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五年（1520年）十月，夏言升任兵科给事中，以直言为己任。嘉靖初年（1522年），上疏请求革除正德朝的弊政。在明世宗授意下，查革官员旗役冒滥，裁汰了三千二百人。上书陈述九条意见，朝野得以肃清。同年，奉命清查庄田，把被侵吞的民产如数归还百姓，并提出限制皇庄扩张的措施。嘉靖二年（1522年）闰四月，他升任兵科右给事中。夏言担任谏官期间，先后弹劾过尚书王琼、王宪贿赂交结内侍的行径，以及宦官赵灵、建昌侯张延龄贪赃枉法的行为，解救过被逮捕的永平知府郭九皋。明世宗曾让生母慈孝献皇后婢女的弟弟世袭锦衣卫千户，夏言据理力争，认为不妥。这些奏章里的言语大多耿直，被世人传诵。

嘉靖三年（1524年）五月，夏言因母亲匡氏病逝，回乡丁忧。十月，请求豁免军籍，得到准许。

嘉靖七年（1528年）五月，夏言结束丁忧，仍补兵科右给事中，随后升礼科左给事中、兵科都给事中。闰十月，奉旨去青羊山查勘平叛功罪。嘉靖八年（1529年）二月，还朝复命。同年十二月，调任吏科都给事中。

嘉靖九年（1530年）二月，世宗想把天和地分开祭祀。夏言得到明世宗授意，不顾群臣反对，上书附和。明世宗将反对得最激烈的霍韬下狱，褒赞了夏言，命他督建天坛和地坛。夏言自此受到明世宗宠眷。

四月，延绥发生饥荒，夏言推荐佥都御史李如圭任巡抚。事后，夏言被提名接任佥都御史。御史熊爵说，夏言就是为了自己能晋升，才推荐李如圭的。世宗斥责了熊爵，但夏言还是推辞了这一任命。

当时，张璁位极人臣，只有夏言不肯居其下风。张璁嫉妒夏言得宠，夏言也记恨张璁提拔彭泽而不提拔自己，二人从此有了嫌隙。嘉靖九年（1530年）七月，夏言上书弹劾张璁及吏部尚书方献夫。世宗从中调解。但夏言与张璁、方献夫、霍韬的矛盾依然存在。

十月，世宗提拔夏言为侍读学士，负责纂修郊祭之礼，并在御前讲解经史，同时仍旧兼任吏科都给事中。此外，夏言还帮世宗重新制定了先祖的祭祀礼仪。

嘉靖十年（1531年）三月，夏言升任少詹事兼翰林学士，掌管院事，仍为世宗讲解经史。眉清目秀，胡须修美，口齿洪亮，不说方言。每次讲课，世宗都想要重用他。于是张璁更加忌恨夏言。七月上旬，行人司司正薛侃上书，称“世宗无子，应该立宗室子弟为皇储，以备不测”。世宗大怒，命法司追究幕后主使，张璁趁机联合彭泽、汪鋐诬陷夏言是主谋。由于薛侃、夏言都否认这种说法，世宗下令廷讯。真相水落石出后，世宗罢免了张璁，释放了夏言。

嘉靖十年（1531年）七月下旬，四郊祭坛竣工，夏言升任礼部左侍郎，仍旧掌管翰林院事务。九月，他接替李时任礼部尚书。夏言从谏官开始，不到一年就做到了六卿之一的尚书，是史无前例的。

夏言既凭借聪颖过人得到圣眷，又能礼贤下士来获得朝臣的支持，联合他们一起对抗张璁。嘉靖十年（1531年）十二月，御史喻希礼、石金为大礼议中的罪臣说情。世宗大怒，想要惩治他们。夏言为二人求情。他的举动虽然没有打动世宗，却为自己博得了赞誉。夏言做礼部尚书时，帮助世宗制定礼乐，内阁大臣李时、翟銮几乎没有参与。此外，夏言能够迅速撰写奏章或应诏创作青词，常常唱和世宗的诗作，且善于迎合世宗在政事上的观点，因此很受宠信。世宗赐给他一枚银章，作为密封上书的凭据，并称赞他“学问博大，才识优裕”，给予他丰厚的赏赐。

