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总局旧址的“苑南楼”始建于1911年（清宣统三年），后经购地扩建，于1921年又建成北楼和“陶园”（花园）。以北楼作为“天一总局”的办公业务经营大楼。“天一总局”总建筑面积4495m2，整座大楼别具“南洋”风格，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结构优雅大方、雕花刻栋、古色古香。北楼向西并列是三进式大厝，两旁紧栓双边雨屋、屋后紧连“宛南楼”，北楼与宛南楼之间有钢筋混凝土天桥连接。原来的“陶园”占地3000多m2，建有亭台、楼榭、假山、猴洞、鱼池、花圃、石砌小道曲径通幽、群花争艳、草木显秀。在当时农村之中可谓鹤立鸡群、一花独秀。

岁月桑沦、时代变迁，“天一总局”遗址历经百年，虽貌非昔比，但作为见证历史的时代产物，它的历史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2006年5月25日，天一总局旧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2013年6月19日，福建侨批入选世界记忆名录，这是福建第一个入选世界文献遗产的项目。

“批”，是福建和广东的闽南、潮汕地区对家书乃至一般信件的通称。

“侨批”也称为“番批”，是特定历史时期和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它产生于近代东南亚华侨社会。当时，随着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广东、福建等省的公民移居东南亚各国日益增多，他们不时托人向家乡捎些信件和银票，由此促使了“银信合封”的侨批和经营这种民间金融邮政形式的侨批业的形成。

海外华侨，身在异国他乡艰辛创业，为侨居地和故乡的发展都做出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创业履迹和持之以恒奉献祖国的事迹无不闪烁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精忠报国、爱国爱乡的崇高精神。一封封侨批都是这种精神的客观反映，都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侨批中那些简短的家书，是维系海外华人同家庭血浓于水亲情的纽带，也是海外侨人思家爱乡的真实写照。

侨批作为一份见证华侨移民史、创业史的珍贵历史文物，蕴含着丰富的华侨文化内涵。其可贵之处在于它充分表达了广大海外侨民极具传统人文意义的亲情；在于它所形成的水客、批局的可靠传递系统所表现出侨批经营者高度的诚信精神。

据有关史料记载，明清时期我国旅外侨胞约有1000万人，分布世界各地的50多个国家，其中以侨居东南亚（俗称南洋）各地为最多。福建省旅居海外的华侨和祖籍为福建的外籍人约有800万人,占全国的1/3左右,仅次于广东省居全国第二位，其中90%以上居住在东南亚，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为最多。早在唐龙朔元年（661年）南安县人郑国希卒葬于菲律宾的礼智省马亚辛地方；明成化十年（1474年）漳州月港私商活跃，漳州地区商贩大批移居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印度支那；宋元祜二年（1087年）泉州设市舶司，泉州人出国经商，侨居海外者逐渐增多；元圣正初年（1341年），泉州大舶商汪大渊随商船出海，途经南海诸岛和印度洋沿岸数十国，回国后撰成《岛夷志略》一书，记述南洋诸国所见所闻；明正统三年（1438年）爪哇回使臣马用良、通事文生上表曰：臣等本皆福建漳州龙溪县人，因渔于海，飘坠其国，今殷南欲与家属同来者还乡，用良，文生欲为祭祖，造祠堂，仍回本国；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漳州龙溪县人张燮撰成了《东西洋考》共十二卷，是一部研究中外关系列史、经济史、海外交通史和华侨史的文献资料；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下诏迁界令，把福建的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及福宁一府所属19县25940顷土地划为界外，迫使沿海百姓逃难到海外谋生；清雍正七年（1729年）旅居区域的闽侨创立养济院，为南洋华侨创办最早的医疗慈善福利医院兼养老院；漳浦人程日在吧城居留七年，撰写《噶刺吧纪事略》；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龙溪县人王大海船海圣爪哇、巴达维亚、三宝垄及兆加浪岸，将其见闻撰成《海岛逸志》一书；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大规模地诱骗掠拐数十万福建沿海百姓，充当殖民者掠夺，开发当地资源的苦力，出现了福建华侨出国的第二次高潮，从1876至1930年，福建华侨出国人数达到155万多人。

