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经自强运动、甲午中日战争、康梁百日维新、民国肇建、五四运动、军阀混战、北伐、抗日……在这一连串长久远大的过程中，旧体制已经瓦解。过去的农业体制往往成为改革的障碍，所以要加以改造。在这里，作者提出一个“立”字：以“立”字下端的一长横，代表社会低层结构，“立”字上端的一点和一横，代表创建的国家与社会的高层结构，眼前的工作即加入当中的两点，此即执行商业往来时，在法律面前厘定个人的权利与义务。

本书是作者历次精彩演讲、访问及评论的结集。对作者所有著作中的观点提出补充，并且对读者有疑虑的地方，也加以解说，为其所有著作的精华解释。

因而黄仁宇在他的文章中就直言不讳地批评道：“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写历史当作一种抒情的工具。”中国是有史官传统的，而史官的职责就是记录历史的同时作道德判断。而史官对历史的书写往往又是与意识形态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最后往往是采取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意识形态主导了历史的书写。这种历史书写由于忽视了关系千万重的历史面相，而主题先行地把一个已经设计好的标签强加给历史，最后不是削足适履就是挂一漏万。也许正如黄仁宇所云，写历史的人应该重视事情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私人情绪上的好恶，只有这样，历史学才能正本清源，关注历史何以如是展开，而不是去谴责历史的如是展开。换言之，历史学家才能真正地如钱穆所讲的那样，对历史抱持一种适度的温情与敬意，到达一种“同情性的理解”，而不至于粗暴而荒唐地针砭历史。这点，在黄仁宇对中国近代史的积极评价和对毛泽东、蒋介石的评述中可以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