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梅勒”这一形象完全是对60年代美国时代特性的真实写照和隐喻：一个反叛的、混乱的、矛盾的、阶层分裂、理智丧失的时代，一个混合着激进主义、存在主义、和平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时代，一个充溢着典型的嬉皮士精神的时代，这就是“梅勒”形象的启示。

“赌场外婆”

她是“一位常到教堂礼拜的信徒，橙黄的头发，燃烧似耀眼这会儿正在独臂强盗机前低声吟唱，皮夹子已打开，正在把半美元的筹码往狭槽里塞。”当越南烧伤的孩子被放在病床上，推进了赌场时，这位外婆很冷漠，继续进行她的赌博游戏，并且说道：“我中了，我中了，事儿真多，我中了！”“赌场外婆”集合了美国社会中对越战伤亡生命漠视的人群的特点，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典型性。

《夜幕下的大军》主题思想：反极权。

一、伦理危机下的反战游行

越南战争现已成为美国人永久的创伤记忆，然而在1967年，当时的战局僵持不下、前景未卜，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充满矛盾和分歧。以总统约翰逊为首的鹰派人士坚持多米诺骨牌效应，认为“越南战争是一场丑恶、讨厌，有时甚至可耻的战争，也许是美国经历过的最不愉快的战争，然而却是必须进行的战争”，目的在于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并稳固基督教世界的民主秩序。可是，战争负担的加剧和美军伤亡的增大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战争的可怕，纷纷加入反战阵营，并最终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向五角大楼进军的反越战游行。梅勒作为这次游行的参与者和报道者，以独特而敏锐的眼光发现，越战并非萧墙之外的政治灾难，而是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伦理危机的结果，具体体现在美国政府的道德堕落、主流媒体的道德无为和小城镇人的伦理蒙昧三方面。反越战游行目的地是作为美国政府标志的五角大楼。

极权主义将人视为物性的存在，在政治上主张个体对政府的绝对服从，压制个人的自由表达权利和道德反思能力。美国政府已经沦为公司——技术王国的统治机器，在追求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过程中，完全以工具理性为引导，无视道德的考量。在五角大楼背后，隐藏着对利润和金钱无止境的追求，“没有任何地方像五角大楼那样，集聚了那么多钞票”，它策划的所有军事行动都在为公司——技术王国的经济利益服务，因此，它成为“白人心脏中贪婪、吝啬、沉默的瓣膜，公司王国吃喝拉撒的工具”，是一个“自命不凡、对外封闭、道德上盲目”的机构。

越南战争是“一场媒体广泛介入的战争”，然而在美国政府的严格操控下，主流媒体成为当局的传声筒，未能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美国媒体对政府的配合以及对“威胁论”的宣传是越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梅勒看来，主流媒体丧失独立地位所带来的最大灾难就是面对战争罪恶和政府失误的道德无为，尤其体现在电视媒体的洗脑作用。20世纪60年代，电视已在美国得到普及，并以其直观性和形象性给观众带来巨大的视觉冲击。电视里的新闻也因此被认为是客观事实。梅勒指出，电视是现代技术控制人类思维的又一次胜利，加重了极权主义社会状态。

极权主义的社会状态造就了不少美国民众的伦理蒙昧，梅勒将之称为“小城镇精神”。“小城镇人”顺从五角大楼的军事政策，使自身沦为技术——公司王国的巨大链条中微不足道的一环。对技术和物质的崇拜使他们醉心于个人利益，不去进行道德反思，丧失了内在的伦理意识。

美国民众的道德失衡成为越南战争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也是梅勒在伦理危机中看到的最可怕的现实：人完全成为工具性的存在，失去了作为人性根本的道德情感，导致自身的异化。与小城镇人自我封闭、无动于衷的存在样态不同，游行者则不满于美国的极权主义社会状态，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去影响美国政府的战争决策，从而最终改变社会的不合理性。游行者充满个性的存在方式使他们与整齐划一的主流思想格格不入，成为美国的持异见者和非主流群体。因此，他们对美国政府的批评以及对美国社会弊端的揭露，带有社会批判和文化反叛的性质。游行者的文化反叛来自于他们的道德共识：越南战争是罪恶的，所以必须结束。战争的血腥使游行者从伦理蒙昧中惊醒，他们意识到，美国军队屠杀无辜越南民众的事实证明五角大楼发动战争的理由是欺骗性的。战争并非是为了越南人民的自由，而是为了巩固美国的霸权，扩大公司——技术王国的领土。向五角大楼进军的反越战游行显示出游行者与五角大楼在道德上的截然对立，一面是五角大楼无视道德的战争政策；另一面是游行者对血腥战争的道德反思。游行者的反战示威是对美国社会存在的伦理危机的直接反应，在他们的游行背后存在着深刻的伦理取向。

游行者的文化反叛不仅仅是对五角大楼的政治抗议，根本而言，是对战争伦理的纠正，是一场回归美国传统伦理的道德寻根之旅。

《夜幕下的大军》写作技法的小说化表现

梅勒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以真人真事、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使《夜幕下的大军》成为具有强烈纪实风格的小说。梅勒在作品中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他一同体验反越战游行事件。梅勒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新闻写作笔法，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创作出具有独特风格的新闻作品。