闽南籍的华侨约200万人，他们遵守祖先忠孝勤俭的遗训，积余均寄回故乡赡养父母、眷属。由于当时航运不便，国内邮局、银行尚未设立，飘洋过海的华侨识字不多，只得等待同伴或同乡中忠厚老实且识字能代写家书的人返乡探家时，托其携款并代写平安家书一并带回。这种替侨胞带银信回国的生意人就叫“水客”。水客在返南洋时，又常引领欲“过南洋”的乡亲前往，关照新客途中生活，代办入关手续,到达后又为新客介绍职业等，从中收取一定数额的佣金，因而做了两重生意，这种水客又称“客头”,此种客头多由老“番客”充当，仅闽南就有数以千计的客头。早期的水客乘坐的风帆木船需按季节往返于闽南与南洋之间，一年之中只能2～3次，每次到船，随船的水客也成批到达。船一靠岸，侨眷们就会询问水客是否有自己亲人托带的银信。日久天长，“侨批”成为华侨寄托银信的代名词沿用至今。

1842年4月15日，英国在香港开办邮局，1844年起又先后在上海、福州、厦门、广州、汕头等处开办军事邮政代办所；1859年11月，法国也在上海开办“中国远征军中央邮局”下辖四个军邮分局，1862年改为上海公共邮局； 1863年7月英国在上海开办商埠邮政——上海工部局书信馆，并于当年扩展到汉口、福州、厦门等几个通商口岸，成立分支机构或邮政代办处；1864年英国汇丰银行成立，并于1873年在厦门设立分行。随着这些客邮、商埠邮政和银行的兴起，早期的水客已不能适应华侨的通信汇兑的需要，一些较富有远见的水客或华侨富商组织为华侨寄款寄信服务的批馆应运而生。据日本人福田省三的《华侨经济论》统计，1880年至1909年的三十年间，从厦门出境的侨民达2107012人。

起初的批馆，专收水客带回的银信，再雇用若干“批脚”（即信差）转送侨眷，并向收款人收取“批工”（即工资），但收取数额常凭信差苛索，一般要扣去10%～20%不等，遇上路途遥远或难行则要索取“酒水” 或“辛苦费” 等。久而久之，侨眷烦言怨语日益增多，华侨也认为这种汇款虽有快捷，但侨汇损失较大。

根据龙溪县流传社嘉庆九年的《榴阳郭氏族谱》记载：肇基祖十二使公，字里之号览溪，乃世居光州固始县，因高宗朝贼魁造反闽疆官军莫敌我，随唐归得将军陈政奉旨征闽，后卜居于漳榴山之南，筑溪为田，曰榴阳。早在元末至正年间，就有榴阳郭氏家族的苗裔迁徙他乡，明万历年间，十二使公的裔孙郭维源、郭汝恺、郭梦燕、郭大彩等人移居台湾、上海、苏州、南京等地；清康熙年间，郭氏族人郭达祯、郭锡淡、郭锡德等前往南洋谋生，因清朝政府的海禁而客死蕃邦知汶、吧国、三宝垄等。天一批郊的创始人郭有品，字鸿翔，生于1853年（清文宗咸丰三年癸丑），十二使公的后裔，童年时聪颖好学，深得塾师器重而多学多识。1869年（清穆宗同治八年），年仅17岁的郭有品随宗亲漂洋过海前往吕宋经商，由于他忠厚老实、尊老敬贤且乐于助人，深得同乡侨民的信赖。1874年（同治十三年），郭有品受一些富庶侨商委托，开始充当客头专门替吕宋侨商及其雇用的华工携带银信回国。学富心灵的郭有品在几年客头生涯中领悟到经营侨批收入的丰厚，便于1880年在家乡龙溪县流传社创办了漳州首家批馆——天一批郊，主要经营吕宋（今菲律宾马尼拉）与闽南之间的华侨银信业务。

“天一批郊”的“天一”，取自汉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的“天人之际 · 合而为一”，即“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合二为一，用 （“天”字周围用“一”呈圆形包围着，顶部留一空白）作为批馆徽志寓意天下一家，表达了郭有品创办侨批局的仁爱之心，也缩短了海外侨民与家乡眷属的万里之隔。

