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韬》内分《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骑》《战车》《战步》等十篇，主要论述教练与编选士卒以及各种兵种如何配合作战，以发挥军队效能等问题。

《六韬》的成书真伪，千百年来聚讼不断。《汉书·艺文志》著录了两条可能与今本《六韬》有关的信息：一是儒家“《周史六弢》六篇”，颜师古注“即今之《六韬》也”，“‘弢’字与‘韬’同也”；二是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包含“《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太公六韬》五卷”，自注云：“梁六卷。周文王师姜望撰。”然则梁之阮孝绪，唐之魏征、李延寿、颜师古等皆以《六韬》之书为周初姜望所撰。唯孔颖达不以为然，称“《六韬》之书，后人所作”。

宋代以降，学者多持《六韬》后人伪托之论。迄于民国，举凡其言之详审有据者二十三家，分别为：刘恕《通鉴外纪》、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罗泌《路史》、叶适《习学记言序目》、章如愚《群书考索》、戴埴《鼠璞》、黄震《黄氏日钞》、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周氏《涉笔》(马端临《文献通考》引)、焦竑《焦氏笔乘》、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张萱《疑耀》、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姚鼐《读〈司马法〉〈六韬〉》、崔述《丰镐考信录》、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沈钦韩《两汉书疏证》、王先谦《汉书补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张心澂《伪书通考》、蒋伯潜《诸子通考》、李浴日《孙子兵法新研究》。诸家一般认为，《汉志》著录的《周史六弢》是儒家文献，与兵书《六韬》不合。而后世所传兵书《六韬》亦绝非太公著作，其成书不应早于战国，秦汉以至魏晋皆有可能。

治国原则

《六韬》对理想的治国境界作了描述，“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陈其政教，顺其民俗;群曲化直，百姓戴变于形;万国不通，各乐其所;人爱其上，命之曰大定。”，“古之圣人聚人而为家，聚家而为国，聚国而为天下:分封贤人以为万国，命之曰大纪”要达到这容家国理想的治国境界，《六韬》提出“无使人夺汝威，因其明，顺其常。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

《六韬》治国思想的基本思路是圣贤的君主通过使用贤能之人治国，并提出了一套足以和儒家内圣外王学说相媲美的治国战略思想，即“心以启智，智以启财，财以启众，众以启贤，贤之有启，以王天下。”要通过修炼个人心性以获取智慧，通过个人智慧来获取财富，通过财富来获取众人拥戴与归附，从拥戴归附自己的众人中获取贤才，通过贤才来提高自己，这样就成为一个良性循环，遇到一定的时机，就以行动以获取天下。《六韬》强调以道以智治国，在竞争激烈的春秋战国时期，和儒家的以德治国思想相比更具有可行性。

《六韬》治国原则:“无为而治”《武韬·文启》中当文王问太公“圣人何守”时，太公道:“何忧何音，万物皆得;何音何忧，万物皆遒。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时之所在，莫知其移。圣人守此而万物化，何穷之有，终而复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长生;圣人不自明，故能明彰。”圣贤遵循“无为而治”的原则，天下也因之潜移默化。《六韬》君主治国应当“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织之时。削心约志，从事乎无为”。无为乃是君主治国所需遵守的基本原则。《文启》将国君能否掌握与推行无为政治视为其优劣的条件，“圣人务静之，贤人务正之，愚人不能正，故与人争;上劳则刑繁，刑繁则民忧，民忧则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意思是说最上等的圣人是会运用清静无为政治思想平治天下的人，那些欲有所作为的统治者只能造成天下的动荡。

争取人心

在《文韬》中，多次强调收揽人心的重要性，并提出收揽人心的具体方法。如“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以及“爱民”、“惠民”、“修德”等，尽管这些思想完全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但其思想渊源则可追溯到西周甚至更早的商代，如商汤和伊尹就已模糊地认识到人心向背对战争的影响。对照吕尚在灭商战争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的各项政策措施，我们不难看出《六韬》中收揽人心的思想与吕尚的思想是基本相符的。再者，与吕尚同时的周公也曾说过：“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而稍后产生的军事理论著作《军志》、《军政》也有“有德不可敌”等，与吕尚的思想亦可谓一脉相承。由此可见，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结合对敌斗争的需要，作为周军政大员的吕尚，完全有可能已认识到人心向背与战争胜负的关系，因而采取了适合不同阶层要求的一系列措施，以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和拥护。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强调的争取人心，主要是为了稳定奴隶制的社会秩序、缓和民众及奴隶们与奴隶主的矛盾，以便更好地实现既定的政治目标。如《文韬》第一章开篇就直言不讳地用钓鱼米比喻收揽人心，即“缗（钓线——引者注）微铒明，小鱼食之；缗绸饵香，中鱼食之；缗隆饵丰，大鱼食之。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尽力卖命——引者注）”，可见吕尚争取人心是以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利益为前提的。