1、采用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

《夜幕下的大军》共分两卷，第一卷：作为小说的历史，五角大楼的台阶；第二卷：作为历史的小说五角大楼之战。

对这两个副标题的分析，通常采取的方法是将小说的第一部分设置为具有一种历史本质的、以小说的形式为表现的文本。而第二部分则是首先确认其作为小说的存在，在这种存在上，覆盖着充满历史意识的叙述外表。

第一卷《作为小说的历史》中，作者以时间场景的变化作为四部分的标题，分别是“星期四夜晚”“星期五下午”“星期六的行动”“星期六夜晚和星期天全天” 。不仅仅是单纯为了强调传统意义上时间发生的时间顺序而做此设计，而是一种超出作者能力之外的客观的时间度量和包含了作者主观选择意义的“场景”的结合。梅勒虽然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但在叙述中采用现实主义文学的手法，突出场景的描写。如恩巴萨德影剧院游行开幕式演讲动员会、教堂前的集会、司法部门前交回征兵卡仪式、林肯纪念堂前各地游行群众大会合、五角大楼停车场中与士兵警察的斗争，最后对监狱和法庭的描述，把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进行详细报道，使其更真实、更形象，再现了报道客体更深层次的面貌。

只看第一卷的标题，它就包含了一种编年史的貌似客观的叙事与间接表露出的作者所具有的主导性地位的叙事的糅合。如果这种糅合与第一卷的历史的本质是一致的，那么在第二卷《作为历史的小说》中所具有的明显的修辞色彩与第二卷作为小说的本质也是相符的。例如“一个新的比喻”“具有象征意义的探索”“美学观点形成”等等，具有修辞色彩的词汇无一例外地突出了第二卷所具有的本质上的个体性, 即这是一段个体体验的历史。作者丝毫不隐瞒自己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并在标题中加以直接的表露，这样就从结构形式上证明了《夜幕下的大军》的小说本质。

2、写实和虚构结合

混淆历史与小说的界限梅勒在小说的第一卷中是作为历史学家用小说的艺术手法写历史，第二卷则作为小说家以历史的方法写小说。但是梅勒指出，所有人都会继续把第一卷说成小说，而把第二卷说成历史。这似乎达到了梅勒本身的意图，混淆历史与小说的界限。

（1）小说的线索。第一卷《作为小说的历史》自始至终都以主人公的活动为线索展开。其第一部分主要包括发生在星期四夜晚的系列事件：梅勒接到一个电话邀请, 参加了一个自由派的晚餐，在华盛顿的一家影院发表演说。第二部分的主要事件是发生在星期五下午的在司法大楼前的交回征兵卡的活动。而第三部分关于星期六的行动则是围绕向五角大楼进军一事而展开的。从梅勒接到邀请，参加示威到最后被捕入狱，小说第一卷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个人的历史。正如作者在第一卷末尾谈到本书创作时说：“他随即撰写进军五角大楼的历史，但写来写去还是成了他个人这四天的历史” 。梅勒原来想写以事件为中心的一段与多数人有关的历史，历史的中心发生了偏移，以一个人为中心，这种偏移决定了第一卷将是披着小说外衣的历史，偏移赋予历史一种小说的外在形式。对一部试图表现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作品，选择某一特定人物为历史叙事的中心，会使人对历史作品的可信性产生怀疑，毕竟这一人物并非事件的中心角色。不过，梅勒的这一选择暗含了作者对这个历史事件的态度, 即通过描写向五角大楼进军这一历史事件，揭示历史事件的真正性质或价值。而在叙述的中心人物的选择上，作者放弃了那些运动的主要人物、发起人或策划者。

小说主人公在小说中以“梅勒”“小说家”“历史学家”身份出现，这种不断变化的叙事名称，提醒读者一种“历史客观性” 。写实和虚构的结合，模糊了《夜幕下大军》的历史和小说的界限，也赋予了文本不同于新闻和文学的意义。

第二卷作者紧紧以事件的发展为中心，避免了第一卷中以某个人为中心，同时使用一种冷静的语调分析行动的组织。梅勒在第二卷中提到：“各种新闻媒介围绕进军五角大楼事件所作的宣传造就了一片模糊的森林，挡住了历史学家的视线，而小说则提供了看清事实的可能性。确切地说，它提供了看清事实的工具。”

在第二卷中，作者引用了大量的报纸杂志对相关事件的报道，并力图展现一系列的统计数字。第二卷中的叙述，其中有许多以事件为议题的评述，类似于新闻评论。梅勒的本意在于通过这种评论传达自己对向五角大楼进军这一历史事件意义的看法。

