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所说的“和天下”，是湖南中烟公司下的一个品牌。但要赚这类天价烟的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主要是看拿货的途径。如果想通过正常渠道拿货，比较困难、李明熟知的行规是这样的：假如店里的销售业绩好，比较配合烟草专卖局的工作，可能会得到部分天价烟销售的机会，这是一种奖励。再就是去开“套餐”，比如，在当地拿一条“和天下”，就要搭配一二十条省外烟。

2012年2月有媒体报道称，榆林出现批发价2800元/条的“天价”香烟。在西安，一条牛皮纸颜色外包装的香烟，零售价竟然卖到5600元。

这种“好猫”品牌的高档香烟在西安香烟市场上并不多见，最高售价5600元一条，堪称“天价”。

“这种5000多元的好猫香烟是超高端产品，全部手工选叶、手工包装制作完成，低焦低害，但买这种烟的人自己都不抽，主要是送礼。”一位从事20多年烟草生意的何先生说。他称，除了送礼的人购买外，还有一些烟贩子，低价购进然后高价销售给一些烟酒店，从中牟利。

有些烟尤其是外省烟，包括一些外省的天价烟，在当地可能没有市场，那么小零售商就会求助于烟贩，烟贩再通过自己的渠道，将烟卖回产地省或者其他有市场的地方。这样，烟贩就成为烟草产业链上重要一环。这一倒手，烟价也就提了上去。

比如‘和天下’，他们这里有的店标价每包24.8元。明码标价，买卖由君。虽然这样的标价看着离谱，但李明表示也没办法，卖家花了那么高的成本。不过，有的地方确实标着每条1000元，但你要买的话，肯定没门，根本没货。

当地烟草专卖局一位片区经理曾给李明说，内部员工都拿不到‘和天下’，拿顶级烟必须要达到一定级别，他都只能通过批条子拿低一级的烟。

李明在市区经营多年，见过各种各样的买烟者。他推测，当地买天价烟自己抽的应该不超过10个人。其中4人，李明说他能叫得上名字。那时候，他在一个政府机关宿舍门口开店。卖出一条“和天下”后，没过多久就有个人把这条烟拿来换钱。第二天又卖出去，结果又有人拿来换钱。

李明表示当前社会就这风气，比如去哪里办事，特别是去机关里，要是你递包十几块钱的烟，别人直接往桌上一扔，或者礼貌地告诉你他不抽烟。起码要上了几十元，人家才会接。

制丝工艺：包括备料——回潮——贮叶——切丝——烘丝——叶丝梗丝混合——加香——加料——贮丝。其工艺任务是将各种烟叶制成配比均匀、纯净无杂质，宽度、水分、温度均符合各等级卷烟工艺要求的烟丝。

卷烟工艺：其工艺任务是充分发挥设备效率，将合格的烟丝按照制造规格及质量标准，卷制成合格的烟支，接装成滤嘴烟支。

包装工艺：采用包装材料和机械，将经烘焙后水分合格的烟支，包装成符合产品质量标准、便于贮运和销售的成品。

生产出来后，香烟被分为5个类别，国家规定了各类别的产量，需严格按照标准生产。新的消费税率执行后，有些厂5块钱以下的产品已经限产。企业只有靠降低原材料消耗、内部挖潜来节约成本。由于单箱利润低，不少厂家往往是为了完成任务才接低档烟的活儿，但最大的烟民群体恰恰于此。为此，国家往往不得不“倒贴钱”鼓励烟厂生产低档烟。因此，烟厂盈利的真正希望，就在于这种贵族烟。

高档一点的香烟被烟厂一般以500多元/条的调拨价又卖回给烟草专卖局，而专卖局的客户经理们热烈讨论着如何将香烟卖出去。一个品牌是否满足目标顾客的消费欲望，是否让顾客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都得到满足，是判定这个品牌的潜力标准，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品牌的培育价值。比如，有的烟外包装采用了中国传统水墨山水画形式，若隐若现的笔韵，勾画出悠远意境和高雅气质。代表高贵的金色和代表热情的红色相结合的混合色，铺陈出一种与无伦比的视觉效果。