权谋思想

《六韬》的军事思想比较复杂，差不多先秦各家的军事思想在书中都有反映。书中最突出的是阴谋权术思想。《文伐》中列举了十二条属于文伐，不属于武攻的阴谋诡计。一是投其所好，让敌人产生骄傲之心；二是“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心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来腐蚀麻痹敌人；五是挑拨敌方忠臣与君主的关系；六是收买敌人的内臣，离间其外臣；七是送给敌人大量财物，使其轻视生产，因而导致蓄积空虚；八是与敌国伪结亲谊以麻痹敌人，使其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敌国，示之卑微顺从，使其骄怠自毙；十一、十二是要收买敌国大臣，堵塞敌之耳目。使其豪杰智士为我所用，用乱臣美女迷惑其主。一般兵书大都重视战场上的战略战术，对阴谋手段论述得较少。把阴谋论述得如此详细的，《六韬》是最突出的。

战略战术

在战略战术上，《六韬》有其独到之处。《兵道》说：“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这是说，用兵的原则在于“一”。所谓“一”，就是事权要专一，兵力要集中，行动要统一，这样才能独往独来，机动灵活，不受牵制，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军势》载：“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势因敌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故至事不语，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听也。兵之用者，其状不定见也。倏而往，忽而来，能独专不制者，兵也。’”这里强调的是“因敌之动”，“倏而和主，忽而来”，核心是突出机动灵活，不为敌人所牵制。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可以战无不胜。

《六韬》还强调了用兵要见机而作，以谋略取胜，而不以力战。“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与无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在《六韬》中，还论述到了步、车、骑三种兵种配合作战的战术问题。《均兵》指出了车、骑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阵），要（邀击）强敌，遮走北（败军）也。骑者，军之伺侯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如果步兵与车、骑作战，那么，“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发弩居后，更发更止。敌之车骑虽众而至，坚阵疾战，材士强弩，以备我后”（《战步》）。如果是平地作战，方法是“令我士卒为行马、木蒺藜；掘地匝后，广深五尺，名曰命笼。人操行马进步，阑车以为垒，推而前后，立而为屯；材士强弩，备我左右。然后令我三军，皆疾战而不解。”（《战骑》）对车、骑、步的协同作战及如何运用步兵对付敌人车、骑兵的办法作了详细的论述。

军队建设

对于军队的建设，《六韬》认为首先应注意将领的选拔与培养。因为“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论将》）“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主将》）所以，对于将领的选拔、考察就不能不认真细致。它认为：“将有五材十过。……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论将》）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长处与短处，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它还提出了选择考察将领的各种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六韬》还提出了建立参谋部的问题。

《六韬》还系统地论述了将领的自主权问题。《立将》明确记述了国君于太庙誓师，以斧钺授将，将受命出征的具体仪式，而且还郑重其事地论述了将帅应有的统率三军，独断专行的权利。“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苦驰鹜，兵不接刃，而敌降服。战胜于外，功立于内。”这里的核心是“军不可从中御”和“军中之事，不闻君，皆由将出”。意思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队不能由国君在中枢机构中具体指挥，而应完全由将领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来指挥，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将领有自主权，就有了主动权。对于士卒，《六韬》也很重视其选拔与训练。对于军队的治理，《六韬》提出了刑赏并重和“杀贵大，赏贵小”的原则。

《六韬》是涉及古代战争观、战争谋略和军事人 才等多方面的军事理论，内容极为丰富，书中各卷 之间存在着严密的逻辑关系。《六韬》继承发扬了 《孙子》所倡导的“全胜”思想，如“全胜不斗，大 兵无创。” 瑏瑨