当时，张璁、方献夫相继成为内阁首辅，都忌惮夏言。不久，二人致仕。而霍韬仍在与夏言争斗。嘉靖十五年（1536年）七月，应天府尹刘淑相被人陷害下狱。刘淑相因自己和夏言的亲戚费完不睦，怀疑是夏言在陷害他，便上书控诉夏言。而夏言则怀疑是霍韬在暗中主使这件事。于是夏言、霍韬相互指责，最后霍韬被降俸一级。夏言由此更加傲慢，请旨将与自己不和的郎中张元孝、李遂都贬官。皇子朱载壡出生时，世宗厚赏了夏言，先后加封他为太子太保、少傅和太子太傅。闰十二月，夏言兼任武英殿大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

嘉靖十七年（1538年）四月，夏言随世宗拜谒皇陵，归途中他的厨中起火，火势蔓延到武定侯郭勋、李时的帐篷。夏言没有独自揽下罪责，因而被世宗责备。当时，夏言总揽朝政大权，首辅李时、阁臣顾鼎臣都不敢和他相争。同年冬，李时逝世，夏言接替其为内阁首辅。

嘉靖十八年（1539年）正月，夏言因进献祭祀皇天上帝的册表，晋封为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明代以来，不曾有加拜上柱国的大臣，这个名号是夏言自拟的。

郭勋得到世宗宠信，偕同严嵩和夏言争宠。嘉靖十八年（1539年）三月，夏言与严嵩随从世宗到承天南巡。世宗拜谒显陵以后，严嵩坚持请求让百官上表祝贺，夏言则提议等回京以后再上贺表。世宗赞同了严嵩的意见，从此渐渐不喜欢夏言。

嘉靖十八年（1539年）五月，世宗巡幸大峪山，夏言前去伴驾时迟到了。世宗大怒，斥责夏言怠慢无礼，批评他上机密奏疏时不使用御赐的银章，并追索此前发给夏言的手谕。夏言惶恐地上书认罪，恳求不要追索银章和手谕，言辞很哀伤。世宗余怒未消，怀疑他把手谕毁坏了，命令礼部催讨，并剥夺他少师的勋位，让他以少保、尚书、大学士的身份致仕。于是，夏言把四百多份手谕并银章一并缴上。几天后，世宗怒气消了，准许夏言复职办公。夏言上书感谢，疏中称自己“一心做孤臣，才被众人怨恨”，结果再次被责备。

嘉靖十八年（1539年）六月，雷电击坏了奉天殿。世宗召见夏言及顾鼎臣，而夏言迟到了，被世宗训斥了一番。过后，世宗归还了之前追讨出来的银章和墨宝。

嘉靖十八年（1539年）十一月，河间、江淮崇明一带相继传来捷报。世宗恢复了夏言少师、太子太师的官衔，升他为吏部尚书和华盖殿大学士，让他兼领大学士俸禄。

嘉靖十九年（1540年）春，翟銮第二次入阁，对夏言十分恭谨。四月，九庙发生火灾，夏言在病假中奉诏自陈乞罢，没有被批准。八月，昭圣太后逝世。夏言在回答太子丧服礼制时，奏疏里有错字，被世宗严厉批评。于是夏言认错，同时请求回乡治病。世宗大怒，第二次命令他致仕。夏言惶恐之下，进呈了十四篇有关边境防务的策论，并在九月初九离京前前往西苑磕头谢恩。当时，夏言撰写的青词等文章最符合世宗的心意，而另一位阁臣翟銮并非世宗急着要用的人。于是世宗谅解了夏言，让他回私宅养病。

郭勋与夏言不和，结交霍韬一同对抗夏言。嘉靖十九年（1540年）四月起，郭勋接连被言官弹劾。世宗准许他申辩，郭勋却不肯认错，触怒了世宗。这时，夏言的知己、给事中高时揭发了十几件郭勋贪赃枉法的罪行。九月十二日，世宗把郭勋关进了诏狱。

嘉靖十九年（1540年）十月，顾鼎臣、霍韬相继去世。于是，世宗恢复了夏言少傅、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的官职，让他等病愈入阁办事。虽然夏言还在病假中，但内阁的事务多由他裁定。郭勋的案件，就是按他的授意办理的。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春，夏言任一品官满九年，世宗褒赞、赏赐他，恢复了他的全部官阶，在礼部为他举办宴会。这个时候，世宗虽然优待、礼遇夏言，对他的宠信已经不如当初了。