郭有品创办天一批郊初期，自已在菲律宾收取侨信，所有侨批均由汇款华侨自定汇费，并将所汇的款额直接写到信封上。每批银信均由郭有品本人亲自收取押运回国，到家后便雇请族人作为固定信差投送，并不准信差苛求工资。

在一次押运侨汇途中，船遇台风而沉没大海，郭有品获救后返乡，便变卖田物兑成大银，凭衣袋中仅存的名单款项一一赔偿。自此，郭有品的名望誉满南洋，华侨深为信赖，华侨银信都愿通过天一批郊汇寄，天一批郊的业务日益增多。1882年（光绪九年），郭有品回国完婚，便委派旅菲好友郑仁水在菲律宾负责收寄，自己则在家乡流传社督办投递。在菲律宾收取的侨信通过客邮寄回国，银款则由汇丰银行汇兑寄送厦门，再由郭有品雇工投送，以避免运送侨汇的意外损失。

1892年（光绪十八年）厦门海关建立，郭有品在厦门港仔口街设立分号；又鉴于晋江华侨众多以方便侨眷取银寄信之故，也在晋江安海石埕街设立分号，不久又购置二艘小汽船开通厦门至流传、厦门至安海两条邮路。

天一批郊的银信除由汇款华侨自定汇费之外，收发侨信及分发银信也都有一定的程序，风闻所播，除吕宋外，菲岛其它地方的侨民也纷纷将银信通过吕宋分号汇寄，不久又在菲律宾的宿务、怡朗、三宝设立分号。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大清邮政局正式对外营业，并规定民间批局登记注册，郭有品则将天一批郊正式注册为“郭有品天一信局”，设总局于龙溪县流传社，外设厦门、安海、吕宋、宿务、怡朗、三宝等分局，后又增设香港、安南分局。

1901年5月12日（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三月二十四）郭有品因在厦门探望好友时不幸染疾病逝。郭有品去世后，17岁的长子郭用中接管了天一总局。郭用中子承父志，精心经营，几年来天一总局业务锐增，盈利甚丰，分局也逐年增设。天一批馆以“信誉第一、便民为上”成为闽南众多侨批局中的佼佼者。天一总局的办公楼址也几经迁建，建成现存规模的天一总局大楼。

1911年，中国邮政与海关分离时，天一批馆分局已达28家，并于1912年将郭有品天一信局改为“郭有品天一汇兑银信局”，分设信汇部。从菲律宾的吕宋、宿务、怡朗、三宝扩大到苏洛、怡岸、甲答育以及马来亚的槟城、马六甲、大吡叻，荷属东印度的井里汶、吧城、垄川、泗水、巨港、万隆，暹罗（今泰国）的曼谷、通口扣，安南（今越南）的把东、西贡，新加坡的实叻以及缅甸的仰光等7个国家21个分局，国内从原来的厦门、安海、香港发展到漳州、浮宫、泉州、同安等7个分局，。

1915年5月20日，中国银行福建分行厦门分号成立，天一批馆开始兼营汇票生意，资金更为雄厚。1911年至1921年间又增设马来亚的吉隆坡、柬埔寨的金塔及上海、港尾等4个分局。根据郑林宽1940年的《福建华侨汇款》统计,1905-1911年福建华侨的汇款共14342万元,年平均2049万元；1912-1920年福建华侨的汇款共16338万元,年平均1815万元。天一批馆的年侨汇总额有数百万元之多，鼎盛期天一批馆的年侨汇总额达千万元大银，近闽南一带侨汇的三分之二。

1921年后，由于东南亚一带因战后经济的变迁导致通货膨胀，经济的不景气致使侨商经济收入严重受挫，因而歇业回国的华侨日益增多，侨汇便不如往昔，外加同行业的激烈竞争，天一批馆的利润锐减。1923年（民国十二年），新加坡邮政局废除民信包封并提高民信邮资；1925年，民国邮政总局又照会海峡殖民地总邮务局，又将民信邮资再增加一倍；1927年，军阀统治的福建战祸纷纭，民不聊生，军政横征暴敛、滥发伪币以支付庞大的军费支出，又传闻中国银行准备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天一总局在常遭军政勒借且香港、吕宋分局严重亏损的状况下，于1928年1月18日宣布天一批馆停业，并将分局房产转卖以弥补亏空。天一批馆的停业，曾引起闽南金融界的短时间波动。