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甚至不经 交战就达到目的，所谓“兵不接刃，而敌降服”。 《孙子》虽然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 命题，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理想目标，却仅仅原则 性地提出了“伐谋”“伐交”两种途径。《六韬》在 这方面则作出了更多具体而深入的阐述，以逻辑相 连的语言论证了以“文伐”为核心的新“全胜”理论。

《六韬》全文近两万字，其中绝大多数为常见的 基本文字，几无难字、奇字和生僻字。在六卷六十 篇作品中，几乎都是以“文王问太公曰”或“武王 问太公曰”开启各篇内容，然后由“太公曰”进行 回答。文字愈通俗化，文章也愈容易被人接受，教 育作用也愈大，其影响也更广泛。

《六韬》作为一部军事著作，书中记录的是文 王、武王与太公之间的问答。太公要使文王和武王 接受自己的观点，就必须注重语言的丰富性和真实 性。如“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 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 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齐 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此句不仅仅用了排比、对偶的修辞手法，而且 就主将在战术指挥方面对三军所起的作用也进行了 详细的描述，事例鲜明真实可信。气盛是指作品的 气势盛大，犹如大浪奔涌叠叠层层，在气势上逼人 压人。《六韬》语言的气势就极为盛大，其目的还是 要使人信服，使人接受自己的观点。

《六韬》对后世有重大影响，张良、刘备、诸葛亮、孙权都重视《六韬》，《李卫公问对》中多次提到它，继《通典》后，唐人著书论兵也多引用它。宋、明、清对《六韬》注释、集释、汇解者，也不乏其人，该书在中国军事学术史上具有较高地位。

《六韬》是宋代颁定的《武经七书》之一，是先秦兵书中集大成之作，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曾被译成西夏文，在少数民族中流传。它不仅文武齐备，在政治和军事理论方面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军事史料，如编制、兵器和通讯方式等。该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

人们不仅学习和运用《六韬》，还对它展开了研究。历史上对《六韬》进行注释、集释、汇解的，不乏其人。据不完全统计，这类著述自唐以后约有近百种，仅明代就达四十多种。可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存世的《六韬》版本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宋元丰年间何去非校定的《武经七书》本，朱服校刊的《武经七书》本，涵芬楼《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刊《武经七书》本，明嘉靖十年施德刊《校定武经七书》本，清乾隆间《四库全书》抄本，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宋抄本，扫叶山房石印《百子全书》本，等等。

《六韬》在国外颇受重视。日本战国时代的足利学校（培养军事顾问的学校）就曾把《六韬》与《三略》定为该校的主要教科书。据有关书目记载日本研究译解《六韬》的著作也有三十多种。西方第一次翻译的中国兵书共四种，合称《中国军事艺术》，于1772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六韬》就是其中一种。此外朝鲜、越南等邻国也相继出版和翻译了《六韬》。《六韬》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从朝鲜太祖起，《六韬》就被作为武举考试的内容，朝鲜士人对《六韬》有着极高的评价。《六韬》在朝鲜王朝尤其是在壬辰战争前后的运用，加深了朝鲜王朝对中国古代兵学文化的认同，巩固了中朝两国的宗藩关系，强化了朝鲜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在打击日军侵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六韬》在朝鲜半岛中的流传和运用，高度体现了中华传统优秀兵家文化的价值，也反映出古代中华兵学文化在东亚世界产生的深刻影响。

人们通常把六韬与三略一起看作一个整体，其实他们并不是相同作者所著，不知者容易搞混。

六韬的成书时间有几种学说，但大致都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大家公认《六韬》一书带有鲜明的齐文化特色，而齐威王在位时间（公元前357年—公元前320年）同周显王的在位时间基本吻合，当时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中，聚集着一大批学者，他们当中很多人具备编写兵书的知识和才能。因此，笔者认为《六韬》作成于战国中晚期的齐国，其述作者是齐威王、齐宣王在位时的稷下大夫们。

三略的成书时间大致为秦末汉初。由于《三略》的文义、用词、句法都不古奥，与殷末周初时期成书的文章文体大不一样，这就见出其成书年代就更晚一些，但决不会晚于秦朝末年，因为在《后汉书》中就有提到《黄石公三略》这本书的记载，这些都可以说是第一种说法的佐证。对于第三种说法不可信的证据是东汉初年光武帝诏书里面就大段引用过《黄石公记》，除个别字与今本《三略》稍有不同外，其余全同。