慈庆、慈宁两宫夫人去世后，郭勋曾经请求把其中一个给太子居住。夏言认为不合适，符合世宗的心意。到了这时，夏言又改变了主意，令世宗不快。郭勋下狱后，世宗曾下令释放他，夏言却又假传圣旨说不需要遵从这条敕令，且千方百计罗织郭勋的罪名，令世宗怀疑之前言官也是受到他的指使才弹劾郭勋。夏言与宦官高忠交好。此前，高忠曾代夏言进玉器祝寿；这年，夏言又将世宗关于兴建大享殿不需要写敕令文稿的话泄露给了高忠。因为这两件事，世宗认定他们互相勾结。此外，夏言还僭制在西苑乘轿。次日，世宗让到西苑值班的大臣用香叶巾束发，用皮绵做鞋子，夏言又认为这不是礼制规定的大臣服装，不肯接受。另外，世宗不上朝时，夏言就不去内阁，而是在家办公。世宗积累了这几桩不满，想要罢他的官。因而严嵩得到了排挤他的机会。

严嵩和夏言都是江西人。夏言入内阁时，推荐严嵩接替自己担任礼部尚书，把他当作门客来对待。严嵩表面上对夏言恭敬，暗中却怀恨在心。夏言失宠后，严嵩一边用谄言媚语逢迎世宗，一边与陶仲文合谋中伤、取代夏言的方法。夏言得知此事，便指使御史多次弹劾严嵩，世宗却不听。严嵩则向世宗哭诉夏言凌辱自己的情状，并揭发夏言的过错。世宗果然被激怒。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六月，世宗写敕书给礼部，历数夏言的罪过。夏言惶恐不安，上书认错，并乞求告老还乡。八天后的七月初一，恰好发生日食，世宗认为这是下级欺慢上级的征兆，便下令将夏言革职闲住，并承认自己的三种过失，布告天下。当天，御史乔佑、给事中沈良才等人上书弹劾夏言，并因之前言官未能纠察夏言的行为，请求将自己罢职。于是世宗贬谪、降职了十三个言官，其中高时因曾弹劾郭勋，单单被重贬到遥远的边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八月，严嵩取代夏言，步入内阁。

夏言久居高位，生活奢侈，交游广泛。罢官之后，很久没有被起复，地方官待他也稍稍冷淡了。夏言心里闷闷不乐。每当元旦和世宗生日，他都会上表称贺，自称“草土臣”。世宗也渐渐怜悯他，恢复了他尚书、大学士的官衔。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九月，世宗微微觉察到严嵩的贪婪和放纵，就召夏言回朝。十二月，夏言抵京后，世宗恢复了他的少师等全部官职，也加封严嵩为少师，像是与夏言并重的样子。夏言一回来，就凌驾在严嵩之上，批示公文一概不征求严嵩的意见，并大肆罢斥、放逐严嵩提拔任用的人。严嵩不敢直接与他作对，但对他恨之入骨。当时的士大夫正怨恨严嵩的贪婪狠毒，认为夏言能压制严嵩，因此深感痛快。然而夏言重回相位后，一心排除异己，被他罢官、治罪的多达十余人，其中包括唐龙、王暐、王用宾、何鳌等，而这些处罚不尽公允。因此朝中的士大夫开始畏惧夏言。

主词条：河套之议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十二月，陕西总督曾铣请求出兵收复河套。夏言性格慷慨激昂，有志于建功立业，便支持此事。夏言继室的父亲苏纲与曾铣交好，极力向夏言称赞他。夏言认为依靠曾铣此事能成，就秘密推荐他，认为大臣中间没有比他更忠诚的了。世宗因为他的这句话，怀疑夏言徇私不忠。因此世宗虽然肯定了曾铣的壮勇，但要求他明年只备防御。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五月，曾铣出塞袭击河套地区的蒙古部族，取得了胜利。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六月，曾铣第二次上疏请求收复河套，奏疏中提到了当地军费、将才、武器、士卒、训练度无一不缺。世宗据此认为出兵复套并非上策。到了七月，曾铣再提复套事宜，预算高昂。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世宗下令诸将官讨论复套事宜。十一月，世宗因群臣一致同意复套，态度转变了。他再三夸奖曾铣，命兵部详细地讨论复套方案。曾铣受到鼓舞，更加坚决地出兵作战。十二月十四日，咸宁侯仇鸾因被曾铣弹劾，被世宗下令逮捕。然而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正月上旬，因兵部之议未能回答后勤来源、胜利把握等关键问题，世宗又重新坚定了不宜复套的看法。于是他下诏书责备群臣，语气很严厉。