2009年博弈最激烈的是烟包装警示的问题，这是中国控烟的最大瓶颈。2008年11月22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落下帷幕。中国得了一个尴尬的奖项——“烟灰缸奖”，此奖由与会的非政府组织代表评出，专门颁给控烟不积极的国家。中国“获奖”的原因是，“宁要漂亮的烟盒，不要公民的健康。”

按照规定，2009年1月9日，中国必须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11条关于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的规定。但遗憾的是，除了“吸烟有害健康”的标语从烟盒的侧面挪到了正面外，未见任何警示图片。国内鲜为人知的是，同为中华烟，国内的包装典雅大方，被视为身份的象征；出口到国外时却要打上令人惊心甚至作呕的图片，被当做有害之物低调售卖。

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一本书里讲得很明确：如果把警示图像放上去了，会影响一类烟的销售。高档卷烟产品采用的包装大都是红色，如烟盒上印上大而醒目的健康警语，将难以被广大消费者接受，对烟草行业产生直接影响。

清华大学曾经开过一次模拟听证会，烟草企业的人争辩说：“控烟就是国际游戏，我们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国，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这几年，“两会”许多代表委员都建议取消公务用烟，但作用不大。另外政府部门不重视，对烟的危害宣传不够，对禁烟采取的手段也不够果断，税收取代国民健康成为优先考虑。

美国为何没有天价烟

美国总统的禁烟铁腕，民间团体数十年的抗争，使得香烟在美国不可能被看成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也就没有了天价烟滋生的土壤。美国公共场合严禁吸烟。不管私底下吸不吸烟，面对摄像机，美国官员永远都是一副呼吁市民禁烟的姿态。身价过百亿美元的超级富翁布隆伯格亦不例外。他不仅对纽约每包香烟征收全美最高的税，他还自掏腰包上亿美元捐给美国控烟组织。

在美国人心目中，烟从来就不是馈赠亲朋的礼品。大概是因为吸烟在美国已经变成人人讨厌的习惯，无论你到政府机关，学校，或是餐厅，教堂，到处都是禁烟的标志。只要有屋顶的地方就容不下烟民。

2009年6月22日，奥巴马签署一项新控烟法案《家庭吸烟预防及烟草控制法》，这是一部被美国人认为“救了美国人命”的法律。奥巴马本人曾有20年的烟龄，但在夫人米歇尔的劝说下成功戒烟，他在签署法案时说，美国每天都会新增约1000名18岁以下吸烟者，他不希望“青少年走上这条路，成为烟民”，因此签署“限烟法案”非常重要。

天价烟是对社会的公开蔑视

2002年，香港廉政公署拘捕了高级警司冼锦华，并指控他先后三次接受免费性服务，还收受了一包价值3100港元的雪茄香烟和含有“伟哥”成分的药物。这位被誉为香港警队“明日之星”、未来警务处长热门人选的警界重要人物，被法院以“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判处入狱三年。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相关条款规定，任何政府雇员维持高于收入的生活水平而无法提出合理解释，未得行政长官许可而接受礼物等，即使没有犯罪动机的证据，也会受到刑事检控。

反观内地制度，虽然中国《刑法》规定了公职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很难用来对付公职人员收受的属于礼品范畴的天价烟；而各类三令五申的红头文件性质的禁令，往往是花拳绣腿，对此类行为没有任何威慑力。

正是在上述尴尬背景下，某种意义上为权力量身订造的天价烟，虽然罪恶昭彰，却能够轻松地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因此，打击天价烟腐败的治本之策，不是提高消费税，而是要建立一套类似香港《防止贿赂条例》那样有具体针对性的制度，再加上严厉的执法机制的保障，让官员们不敢接触天价烟，最终使这一社会怪胎走向消亡。

政协会发高档烟

2007年，山西省忻州市纪委对河曲县原政协主席王满仓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当年5月该县召开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前，王满仓和会议秘书处商定，给参会人员每人每天发一包中华牌香烟，会期四天，人员381人。随后，由王满仓负责以每条450元的价格购买硬中华烟150条。5月23日，经王满仓批准，从县政府预拨的会议费中，付烟款67500元。

机关大盗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06年宣判了一起盗窃案件。此案中的窃贼是在政府大楼工作的保安，他趁值班巡逻，先后多次进入政府大楼多个房间作案，碰巧的是，几乎每次都会偷到名贵的中华烟，涉案总价值数万元。此案一经网上公布，引起公众对公务员抽高档烟的热议。