所以说张良所接受的书很可能不是《六韬》即《太公兵法》，更有可能是《黄石公三略》。

方勇教授主持编纂的《子藏》2019年出版了《兵家部·六韬卷》，收录《六韬》白文本、注释本、节选本、校勘本、批校本及相关研究著作41种，是迄今汇辑《六韬》文本和研究文献最为齐全的大型影印丛书，然而犹未搜罗殆尽。据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著录信息统计，《六韬》白文本48种，考、评、笺、证等各类注释成果31部、版本74种，合计《六韬》传本122种，这一数据涵盖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163家，及美国2家、英国1家、日本4家藏书机构的馆藏。另有出土简牍、敦煌写卷、西夏译本以及《群书治要》节录和清人辑佚的文本等等，亦多达10余种。

1.宋刻《武经七书》

原陆氏皕宋楼旧藏宋本《武经七书》刊于南宋孝、光时期，自清末转售日本岩崎氏，藏静嘉堂文库，是学界公认的《武经七书》最早最优善本，当为《六韬》一书校勘的首选底本。1935年，上海涵芬楼曾据中华学艺社借照静嘉堂本影印，收入《续古逸丛书》；1987年，解放军出版社再次影印出版，收入《中国兵书集成》第1册。

又，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影宋钞本《武经七书》，亦颇受推重。1919年，上海涵芬楼曾据瞿氏影宋钞本影印《六韬》《吴子》《司马法》，收入《四部丛刊初编》。今国家图书馆网站中华古籍资源库可阅览瞿氏本全文图像。

2.《武备志》

《武备志》为明末兵学家茅元仪所撰，分《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部分，凡二百四十卷，涉及韬略、军史、阵法、军制、后勤、占候、地理等诸多领域。其书成于明末清初，其《兵诀评》汇辑历代兵书，《武经七书》俱为辑录，且较之坊刻武举应试之作校勘尤精，故颇具版本价值。是书明清两朝各有多种版本，然清朝诸本皆有改窜。1984年，台湾华世出版社曾据清刻本影印出版；1992年，解放军出版社又采三部明朝天启元年竣刻残本补足后影印出版，收入《中国兵书集成》第27-36册。

3.孙校本(《平津馆丛书》之《周书六韬》)

清孙星衍纂辑《平津馆丛书》所收古籍皆慎择珍善之本据以精校，版本价值极高。其《周书六韬》为孙星衍与孙志祖互相雠校而成，凡六卷，又附孙同元辑佚文一卷。是书有嘉庆兰陵孙氏嘉庆十年刻本，2010年凤凰出版社曾据以影印出版；又有朱氏槐庐家塾重刻本，可在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阅览全文图像。

4.日本庆长十一年刻《七书》

庆长本《武经七书》刊于庆长十一年(1606)，为木刻活字本，题名为《七书》，闲室元佶校订，凡二十五卷，其中《六韬》计六卷。全书卷首录《施氏七书讲义》卷首江伯虎序，卷末附紫阳闲室元佶叟跋。

5.《施氏七书讲义》

《施氏七书讲义》，南宋施子美撰，一说施氏为金人。《七书讲义》为武学授课教材，以串解形式讲论武经要义，征引广博，阐发详赡，是宋代儒学治兵的重要资料。

6.《武经直解》

《武经直解》为明洪武间进士刘寅奉朱元璋旨意所撰，专供军官子孙讲读通晓，以备试用，训解细而周全，又简明浅近，且奉儒家正统，以“仁义忠信、智勇明决”为“兵之本”(73)。

全书二十五卷，《六韬》在《七书》之末，计六卷，有明成化刊本、嘉靖刊本及万历刊本；后张居正增订十二卷本出，卷一一至一二为《六韬》，有明万历刊本、崇祯刊本，日本宽永刊本、宽文刊本及清光绪钞本。以上诸本，笔者皆曾目验原书，经考察，发现诸本中以万历刊二十五卷本流传较广，在中日各图书馆藏本较多。

7.《武经开宗》

《武经开宗》，明末黄献臣撰。黄氏系福建儒学生员，正史无传，文献记载极少，当今学界亦难见其介绍，遑论研究。是书前有明末曾樱所撰序文，据此可知崇祯初按察使曾樱考校观风，黄受选入试而位列前茅，深得赏识。时国家战势紧迫，朝廷“以武科并重文闱”(74)，黄氏乃作《开宗》以阐释《武经》，请教于曾，大获赞誉。明朝武学著作多面向习武从军者，较为通俗，且注重应试，以备武举策论之用，先后有大批务求解释简明、翻检便宜、切于儒家正统而又浅白易识的所谓标题、增注、大全、纂序、备旨、评释之书问世，至晚明而以《武经开宗》成就最高。