当时，严嵩正在伺机扳倒夏言。夏言对世宗身边的小宦官盛气凌人，严嵩却礼遇并贿赂他们，所以这些宦官总是在世宗面前称赞严嵩、贬低夏言。夏言进献的青词往往不合世宗的心意，严嵩就越发认真地撰写青词。到了这个时候，严嵩揣测世宗的心意，就力主河套不可能收复，并称夏言对国事出力甚多，而自己丝毫没有参与，请求将自己罢免。夏言非常害怕，谢罪认错，辩称严嵩此前并未表示反对。世宗批评夏言胁迫君主和群臣。于是严嵩得以直言夏言独断专权，夏言也极力辩解。然而世宗已被严嵩的诬告蒙住，难以消除怒气。他停止了一切关于收复河套的讨论，让夏言以尚书的身份致仕，削夺了他的其他官职。

最初，世宗没有杀夏言的意图。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正月下旬，夏言陛辞，登船离京。有流言蜚语传入宫中，说夏言临走时埋怨、诬蔑世宗。五日后，严嵩又代仇鸾起草上书，弹劾曾铣战败不报、贪墨军饷，并托苏纲行贿夏言来隐瞒罪行。世宗下令逮捕曾铣、苏纲，命锦衣卫查证战败不报、贪墨军饷的事宜。三月，在进行审讯后，锦衣卫都督陆炳上报说仇鸾的弹劾都属实。于是世宗令苏纲到边远地区充军，并派锦衣卫逮捕夏言。不久司法部门拟定了曾铣的罪名，称没有合适的罪名概括他犯的罪，请求类比守边将帅失守城寨的罪名将他斩首。世宗说曾铣犯的罪非同寻常，下旨重拟。于是司法部门说，曾铣适用于串通内阁官员的罪名。世宗同意了。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四月，夏言被逮，抵达通州，听说曾铣的罪名，大惊失色。他上书诉说自己的冤屈，历数严嵩伙同京山侯崔元诬害自己的七大奸谋，并通过时间线论证了所谓仇鸾的奏疏是严嵩伪造的。此外，夏言还揭发了严嵩贪赃枉法的罪行，指斥他言行不一、奸诈弄权、心怀不轨，希望世宗能保全自己的性命。但世宗收到他的辩疏后，并未醒悟。案件已定，刑部尚书喻茂坚、左都御史屠侨等当他将被处死时，援引高官能吏可以被减免刑罚的条款，请求免除夏言的死刑。明世宗不愿听，批评、处罚了喻茂坚等人。

嘉靖二十七年十月二日（1548年11月1日），夏言在西市被斩首，时年六十七岁。他的妻子苏氏流放广西，侄儿夏克承、侄孙夏朝庆都被削职为民。

隆庆元年（1567年），新即位的明穆宗对夏言予以昭雪，复官吏部尚书，赦免他被流放的家人。隆庆四年（1570年），经夏言家人上书申请，穆宗下诏尽复其故官，并赐祭葬，追谥“文愍”。

集权首辅

主词条：明朝内阁制度

明朝自仁宗、宣宗朝后，阁权渐重。到了夏言当政之时，内阁建制最终完备起来。

明世宗继位伊始，夏言便上疏请明世宗时常召内阁大臣相与议论裁决。即使君王有自己的主意，也必须要和内阁商议后才能实行。嘉靖十八年（1539年），夏言成为内阁首辅，务张阁权，军国重事皆亲自取裁，次辅就像他的下属一样，言官都听从他的命令，形成一套以夏言为首的集权系统。此时的内阁已经等同于中书省，首辅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

打击宦权

夏言大力打击宦官势力。他限制司礼监的权力，提出“内阁专一拟旨，司礼监专一进奏”。他查革冒功荫职在锦衣卫的宦官亲属，反对宦官过多干预司法，打击皇庄管庄太监，取缔了矿场镇守太监，并罢免了不合格的留都守备太监。

杜绝壅蔽

世宗即位，夏言上奏《请遵祖训以端政本疏》，提出君主必须广耳目、不偏听，杜壅蔽而通达下情，以防蒙主窃权，刑赏失当。夏言还重视言官在朝廷大政、整肃朝纪方面的作用。对于给事中的选拔，他认为他们不仅要满足司马光所言“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的要求，还应当敢于直谏、勇于担当。

整顿吏治

明朝中期，吏治败坏，贪腐之风盛行。夏言力图反腐倡廉、杜绝请托、严惩奸党，希望以此达到政治清明的目的。在嘉靖二年（1523年），他提出对于贪官不应仅仅罢官了事，还应进行经济处罚，并在贪官的家乡大加宣扬，以示耻辱。