天一批馆起初收发的侨汇，由华侨将批款交到吕宋分局，由吕宋分局将信扎成捆连同清单装袋，托寄一些定期往返于南洋、厦门间增设托运货物业务的客轮或由外国商埠邮局带到厦门，汇款则由外国银行转汇兑付；厦门分局接到邮袋后分拣派送流传、安海，由信差直接将批款登门送达侨眷手中，侨眷收到银信后则将回批（或托信差代写）交信差带回，国内局在收齐回批后，按当邦发批款的查信单核查无漏遗后再将回信装袋寄回吕宋分局，由吕宋分局再转寄到侨民手中。

1892年（光绪十八年），大清海关邮政局厦门海关成立，天一批馆每次侨批都得从厦门海关进出。1896年2月，大清邮政局成立，规定华侨的信件都必须通过大清邮政局邮寄，但由于大清邮局对寄往乡下的信件不可能找到收信人的地址并将信件交到收信人手中，因而对民信局将寄往不同地点的信件放在同一邮袋邮寄的违章行为得予默许。据《厦门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年）》中记载，仅1898年至1901年，进入厦门的外国轮船1086只，帆船181只，厦门海关共收邮件1018570件，汇票93442美元，近一半的邮件均是寄往天一批馆而投递的。

1900年2月（光绪二十六年），厦门邮政局成立，并于当年7月20日在漳州石码设邮政代办所。由于厦门邮政局当时职员仅23人，并对每封信收费达20～30铜钱，乡下则高达200铜钱，华侨虽有将批款通过大清邮政局邮寄，但大多数华侨仍然依赖于民间侨批局。天一批馆为了更好地竞争，专设信汇部，特别注重信用，讲究规章制度。1912年，由于一些民间批信局盗用“天一局”商号，天一批馆启用统一的天一局信封和印戳，1921年又启用启用统一的新账本和查信单,天一批馆的经营从此更为规范。

侨民寄信，信汇部都发给汇款者票根以备查询，总局造册登记，注明第几帮何港口寄发，待收到回信后核销，分局与总局各执一联核查。每次侨批到达后，天一总局便在楼前升天一旗，附近几个村庄远远便能望见，侨眷便互相传递及时领取，未领取者天一总局便于次日投递；遇有远途来寄信往海外者，天一总局还专设休息室提供休息之便或招待食宿。

1912年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汉口路的大清银行旧址开业；1912年8月1日，中国银行总行在北京成立；1914年1月5日，中国银行福建分行在福州成立，鉴于当时年闽南侨汇量达2000万元，中国银行福建分行于1915年5月在厦门设立分号，郭用中胞弟郭和中主持厦门分局，郭诚中主持香港分局，分别与厦门中国银行和香港汇丰银行斡旋，将海外银款尽快兑现并发至侨眷手中，同时利用市面上侨汇间汇水涨落行市通过银行买卖汇单生意（汇水：即汇率），中国银行厦门分行也曾在银根紧张时从天一批馆调拔。

1921年初，天一批馆在《厦声日报》刊登广告，从残存的民国十年十一月十三日和十二月十一日《厦声日报》的中缝可以看到：“请君要加倍注意启事此 天一汇兑银信局启事”，中间印着天一批馆的徽志。启事正文分为三段：上段可辨的文字内容应是“……殊深感悲悯本局为顾全侨眷起见……信照数分送各属侨……本局之票如遭损之者得由其家属取保来领倘有假情冒领当由保认追究特此布告，辛酉二月启” ；中段为“那就请投……三十余载专营南洋信汇票汇电汇……口碑载道兹为便利各界起见特……格外从廉办理务臻完善各界诸君……汇款委托者本局无任欢迎特此布告 民国十日群三年八月厦门住水仙宫街门牌二十六号内” ；下段为 “信汇地点 龙溪 海澄 漳浦 长泰 云霄 东山 诏安 晋江 南安 惠安 同安 安溪 金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