8.《武经七书汇解》

《武经七书汇解》，清康熙间朱墉撰。清初武学复兴，汇辑《武经》注释前贤、总结前朝武举应试之作，一时蔚然成风，如《武经大全纂序集注》《武经备旨汇解说约》《武经七书开宗合纂全题汇解》《增补武经集注大全》《武经全解》等相继问世，研治兵学，无不求全求备、崇尚广博。朱墉文武双全，“四书五经”与兵书武策兼通习之，又身怀武艺，然顺治间两次应试不第，遂归而著书。其《武经七书汇解》征引书目85种，吸收注释前贤83人，集前代兵学阐释训解之大成。

9.《群书治要》

唐初魏征等纂辑《群书治要》卷三一节录《六韬》之《序》《文韬》《武韬》《龙韬》《虎韬》《犬韬》，又节录《阴谋》之篇。经比对可知，《治要》所录文字多有删节，属摘要性质，且内容与今本《六韬》有较大差异，而部分段落可见于银雀山简、八角廊简、敦煌写卷(详下)，应是唐代以前传本的形态。

《群书治要》中土早佚，可见者皆为清代自日本回传的版本，较常见者有清阮元辑《宛委别藏》、民国张元济辑《四部丛刊》、王云五编《丛书集成》所收诸本，皆源自日本天明本。除此之外，日本还有平安钞本(九条家本)、镰仓钞本(《金泽文库》本)。

出土文献有山东临沂银雀山、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所出太公简，敦煌唐写卷《六韬》，黑水城所出西夏文译本《六韬》。其中，见于传世文本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文韬》《武韬》。敦煌唐写卷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官方网站及中国古籍资源库皆可浏览藏品扫描的高清电子图像。黑水城所出西夏文译本《六韬》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编入《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影印出版。西夏文《六韬》十五篇中，有《一战》《攻城》二篇为今本所无，值得重视。

《太公金匮》，《隋书·经籍志》《意林》《旧唐书·经籍志》《通志略》均载2卷。

《太公阴谋》，《隋书·经籍志》：“《太公阴谋》一卷（梁六卷。梁又有《太公阴谋》三卷，魏武帝解）。”《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3卷，《通志·艺文略》：“《太公阴谋》一卷，又三卷（魏武帝注）。”

明确著录《太公金匮》、《太公阴谋》虽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但实际上《七略》、《汉书·艺文志》中就有。《汉书·艺文志》之“兵书略·兵权谋”：“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小注曰：“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

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略”：“《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清沈钦韩说：《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兵》者即《太公兵法》。

《汉书·艺文志》之“兵权谋”下注“省《太公》”，则“兵权谋”中部分内容出自《七略》所录之《太公》殆无疑问。顾实曰：“如本志《太公谋》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今本《管子·兵法》、《参患》，《荀子·议兵》、《淮南·兵略》等篇之类，皆当在此二百五十九篇中。”前贤已经证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谋》就是《阴谋》，也就是《太公阴谋》，《言》就是《太公金匮》，《兵》就是《太公兵法》或称《六韬》、《太公六韬》。

钱大昭曰：“《谋》《言》《兵》，就二百三十七篇而言，《太公》其总名也。”沈钦韩曰：“《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凡善言书诸金版。《大戴记·践祚篇》《吕览》《新书》《淮南》《说苑》所称皆是。《兵》者即《太公兵法》，《说苑·指武篇》引《太公兵法》。”顾实曰：“《隋》《唐志》《通志》著录《太公书》多种，《通考》仅馀《六韬》而已，《庄子》称《金版六弢》，《淮南子》亦言《金縢豹韬》。”

《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略·儒家”中另有“《周史六弢》六篇”，小注：“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颜师古以为“即今之《六韬》也。”《四库》馆臣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两种书。清沈涛《铜熨斗斋随笔》证明《汉志》“六弢”当是“大弢”，《庄子·则阳》中仲尼问于太史大弢即是此人，“今之《六韬》当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以为“此证极精覈。”可见，《太公金匮》《太公阴谋》《太公兵法》或是《六韬》都出自《太公》。