除了贪官，还有一些庸官也在尸位素餐。为此，夏言主张实行严格的官员考核选拔制度。在实际政务活动中考察官员，罢免不称职的官吏。在他的建议下，朝廷恢复了孝宗朝“吏部和兵部每个季度制作两京大臣及在外文武官员的履历表，并进呈皇帝”的旧例。

查革冒滥

正德年间，冒功滥封现象非常严重，不仅使朝廷纲纪败坏，而且使国家仓储空虚、边备废弛。嘉靖初年（1522年），夏言上《重明诏惩奸党以隆新政疏》，奉旨查革冒滥。最终，他查革五府、锦衣卫等亲军卫所冒滥旗校共三万一千八百余名，岁省粮储数十万；加上查革的冒滥工匠人役、杂流人员，共十四万八千七百名，岁减槽粮百五十万二千余石。十几年过后，明世宗问大学士李时太仓库所储，李时回答说：“可支数年，由陛下初年诏书裁革冗员所致。”查革冒滥给朝廷开支节省带来明显效果。

巩固边防

明朝中期，兵备废弛。士兵大都是老弱病残或是市井无赖，军官则都是世袭产生的、不熟悉军事的纨绔子弟。夏言针对这一严峻现实，提出了“慎选将臣，充实宣府、大同、榆林等地边防军的粮食储备，加强对战马的管理，罢黜军中冒滥人员”这四大主张。此后，夏言还上了关于御边十四策的《备虏事宜疏》。

招抚叛军

在对待各地叛乱的问题上，夏言总体主张剿抚兼施、侧重招抚的策略。

嘉靖七年（1528年）七月，青羊山起义爆发。十月，起义被镇压后，朝廷派夏言去处理善后事宜。夏言首先详细地调查了诸将功罪，刑赏公允。其次，他赦免了投降的义军将士。夏言认为，山中居民多是良民，只因官府处理不当才激成大乱。经过夏言的努力。世宗发布了《钦有贴文》，对于除陈卿以外的所有义军“不复追究”。夏言请求世宗赈济青羊山这一饱受兵灾之苦的地区，同时设立县治，发展生产，以便让百姓安居乐业。

嘉靖十二年（1533年），大同兵变。世宗紧急调兵平乱，却未能攻克大同。时任礼部尚书的夏言说服世宗停止攻城，仅罪“首恶”。不久，夏言又力排众议，建议派遣大员前往大同，以便调查功罪、安抚军民、赈济穷困。世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命礼部侍郎黄绾执行此事，从而较妥善地处理了大同兵变。

清查庄田

正统以来，诸王、勋戚和太监以各种名义扩建皇庄，侵占民田，并向佃农征收每亩五分、七分乃至二钱的高额银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嘉靖初年（1522年），夏言奉旨查勘顺天等八府的各项庄田，总计查得皇庄二十九万九百一十九顷二十八亩，退还了正统至成化、弘治、正德各朝侵占的民地共二万二百二十九顷二十八亩，缓解了社会矛盾。他在查勘庄田过程中，还提出了彻底罢除皇庄和限制勋戚田土的主张，可惜未被采纳。

限制官商

夏言提出革除那些假借“皇店”“皇盐”之名牟利的官商，让他们全部在户部登记，接受管理。他还建议宫中的日常用度不再从官商处购买，而是由户部提供。

发展农业

夏言提请明世宗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首位。嘉靖九年（1530年），他请求世宗把后宫附属的庄田改为“亲蚕厂”和“公桑园”，并通过皇帝亲自耕种、后妃亲自养蚕的仪式，劝勉百姓发展农业生产。

奏议典礼

嘉靖九年（1530年），夏言上疏援引《周礼》和明太祖即位之初的诏书称，应当冬至在南郊的圜丘坛祭天，夏至在北郊的方泽祭地，有力支持了明世宗天地分祭的主张，得到了世宗的嘉许。

发展教育

夏言任礼部尚书时，致力于发展教育。主要有以下四条措施：（1）增加边远地区的科举名额，在当地增设儒学，促进了边远省份的文化发展。（2）提高提学官的地位。（3）完善选拔生员的标准，端正文体、整肃学风。（4）加强国子监的校纪监管，整顿逃课、作弊、拉帮结派、早退等问题；并对尚未袭职管事的公侯子孙进行义务教育。

打压佛教

嘉靖十五年（1536年），世宗想废弃宫中的大善佛殿。夏言请求把里面的佛像及佛骨、佛头、佛牙全部在郊外填埋，以杜绝百姓迷信佛教的现象。世宗认为仅仅是填埋还不足以打压佛教，于是夏言又提议把这些全部烧毁，世宗同意了。于是，在夏言的主持下，总共有一百六十九座金银佛像，以及一万三千余斤金函、银函中贮藏的佛头、佛牙等在大街上被焚毁。