名烟销售分配指标

江苏省淮安市曾下发红头文件规定，每个单位每年都要购买数百条本地特产名烟“一品梅”作为礼品和接待用烟，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办公室，由该市主管流通的副市长担任一把手。

镇政府买名烟

常州市武进区郑陆镇政府2008年11月至2009年2月期间，招待用烟共用去了5277包，约为530条，均为中华香烟，有硬盒有软包，按均价每盒50元算，相当于每月要花销6万多元。此事被媒体记者采访时偶然发现。

贿赂新品

赠送烟票取代了现金成为一种新的行贿手段。义乌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龚义收受的赃物中有大量烟票。其中有一家企业一次送他100条软中华烟票，龚义用这些烟票兑换了6万多元现金。义乌市纪委透露，近些年查处的贪腐案中，几乎每个问题官员都收受了大量高档烟烟票。

接待用名烟

从2005年5月1日起，为了提高卷烟尤其是名优烟的市场占有率，促进卷烟销售，湖北省宣恩县要求进一步规范公务接待用烟管理，要求各乡镇、县直机关各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在对外交往和接待工作中一律使用名优烟。通知要求，纪检、监察和审计部门要进行专项检查。

地方政府推荐当地名烟

广西崇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曾下发《崇左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荐真龙牌卷烟作为公务接待用烟的通知》，建议崇左市各级、各部门在各种公务接待活动中，以真龙牌卷烟作为接待用烟。真龙烟由广西中烟工业公司生产，最高档次的产品高达2000元/条。

周久耕的天价烟事件

2009年，因消费1500元一条的“九五至尊”烟而被网络曝光的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不仅丢了乌纱帽，还被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在“周久耕天价烟”事件后，烟草行业已经要求不得生产超过批发价超过1000元一条以上的卷烟，同时又取消批条卷烟，所有卷烟都向零售户供应，如今“天价烟”价格已经不断下滑了 。

当今市场上“和天下”价格最高在1100元一条，“钻石芙蓉王”价格更是几近腰斩。据介绍，“钻石芙蓉王”当前每条在800元左右，而之前每条要卖一千三。除了在湖南销售甚广的两个主要品牌价格回落，其他省市的天价烟市场零售价格也是一路下滑。湖北的主打“天价烟”品牌“黄鹤楼1916”，已经从最高时的每条2000元，降至每条1200元左右；曾将“周久耕”拉下马的“九五至尊”，已经从年前的1500元/条，降至1000元/条。

其实长期以来，‘高端烟’的批发价格都在每条700元左右，最贵也不过800多，按照零售业10%到20%的利润分成，其到达消费终端的价格最多也不过千元。但因为供货有限，经过市场的炒作，它们一度被看做‘身份’的象征，再加上香烟市场的全开放性，价格水涨船高。”　“在‘周久耕事件’后，烟草行业对于市场上高得离谱的香烟品牌，加大了货源投入，希望由此让市场回归理性，如今价格的回归，说明这种调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实，香烟并没有天生的反腐功能，抽好烟的更不一定就是坏人。周久耕的倒台，也不在于他抽的那包“九五至尊”，而是被纪检部门查出来的“受贿超百万元”的犯罪事实。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在类似事件中，公众为何总是揪住“九五至尊”香烟、名表 、名酒、别墅、情人等细节不放，甚至有不闹大不见官员掉乌纱不罢休的执著呢？

这种揪住小事不放的执著，其实恰恰映照出来公众缺乏其他正规方式监督官员的苍白现实。对掌握众多资源的官员，公众有着进行监督的天然冲动。但官员收入几何、房产几处、钱财多少、儿女亲属是否移居国外等情况，公众均一无所知，没法监督。无奈之下，只能挖空心思，从官员的日常生活中寻摸点蛛丝马迹，找出点不合常理的地方，当作怀疑的证据。

权力运行和财产状况越是不透明，就越有想象空间，也就难怪公众展开想象的翅膀，怀疑这怀疑那。有人戏称，我们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们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此言虽不确切，但官员竭力装低调、装无辜、装廉洁而网友们睁大眼睛等着他们露出破绽的监督怪相，的确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