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世纪，在民族大迁移浪潮中，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阿瓦尔人迫使大量斯拉夫人涌入巴尔干半岛。其中，塞尔维亚人居住在范围西起迪纳拉阿尔卑斯山脉、东至南莫拉瓦河、南到黑山、北至萨瓦河和多瑙河之间的地区。

公元9世纪，散居的南斯拉夫人开始了国家建设进程。保加尔人首先在巴尔干半岛建立起来第一个以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国家。而塞尔维亚则处于拜占庭帝国和保加利亚王国的交相控制下。11世纪后期，保加利亚王国和拜占庭帝国先后衰落，这给塞尔维亚崛起提供了机遇。这一时期，塞尔维亚两公国之一的扎胡姆列公国被另外一个公国泽塔公国吞并，塞尔维亚由此统一，历史上第一个塞尔维亚王国由此建立。从12世纪起，塞尔维亚开始寻求摆脱拜占庭的统治。1169年，斯蒂芬・尼满雅在拉什卡建立了“塞尔维亚王国”，由此开启了长达200年的尼满雅王朝历史。

在14世纪中叶，尼满雅王朝进入了由斯蒂芬・杜尚统治的鼎盛时代。这一时期，塞尔维亚帝国由北向南推进，先后占领了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等地。最鼎盛时，塞尔维亚帝国东至爱琴海，西至亚得里亚海，北至多瑙河，南至希腊半岛科林斯湾，约占巴尔干土地面积的2/3，成为巴尔干历史上最大的斯拉夫帝国。杜尚多次加冕自己为“塞尔维亚人与希腊人的皇帝”，而原属拜占庭皇帝的尊号“德斯波特”、罗马皇帝名称“凯撒”等则被杜尚用来授予大臣。这一时期在塞族历史上辉煌无比，在塞尔维亚心目中，被认为是自己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时期。而尼满雅王朝所留下的事业在随后的许多世纪里对塞尔维亚人产生了一种持久的鼓舞和激励，成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一大驱动力，恢复杜尚帝国的辽阔疆域成为后来大塞尔维亚主义者孜孜以求的梦想。

杜尚去世后， 其王国随即瓦解。1389年6月28日，塞尔维亚人在联合巴尔干其他民族抵抗奥斯曼帝国侵略的“科索沃战役”中惨遭失败，这成为巴尔干半岛各民族历史性的转折点，巴尔干各民族从此进入被外部列强征服和统治的屈辱时期。1459年塞尔维亚被彻底征服，此后350年一直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

为了有效控制塞尔维亚，奥斯曼帝国对塞尔维亚人采取了“民族分化”政策，诱使一部分塞尔维亚人由东正教改信伊斯兰教，这部分人就是现在的波黑穆斯林；而对不改宗的塞尔维亚人则进行迫害，致使塞尔维亚民族产生了对杜尚王国的怀念， 并在长期反抗与谋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萌发了恢复历史辉煌、重建“大塞尔维亚”的强烈愿望。

1804年，在民族意识高涨的背景下，卡拉・乔治领导了塞尔维亚第一次起义，起义初期不断获得胜利，塞尔维亚人遂提出地方自治要求，但遭到奥斯曼帝国拒绝。由于塞尔维亚领导人内讧以及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起义于1813年10月以失败而告终，但它却激起了整个塞尔维亚民族的独立意识。仅仅两年后，塞尔维亚人在米洛什・奥布廉诺维奇的领导下又发动了第二次起义。这次起义虽然没有使塞尔维亚获得独立，但最终成为了一个自治公国，这成为了塞尔维亚人追求民族彻底独立的起点。

争取民族独立不仅是对奥斯曼帝国暴政的反抗，同时也是塞尔维亚民族意识进一步复苏的表现。这种民族意识不仅表现在独立战争之中，而且反映在塞尔维亚学者的语言与文化传播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塞尔维亚民族意识正是以语言改革为推动力的。武克・卡拉季奇在继承卡拉・乔治政府首任教育大臣多西特伊・奥勃拉多维奇事业的基础上，对塞尔维亚书面语进行了彻底改革。1814年，卡拉季奇出版了第一部著作《斯拉夫——塞尔维亚民间歌曲小集》，并发表了《塞尔维亚平民口语语法》一文。稍后，他又出版了一系列塞尔维亚语言语法的相关著作，并对西里耳字母进行了改造。这些努力唤起了塞尔维亚人认识本民族光荣历史和民族传统的意识，也为此后大塞尔维亚主义的诞生奠定了文化基础。