夏言在对外事务上始终态度强硬，并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结果却不尽人意。

日本

嘉靖二年（1523年），浙江宁波发生了争贡之役。夏言认为，市舶司的开放和沿海兵备的废弛是动乱发生的原因。他提请朝廷考虑是否应当结束和日本的贸易，并要求沿海严饬防范、积极备战。明朝政府采纳了他的意见，废除福建、浙江市舶司，仅留广东市舶司一处。这一事件导致明朝与日本的正常贸易途径断绝。

西域

嘉靖年间，西域部落众多、国力强盛，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等地称王的有一百五十多人。这些国王看重和明朝互市的利益，纷纷到明朝来进行朝贡贸易。嘉靖二年（1523年），夏言认为长此以往，会虚耗明朝的财力，增加驿站人员的负担，因此提议只承认一个西域国王，禁止其他“国王”过来入贡。明世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并斥责那些没有经过明朝的分封就擅自称王的人。但这条政令出台后形同虚设。西域诸国仗着自己兵强马壮，都不听从，仍像以前一样遣使贸易，甚者犯边扰民，一直到万历年间都是如此。

安南

嘉靖十一年（1532年）起，安南和明朝在广西多次发生领土纠纷。嘉靖十五年（1536年），夏言以安南多年不来进贡、且莫朝篡位为由，力主讨伐它。于是世宗命毛伯温等整军待发。此后数年，莫登庸多次恳求投降，而世宗在招抚和出兵之间犹豫不决，先后四次转变态度。而群臣也未就此事达成一致意见。世宗因此发怒说：“征讨安南的事，本是夏言一人的提议，你们都附和赞同；现在却又在背地里嘲笑朕听信夏言，言辞懈怠。”群臣惶恐，于是折中称可以先发兵，如果莫登庸投降就不予追究。世宗终于满意。

嘉靖十九年（1540年），毛伯温率军至南宁，和平接受了投降，收取了安南国的地图、户籍，还有安南所归还的钦州四峒地区。世宗大喜，改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但允许当地自治。当时钦州知州林希元力主驻军占领安南，但夏言认为无需穷兵黩武，于是撤回了明军。

蒙古

夏言对蒙古采取严防死守、主动出击的策略。明蒙贸易于弘治年间中断，夏言任内阁首辅期间，俺答四次求贡，都被拒绝。明廷希望通过断绝贡市对蒙古进行经济制裁，达到削弱蒙古的目的，并防止其借互市之便侵扰边境。但由于明朝国力已经衰落，制裁的效果适得其反。蒙古以互市不成为由，多次大举进犯。在这样的局势下，为了抵御入侵，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起，河套之议被提上日程。夏言不顾明世宗的消极态度和财政困难，坚持收复河套的战略，加上严嵩的谗言，最终不幸身首异处。

诗

夏言的诗歌多达一千六百多首，整体上体现为“秀峻”的风格。

从创作阶段上看，夏言的早期诗作朴实无华，多用口语，有民歌的特色。仕宦游历期间，他的诗歌中表现出了对民情的体察，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如他在《安乡道中观妇人插田》中写道：“南村北村竞栽禾，新妇小姑兼阿婆，青裙束腰白裹首，手掷新秧如掷梭；打鼓不停歌不息，似比男儿更普力。自古男耕和女织，怜尔一身勤两役。吁嗟乎！长安多少闺中人，十指不动金满身。”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中期，夏言的诗作有了明显的雕琢之痕，并朝着诗风秀峻的方向努力。随着他平步青云、位极人臣，馆阁体作品和应制诗也大量涌现。革职闲住期间，他的诗歌以游赏题材居多，交织着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仕与隐、进与退的矛盾，已然形成了自己秀丽清新、庄重峻雅的独特诗风。晚年，夏言在入狱后仍有近八十首诗作，表现了从希冀、思乡到绝望的心境转变，最后以民歌形式完成了自己的绝笔。