（2）主、客观的叙事态度。不同的叙事线索，决定了不同的叙事态度。在第一卷中，作者通过第三者的视线描写向五角大楼进军这一历史事件，同时又着眼于写事件对主人公的影响，包括主人公在不同时间、空间场景的种种思想、情绪和议论。尽管作者力求表现为一种真实的形式，但是，主人公梅勒的亲身感受决定了文本所带有的主观色彩。第二卷则是客观的陈述，尤其是前五节，基本上是直截了当的叙事，而第六节以后大段大段地引证新闻报道更给人以记载史实的印象。

第一卷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不断地插入以梅勒为视点发出的种种有明显倾向性的看法。

第二卷中客观的叙述首先表现为使用第三人称叙事。梅勒频繁地使用“他们”来指代那些向五角大楼进军的人群，而用“他”来称呼某个具体针对的人物。这种叙事方式类似于编年史，力求达到一种纯叙述的效果，同时“他们”“他”的使用中也包含了作者对向五角大楼进军这一事件意义的看法。梅勒在小说叙述过程中主客观态度的交替使用，也是史实和虚构互相渗透的过程。

《夜幕下的大军》混淆历史与小说的界限，不仅是新闻写作领域的突破，也是文学创作的一种有益尝试。

3、细节的意义

第一卷《作为历史的小说》往往被解读为一种小说，在叙述内容上有其自身原因。这也是第一卷中最为突出的一种艺术方法，即细节的描写。

作者在描写人物时把人物的身材、容貌、肤色、头发、神情、举止、衣着，甚至衣服的颜色、衣料的质地都做了细致入微的描写。第一卷中的主人公梅勒的西服、背心、领带都有交代。在他的描写中，可看见自由派晚宴上女主人客厅中的陈设，墙、地毯、桌布、窗帘的颜色，墙上所挂油画和雕刻品也无一不是他描写的对象。因此，第一卷中表现出强烈的对场景细节的渲染，尤其是“巫师和摇滚乐队” 一节尤为突出。作者详尽地描写了一批力图通过祛魔仪式赶走附在五角大楼上的妖魔的嬉皮士。他们的奇装异服、使用的乐器、嘴里哼的调子和反复宣讲的祷文，都是作者描写的对象。作者通过大量的细节描写对这种狂热氛围进行渲染，一方面是由于作者对嬉皮士的哲学和对生活的看法有着复杂的感受，另一方面，这些细节中都占据了属于自己的特殊位置。

这部小说的研究者们往往对这一节抱有极大的兴趣，因为与第一卷的其他场景相比，“巫师和摇滚乐”中大量使用了细节描写，因此这成为“新新闻主义”作品的一个典型。梅勒用细节描写——这种“隐藏在文字里间的魔术”，强化了小说的文学特色。

4、其他小说写作技法的运用

（1）用大量对话刻画人物。使用对话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写作技巧之一。梅勒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在《夜幕下的大军》里，梅勒引用了大量的对白, 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表现了说话人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改变了传统新闻作品呆板的文风，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当抗议的群众聚集在五角大楼前的时候，“‘你们要和平吗？’她问人群。‘要的！’人群雷鸣般地回答。‘那好，让我们去争取。’”“‘为什么不动？为什么不向前进？’梅勒身后的一个小伙子问道。‘我来游行是为了上五角大楼，’‘让我走，我不愿意被堵在这儿’‘不要上火嘛。’梅勒模仿马龙·白兰度在《狂人》中的声音对小伙子说。”通过简短有力的语言描写，梅勒真实地再现了反战人群群情激越的场面。

（2）心理描写丰满人物形象。传统的新闻报道中无人物心理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新新闻主义论者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此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

《夜幕下的大军》里，有许多心理描写的片段。梅勒在被捕后的监狱里，“现在他第一次喝水。吃早饭之后，他没有吃过也没有喝过任何东西。一天来他一直在自我克制，在新陈代谢的某种微小的烤炉里，为了取得持续的火苗在耗费燃料。那火强烈得足以轻声向人们提示真正的饥饿、真正的渴和真正的自制可以产生怎样异乎寻常的精神状态。”“‘是的，今天我们将被捕，’梅勒思忖着，‘别无他路。’如果技术王国已经建立了全球村，借以支撑技术王国，那么就让全球村今天听到美国最优秀的诗人、最佳小说家和最好的评论家已经在抗议山姆大叔肮脏的战争中被逮捕了。”类似这样的心理刻画在传统的新闻报道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作者借“梅勒”的独白倾诉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艺术家的这部‘新闻体裁作品’的部分章节所达到的高度，使他的纪实性作品在高度审美价值方面几乎可与20世纪中叶某些优秀的美国小说家的作品并驾齐驱”。

——苏联学者莫里斯·缅杰利松

作品的真实性给人以历史感，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令人获得审美满足。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23年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美国著名作家，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主席，美国“全国文学艺术院”院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院士。

上过前线，当过导演，参加过纽约市长竞选，结过六次婚，育有九个孩子，同时也是 “硬汉文学”、非虚构写作的践行者与新新闻主义写作的创始人之一。代表作品：《裸者与死者》（1948）、《夜幕下的军队》（1968）、《刽子手之歌》（1980）、《林中城堡》（200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