿捏不准的增韫给权臣张之洞写信，请老上级为自己出个点子。张之洞不愧为老谋深算，给增韫回信只写了十个字：墓可平，碑可铲，人可不拿。增韫立即会意，他暗地里派人联系原先的同事、时任黑龙江提法使的秋瑾堂叔秋桐豫。此时，秋瑾的亲哥哥秋誉章正躲藏在秋桐豫家中，增韫的做法就是不声不响地通知秋家来迁坟。
秋誉章弄清了增韫的意图之后，匆匆从黑龙江赶回杭州。按照增韫事先设计好的程序，秋誉章先以秋瑾家属的名义给增韫提交了一份自行迁葬秋瑾尸棺到绍兴埋葬的请示报告，上面的日期故意写得早于朝廷平坟命令下达的时间。
增韫再装模作样地批复同意，就这样像演戏一样履行了迁坟手续，给外界制造出家属提前就已经迁坟的假象。为避免夜长梦多，增韫嘱咐秋誉章当天就雇人挖开秋瑾坟墓，起出灵柩，连夜运往绍兴。待秋瑾灵柩一迁走，增韫马上带领下属官员和差役，到西泠桥畔把秋瑾墓全部铲平，而后就向朝廷奏报了平坟经过，算是完成了朝廷交办的任务。
是增韫用心良苦的暗中保护，才使秋瑾的灵柩得以保存下来，后来几经辗转，直到1913年秋瑾殉难六周年时，在当时政府的支持下，秋瑾的遗骨才重新安葬在西湖的西泠桥畔。
保护秋瑾灵柩，无疑是增韫在自己权限范围内力所能及做的一件善事，然而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增韫也只能是做了好事不留名。不但如此，增韫还因此遭到革命党人的痛恨，背负骂名数十年，一份史料中甚至这样写道：“增韫丧心病狂地捣毁了西湖岸边的秋瑾墓。 ”可见，增韫因为给“鉴湖女侠”迁坟的问题，被人错怪得不浅。直到解放后，当年和秋瑾一起从事革命活动的革命党人徐双韵撰写了回忆文章《记秋瑾》，记载了增韫暗中保护秋瑾灵柩的经过，一段历史隐秘至此才被揭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敢死队进攻巡抚衙门，往里投掷炸弹，清军纷纷溃散。增韫逃到衙门内的马棚里，躲在马槽中，上覆杂草，试图逃脱。但很快就被起义官兵搜查出来。就这样，增韫被活捉了。
增韫的好人缘救了自己的命。被搜捕后，革命党人的想法是处决他。增韫本人也是万念俱灰，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正在这时，曾任浙江官办铁路负责人的汤寿潜被革命党人推举为浙江都督，他站出来为增韫说话：“不能因为增韫是浙江巡抚就杀掉他，毕竟他还有支持进步言论的行为，在任期间也比较清廉，并无大恶。”汤寿潜是浙江著名士绅，在当地很有威望，据说他理直气壮地和革命党人谈条件：“推举我当浙江都督可以，但是你们必须‘不伤民，不杀增’！”此话果然很有分量，增韫得以绝处逢生，被革命党人释放。汤寿潜也真是朋友做到底，还送给增韫五百块大洋作路费，派人把他护送到上海。
此后的增韫再也没有担任过实职。袁世凯称帝前，网罗了一批清朝遗老到北京担任参政院参政，增韫也在其中。
袁世凯垮台后，增韫回到东北，当过哈尔滨佛教会会长，组织过慈善会，1931年8月还给《哈尔滨新报》题写过匾额，后来在哈尔滨终老。
张作霖没有忘记恩人增韫。张学良晚年回忆说：“我父亲对增韫从来礼敬之。”张作霖曾多次派人联系增韫，想邀请老上级重新出山任职，都被增韫以年老体迈为由婉言谢绝，厌倦了宦海风云的增韫只想安度晚年。
人生往往在一念之差中改变。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和增韫素有交情的浙江省谘议局（相当于省议会）副议长沈钧儒劝说增韫倒戈反清，增韫对沈先生说，考虑考虑再说。
几天后，就发生了蒋介石等人举行暴动的事件。辛亥革命改变了沈钧儒的命运，让他走上了民主革命之路，沈钧儒是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爱国民主人士，解放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民盟中央主席。若是增韫能听从沈钧儒建议当机立断，也许出任“民国”第一任浙江都督的就不是汤寿潜而是增韫。那样的话，增韫和老部下张作霖一南一北，在而后的几年里还可以遥相呼应。然而，历史终究不能假设。
增韫到浙江任职后，昔日在新民府的结拜兄弟陈衍庶想辞官经商，来到杭州投奔增韫，1909年创办了浙江省华商大益公司。这个靠增韫发财的陈衍庶，就是近现代史上知名人物陈独秀的叔叔，也是张作霖的义父。
增韫所在的巡抚衙门遭到革命军进攻时，女佣张奶妈带着一个11岁的小女孩机智地从后门逃出，幸免被革命军捕获。这个寄居在巡抚衙门里的小女孩并不是增韫的亲戚，而是张奶妈的养女，后来跟着张奶妈流落到上海。1915年11月，就在“小凤仙”离开增韫家里之后，她因为帮助名将蔡锷摆脱袁世凯的监控而声名大噪，谱写了英雄美人的传奇佳话。后来，这段故事被拍摄成电影《知音》。然而谁又能想到，“小凤仙”的童年曾经在张作霖恩人增韫的府邸里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