从诗坛流派上看，夏言的诗歌创作尚未完全脱离台阁体的习气，承茶陵派而来，兼受当时前七子复古派的影响。从文学主张上来看，夏言有意追求复古。他推崇李白、杜甫和孟浩然的唐诗，重视诗歌格调的高远和情感的豪迈；不喜言理的宋诗；又仿作汉魏古体诗歌，所作五言古诗具有高古、有韵味、质而不俚的特点，所作乐府民歌则体现出清新明丽的风格。王世贞曾经这样评价：“他诗如武库矛戈，种种出间，殊少利器，又如夏候鼎，古意荡然。”从艺术手法上看，夏言的诗歌工于格律、习惯对仗，喜欢使用叠词与数字，有大量叠韵唱和之作。从情感的表达上来讲，他擅用比兴，并不平铺直叙。这些都构成了夏言诗歌的特色。

词

夏言现存词作三百六十八首，类型多样。其中占主要部分的是唱和词，涉及民生、边塞、论学、友情、应酬等主题；此外还有应制词、咏怀咏物词和追和词等。他在豪放词和婉约词方面均有建树，既是稼轩风尚的倡导者，也能创作出清新隽永的作品。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评价夏言的词作说：“我明以词名家者……夏文愍公谨最号雄爽，比之辛稼轩，觉少精思。”尽管夏言的词“其豪不在骨而在皮”，但他的部分豪放词作感情真率质朴，对当时盛行靡靡之音的词坛起到了扭转风气的作用。

散曲

夏言以曲知名，被时人称为“曲子相公”。他专作南曲，今存现存小令二十八首，套数七篇。他的散曲大多表达乐隐乐闲的心境，偶而也流露出郁闷之意。其风格“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疏放自然，颇有天真之趣。

文章

夏言的文章较少感怀之作，多为应制和奏疏之类，故可称之为“宏整”。王世贞评价他的文章“如登小丘，展足见平野，然是疏议耳”。

夏言因为才华出众做了首辅，天下的人都看重他的书法。他书写的碑文和经文，都像拱璧一样优美。他的楷书、行书都很遒美，但肥过而滞、老过而稚；而署书尤为可观。

《明世宗实录》：言豪迈有俊才，纵横辩博。初在谏垣以言事受上知，比赞更郊礼，遂荷特眷。上性聪察，不喜臣下雷同，言知其旨。方张孚敬用事时，人无敢抵牾者，言故每事与之嚣竞，上以为不党，因厚遇之，竟至大用。然其人才有余而识不足，凭宠傲肆威福，自由无所忌惮，上寖不能堪，稍稍以微旨裁之。言不为惧。久之，上益厌，屡加叱啐麾斥，来去无复待辅臣礼。言亦不以为耻，本年再入政府，一意修恩怨，人皆侧目而视。及为嵩所诬构，遂致身首异处。天下虽以此恶嵩，而亦以言为不学不知道，足以自杀其躯而已。

《明史》：①言豪迈有俊才，纵横辨博，人莫能屈。既受特眷，揣帝意不欲臣下党比，遂日与诸议礼贵人抗。帝以为不党，遇益厚，然卒为严嵩所挤。言死，嵩祸及天下，久乃多惜言者。②言所奏定典礼，亦多可采。而志骄气溢，卒为嵩所挤。究观诸人立身本末与所言是非，固两不相掩云。

严嵩：公方为霖为砺，摅尧舜君民之志，匹休古名臣之业，以赞翊我圣天子中兴之盛治。所谓马周之奏疏、苏轼之文章，盖不足为公道矣。

何乔远：①不见费宏，不知相大；不见夏言，不知相尊。②嘉靖中年以后相者，夏贵溪、严分宜两人。贵溪始为给事，赫然见才，誓不奔走权贵间，至分宜亦挹挹有送，岂不皆君子哉。不保其身同，及于祸患生，以主宠为巳，私物也。贵溪峻而渐于不逊，分宜卑而沦于不忠，上怒下愤所繇来矣。

沈德符：至嘉靖间，夏言以少詹事与张孚敬互讦，下狱赦出，未几拜相，后三逐三召还，再下狱即死西市。本朝二百余年，宰相蒙殊眷又罹极法者，惟夏一人而已。

黄道周：自古宰相，生值明时，无大故而伏斧鑕者，唯汉刘屈氂及先朝夏言耳。汉武帝决意空汉南，心疑丞相坠北伐之师，故一旦破法而戮屈氂。世宗决意弃河套，心疑开衅挠玄修之事，故一旦破法而诛夏言。