1844年，塞尔维亚内政大臣伊利亚・加拉沙宁制定了一项塞尔维亚长期纲领《回忆》，提出了建立大塞尔维亚的国家蓝图。其中心思想是以塞尔维亚为中心，建立一个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阿尔巴尼亚北部的庞大国家，并与脱离奥斯曼帝国的保加利亚保持某种联系。1866年起，塞尔维亚相继与黑山、希腊和保加利亚结盟。1866年9月，加拉沙宁还同克罗地亚民众党达成建立一个既独立于奥地利又独立于奥斯曼帝国的南部斯拉夫国家协议。他强调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同属一个民族，主张在此基础上建立联邦国家。显然，加拉沙宁所要建立的是一个以塞尔维亚霸权为特征的巴尔干联邦，反映了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欲望。

在加拉沙宁思想的影响下，一批被称为“贝尔格莱德秘密斯拉夫团体”成员的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青年政治激进分子广泛散布到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保加利亚部分地区，开展秘密活动，为建立以塞尔维亚为中心的南部统一国家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1877年，塞尔维亚在俄土战争爆发之际，再次发动起义，参加了俄国对土战争。战争结束所缔结的《圣斯特法诺条约》使塞尔维亚的独立地位获得了承认，且领土得到了扩展。但由于遭到英法等列强的反对，“圣约”在1878年6月至7月的柏林会议中被彻底修改和推翻。柏林会议达成的《柏林条约》，虽然再次确认了对塞尔维亚的独立地位，但塞尔维亚恢复杜尚帝国时期的版图要求却遭到拒绝，使得大塞尔维亚计划的发展受到一定阻遏。

但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塞尔维亚主义又开始活跃起来。1911年，狂热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迪米特里耶维奇・阿皮斯建立了一个名为“要么联合，要么死亡”的秘密组织（又称‘黑手社’），宣称波黑、黑山、马其顿、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伏伊伏丁那和达尔马提亚都应成为塞尔维亚下属的省份，都应听命于塞尔维亚。

同时在这一时期，巴尔干半岛内外矛盾交织，欧洲大国在此展开日益激烈的争夺。巴尔干半岛上的国家在帝国的夹缝中摇来摆去，利用列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矛盾生存。在这种局面下，爆发了两次巴尔干战争，“大塞尔维亚主义”在这两次战争中得到进一步增强。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与大克罗地亚主义、大阿尔巴尼亚主义、大希腊主义、大保加利亚主义等各种民族主义一样，都在这一时期狂热追求地区霸权和实施扩张计划，力求获得更多的土地和人口，把同宗、同族、统一文化和风俗习惯的民族统一到自己的疆域之内。塞尔维亚在这一时期的战争中，极力追求巩固和扩大民族独立成果，摆脱奥斯曼和奥匈帝国的统治和奴役，并谋求获取通往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塞尔维亚不扩张便灭亡”在塞族民众中一度成为流行口号，大塞尔维亚主义者将扩张的目光或盯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马其顿或盯在奥匈帝国统治之下的波黑。

1912年，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黑山和希腊组成四国同盟，推翻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地位。在此战即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塞尔维亚得到了马其顿的部分领土，但没能取得梦寐以求的亚得里亚海出海口，因此要求得地最多的保加利亚划出一部分马其顿领土做补偿。同时，希腊、罗马尼亚也因为所得不多，而与塞尔维亚站到一起，共同反对保加利亚。巴尔干四国同盟在分割马其顿问题上出现的分化，终于导致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的爆发。最后，保加利亚战败求和，塞尔维亚从保加利亚手中夺走马其顿的大部分领土，以及新帕扎州的一半。经过两次巴尔干战争后，塞尔维亚疆域扩大了一倍，并光复了杜尚帝国时代的首都斯科普里，人口和领土大大增加，军事和经济实力也获得提升，遂成为巴尔干大国。塞尔维亚民族自信心和民族主义情绪急剧上升，建立一个以塞尔维亚为中心的南斯拉夫统一国家的呼声此后日趋高涨。

1914年，在“黑手社”影响下成立的大塞尔维亚青年激进秘密团体“青年波斯尼亚”成员普林齐普成功地将斐迪南大公刺杀，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索。大战爆发后，塞尔维亚成为巴尔干地区抗击奥匈军队的主力。虽然当时塞尔维亚老年激进党存在建立一个“东正教大塞尔维亚国家”的梦想，但为了可以团结各民族抗衡外敌，塞尔维亚政府在此时暂时压抑了大塞尔维亚主义，宣称要解放和联合一切未获得自由的兄弟，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进行斗争，建立一个统一、自由、民主、平等的南斯拉夫国家。