《史记·齐太公世家》：“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困学记闻》卷11并引叶梦得说曰：“其说盖出《六韬》。”宋戴埴《鼠璞》卷下：“至谓文王与太公阴谋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奇计，然《汉书·艺文志》注谓：‘吕望为周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以太公术者所增加。’汉时已尝疑之，今反使右科习为正经可耶？”宋何薳《春渚纪闻》卷5《古书托名》：“先君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内有考证处。”明胡应麟《四部正讹》中：“考《汉志》有《六弢》，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汉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馀为此，即《隋志》《六韬》也。”

《史记·留侯世家》述张良得圯上老父赠书，“视其书乃《太公兵法》。”前引《战国策·秦策》，则更记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把《太公》看成是楚汉之际乃至汉代的著作似乎保守了些，历史上就有学者根据《六韬》内容判定它是战国著作。

宋叶适《习学记言》卷46《六韬》：“其言避正殿，乃战国后事，固当后于孙子。”《困学纪闻》卷5：“古以车战。春秋时郑晋有徒兵，而骑兵盖始于战国之初，曲礼前有车骑，《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出土竹简有部分内容与今本《六韬》基本一致的太公书竹简，被认为就是《六韬》。银雀山《六韬》共14组，可分3类。1－7组为第1类，见于传本《六韬》者，《文韬》4组，《武韬》3组。8－13组为第2类，均为《群书治要》《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曾加称引而为传本所无的佚文。14组为第3类，是一些零散残简,其简式、字体与第1、第2类相似，简文又提及文王或太公望，据此当属简本《六韬》。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西汉墓中，也发现部分竹简上许多有文王、武王问，太公曰的字样，或与今《六韬》内容相同或近似，尤其是简文的字体和其他简文不同，书体逊于同出的其他几种简文，易于区别。这些简早期被称名为《太公》，后定名为《六韬》。《文物》2001年第5期公布了这批简的释文。定州汉简中根据汉简的简型、内容和字体等被确认为属《六韬》的竹简共有144枚，计1402个字，简文《六韬》共发现篇题十三个。

银雀山两座汉墓，从出土的钱币和2号墓中出土的《元光元年历谱》推定，1号墓的下葬年代在西元前140～前118年之间，2号墓下葬年代在前134～前118年之间。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抄写年代应早于墓葬年代。银雀山竹简字体属早期隶书，当是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书写成的。定州八角廊40号汉墓，墓主人为中山怀王刘修，刘修死于西元前55年，则定州简《六韬》的成书年代肯定早于此时。银雀山和定州简还表明，《六韬》在西汉初年就广泛传播，其成书时间当然更早。银雀山《六韬》文字不避汉帝之讳，如汉高祖刘邦的“邦”字，汉文帝刘恒的“恒”字，等，定州简《六韬》也不避汉文帝刘恒的“恒”字，也证明《六韬》成书时代在汉之前。

定州简《六韬》中提到了御者“王良”，王良是春秋时晋国之善御马者，在《孟子·滕文公下》、《荀子·王霸》中均有提及，应在春秋前期以前。

陶宪曾评《汉书·艺文志》曰：“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重者，盖《七略》中《伊尹》以下九篇，其书全收入儒、道、纵横、杂各家，又择其中之言兵权谋者，重入于此，共得二百五十九篇。”笔者昔有一说曰：先秦无兵家。战国时期，战争是各种国家政治思想学说的主题内容，儒、道、墨等家都各有兵书，《六韬》或《太公兵法》无疑就是《太公》的兵书部分。《太公》著作为文王、武王与太公问答，太公吕望是周人灭商战争的军事指挥者，封于齐国，故《太公》著作出于齐国。《太公》是战国时期齐国的著作。

《太公金匮》本《金人铭》中太公吕望还引了黄帝说，李零先生以为黄帝书“分布范围主要是集中于数术、方技类的实用书，以及数术之学在兵学中的分支即兵阴阳；见于诸子，则主要是阴阳、道两家及其小说杂记。”黄帝书中有“黄帝战蚩尤”之类数术书、“黄帝素女问”之类方技书，《太公阴谋》、《太公金匮》则是名贤讲治国用兵的阴谋书。

总之，《太公金匮》《太公阴谋》《太公兵法》或《六韬》都是《太公》的内容，《太公》是战国齐国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