谷应泰：①桂洲胎祸于香冠，分宜追思乎召鹤。②独惜世宗自负非常，而明杀辅臣，始于夏言；明杀谏官，始于继盛。

纪昀：言初以才器受知世宗，而柄用之后，志骄气溢，傲愎自专，卒以致败，其事业殊无可称。特学问淹博，於故事夙所留意。又值世宗锐意改制之时，故於一朝典礼，多所酌定。如南北郊分祀、更定文庙祀典及大禘礼仪、立先蚕坛之类，悉言所赞成。迨帝擢掌礼部，益力举其职。前后奏牍，亦多有可采。

夏燮：言强直自遂，初与嵩共事，辄遇事裁抑之，世多称言。及大用后，颇修恩怨，物议遂不悉协。及嵩挤言至死，专权黩贿，祸及天下，久乃多惜言者。

蔡东藩：①世宗与夏言，皆以好刚失之，世宗惟好刚故，几罹弑逆之变，夏言惟好刚故，屡遭构陷之冤，独严嵩阴柔险诈，象恭滔天，世宗不能烛其恶，夏言反欲凌以威，此皆为柔术所牢笼，堕其术中而不之悟，无惑乎为所播弄也。②复套之议，曾铣创之于先，夏言赞之于后，固筹边之胜算也...世宗初从铣议，后入嵩言，杀道济而自坏长城，死得臣而遂亡晋毒，一误再误，何其昏愦若此？

夏言十五岁时，父亲夏鼎进士及第，同榜进士有孟春、季春和周鼎。当时李东阳是主考官，设宴招待宾客，即兴出了一道上联：“孟仲季春惟少仲。”众人不能对答。惟有夏言当即对出了下联：“夏商周鼎独无商。”这一对答在京师盛传，被世人认为是天然奇对。

夏言做了很久首辅，家底殷厚。他兴修豪华的园林，养了许多奴婢、妾侍和歌姬，像王公一样精选服装、马车和食物。按照旧例，朝廷每天给阁臣准备酒食。夏言家底丰厚奢侈，不吃朝廷提供的伙食，自带美酒珍馐，都用镂金的器皿盛装。严嵩和他做了两年同事，每天和他相对吃饭，自己吃朝廷提供的伙食，非常简陋。夏言一勺都不分给他。

严嵩做了礼部尚书，几次办酒席邀请夏言做客，夏言都不同意。有时，夏言先是同意了，到了约定的时间又推辞不去，使得严嵩征集的珍奇美食，如红羊、貔狸、消熊、栈鹿之类，都化为乌有。某日在直房，快下班了，严嵩才敢开口相邀。次辅翟銮也帮忙说情，夏言才说：“某日，我离开内阁，就会去你家拜访，不回家了。”到了约定的那天，翟銮先到了严嵩家，在西朝房休息等待；夏言却又回了自己家，在姬妾的房间里睡觉。到了傍晚，他才去严嵩家入座。刚喝了三勺酒、一勺汤，沾了沾唇，他就突然站起来，傲然长揖，命下人准备舆轿离开。翟銮也不敢落后，跟着他走了。三人竟没有交谈一句话。严嵩非常记恨这件事。他对徐阶说：“我这辈子被夏言羞辱的次数多到数不清，而其中最不堪忍受的就是这两件。”

夏言罢还后三年，明世宗想要起复他。一日，世宗在几案上书写“公谨”二字。“公谨”，就是夏言的字。左右侍从猜到了世宗的心意，就留下了这两个字没有擦去。世宗再次路过几案时笑而不语。左右侍从将此事偷偷报告给了严嵩。严嵩虽然憎恨夏言，此时也不得不逢迎上意说：“从前的辅臣夏言可以被起用。”于是夏言被召还。

相传夏言临刑前一晚，世宗在宫中几次起身观测三台星，星宿都灿烂没有异常。于是世宗用朱笔传旨行刑，拥着被子睡下了。旨意刚刚传出，乌云四合，大雨如注，西市积水足有三尺。京城中的人为此说：“可怜夏桂州，晴乾不肯走，直待雨淋头。”

夏言传世的作品很多，包括《桂洲先生奏议》21卷、《桂洲奏议》14卷、《郊祀奏议》2卷、《南宫奏稿》5卷、《桂洲诗集》24卷、《赐闲堂稿》10卷、《桂洲先生文集》50卷、《夏桂洲先生文集》18卷、《应制集》4卷、《桂州集》6卷、《桂洲词》1卷和《桂翁词》7卷（含《鸥园新曲》）。《皇明经世文编》亦辑录有《夏文愍公文集》。

主词条：夏言墓

夏言墓位于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秦峰镇五石村的莲花山，1984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嘉靖以来首辅传·卷三》

《名山藏·卷七十二》

《明史·卷一百九十六·列传第八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