但大塞尔维亚主义在一战中还是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战后建立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即“第一南斯拉夫”（1918－1941）所面临的就是在建国进程中已露端倪的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如何处理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黑山民族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待其他少数民族问题。从冗长的国名来看，似乎三个民族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但事实上，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是国家统治的基本纲领，塞尔维亚人几乎把持了国家所有最重要的政府职位，并在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就业和国民收入分配等方面享有有利地位。从1921年颁布的新宪法规定王国实行中央集权

体制、贯彻只有一个民族的思想到1929年亚历山大国王大权独揽“奉行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都深刻体现了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虽然想保持独立，但领土最终还是被瓜分，“作为一个国家，南斯拉夫的确已经被消灭掉了”。在这期间有一个不容忽略的历史事实是二战期间发生在巴尔干半岛最残暴的种族灭绝屠杀，它不是法西斯分子实施的，而是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对塞尔维亚的屠杀；以及塞尔维亚“切特尼克”武装对克罗地亚的反报复。但所幸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意识到要打败法西斯、赢得南斯拉夫独立，就一定得缓解民族矛盾，消除民族隔阂和偏见。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南共提出了“民族友爱和团结”的口号，号召各民族抛弃仇恨，共同建立一个各民族的、部分党派和宗教信仰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线，这推动了南斯拉夫反法西斯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二战结束后，在南共领导下建立了统一的南斯拉夫联邦制政府。南共领袖铁托摒弃了“第一南斯拉夫”时期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联邦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保障来解决民族问题。铁托实行这种政策的重要目的正是要压抑和遏制大塞尔维亚主义，这即是铁托的“塞弱则南强”思想。显然，铁托认为，塞尔维亚人是造成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如果弱化塞尔维亚势力，就会保证其他民族避免大民族主义的威胁，从而也自然会使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偃旗息鼓。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南斯拉夫上下将大塞尔维亚主义指斥为“一元主义”，并长期注意削弱大塞尔维亚主义倾向。在这一时期，大塞尔维亚主义明显受到打压。

但是，1980年代起，铁托的逝世、南斯拉夫的经济危机，又使得民族关系逐步紧张起来。大塞尔维亚主义在此背景下开始回潮。米洛舍维奇自1984年从政以来一直鼓吹大塞尔维亚主义，1989年上台后，更是直接推行大塞尔维亚主义政策。米氏上台不久，就撤销了科索沃和伏依伏丁那两自治省领导人，并宣布收回1974年宪法赋予科索沃自治省的大部分立法、管理和司法权力，事实上取消了科索沃的高度自治权。这在客观上推动了马其顿和波黑的民族分离倾向以及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独立愿望。事实是，大塞尔维亚主义的膨胀和各民族狭隘主义的激烈交锋，使南斯拉夫各民族备受战火熬煎，付出了惨重代价，仅仅6年时间，统一的南斯拉夫就土崩瓦解、一分为五。大塞尔维亚主义也渐入低潮。1992年，塞尔维亚和黑山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2003年，南联盟改国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原来的联盟共和国变为松散的国家共同体。2006年5月21日，黑山独立，“塞尔维亚失去了唯一的出海口，成为一个领土面积更小的内陆国家，与西方对抗的物质基础越来越弱。”塞尔维亚两个少数民族自治省即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他们都有摆脱塞尔维亚的愿望和要求。尤其在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并为西方社会所承认，大塞尔维亚主义的现实物质基础继南斯拉夫一分为五后，再次受到致命性打击。

国内有学者认为，正是米氏鼓吹并推行的大塞尔维亚主义摧毁了南联邦，正是他成为南联邦首要的掘墓人。如果米洛舍维奇能够像铁托那样抑制大塞尔维亚主义、兼顾各民族正当权益，以铁腕继续维护南联邦的统一，那么南联邦可能成为冷战后最先加入欧洲联盟和“北约”的东南欧国家。

在一般意义上，民族主义通常被视作贬义词，在中国正统意识形态观念下，更被认为是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词汇而加以贬斥（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辞海》的‘民族主义’词条），其实它是一个中性词。“民族主义犹如一把双刃剑，正面用之，以唤起民众争取、捍卫民族独立与民族权益，它则是一把民族自立、自卫的抗敌利剑；如果反面用之，以煽动民众，企图实现民族扩张与民族霸权，它则是一把伤害其他民族、最终也不利于自己民族的杀戮之剑。”这一点在大塞尔维亚主义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过程中得到了较明显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