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正式确立为节点，其发展可以分为前期的酝酿和萌芽阶段以及学科正式确立后的发展阶段。

酝酿和萌芽阶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妇女运动的发展，掀起了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学术应运而生，并深入到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各个领域。女性主义的研究也开始出现了涉及战争与冲突等传统观念中的“高级政治”的内容，指出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男性偏见。在这些早期的著作中，较为经典的有：1981年，简·爱尔希坦的《公共的男子和私人的妇女》[1]出版；1987年，她的另一著作《妇女与战争》[2]面世；1984年，汉娜·皮特金出版《命运之神是一位妇女：社会性别与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的政治》[3]；1987年，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康奈尔的《社会性别与权力》[4]出版。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学者探讨第三世界国家与妇女地位问题的著作。例如，西方后殖民理论思潮的代表人物斯皮瓦克的《他者世界：文化政治文集》(1987年)[5];斯里兰卡女性主义学者库马里·贾亚瓦迪那的《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1986年)[7]。1970年，丹麦女经济学家埃斯特尔·博瑟鲁普的《经济发展中的妇女角色》[7]出版，此书以其严谨的学术性得到广泛关注，联合国以及国际援助机构因此开始注意到，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给两性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是不同的。有关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女性的贫困问题和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影响的著作还有吉塔·森与卡伦·格朗合著的《发展、危机和可替代的愿景：第三世界妇女的视角》(1987年)[8]等，对全球经济和一国经济的宏观发展与妇女状况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以上涉及女性问题的著作较为零散，有的作者也并不是长期或专门关注女性问题的专家，因此，这一阶段可以看成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酝酿和萌芽时期。

确立和发展阶段

使女性主义思想在国际关系领域得以扎根并成长的标志是三次研讨会：1988年在伦敦经济学院举行的《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研讨会，1989年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讨会和1990年韦尔斯利大学的研讨会。1988年伦敦会后，《千禧年》在其冬季号刊中收录了此次会议的论文。其中包括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开创者安·蒂克纳的《汉斯·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原则：一种女权主义的重新阐释》，该文是批判汉斯·摩根索著名的现实主义六原则的文章，还有弗雷德·哈利迪的《隐藏在国际关系背后：妇女和国际竞技场》等。1989和1990年年会后，加利福尼亚大学研讨会的组织者彼得森在1992年出版了韦尔斯利大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性别化的国家》。

学科创立后，大量以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主题的出版物涌现出来，包括文集、专著和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其中代表性的有：1991年，由丽贝卡·格兰特和凯瑟琳·纽兰主编，英国开放大学出版社和《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联合编辑出版的论文集——《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此书是1988年《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专刊的续本，共收录了十篇文章，分别就国际关系领域不同的主题进行了研究。内容涉及分析国际关系中性别歧视的根源和表现，披露在第三世界发展进程中女性所处劣势地位和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从国别的角度分析探讨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研究了国际关系的变化对女性的影响。近 年来，后殖民女性主义学术开始关注种族、性别和阶级在国际政治中的互动关系，如2002年乔杜里和奈尔共同编辑出版的《权力，后殖民主义与国际关系：种族、性别与阶级解读》[9]，为国际关系研究作出了恰逢其时的贡献，受到了普遍赞赏。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专著也逐渐增多。例如：1989年，辛西娅·安罗出版《香蕉、海滩和基地：对国际关系的女权主义理解》[10]，此书将研究对象选择为被传统国际关系忽视了的女性，如外交官夫人们、军事基地和第三世界国家旅游区的女性、好莱坞拉美女演员等，对这些女性的活动进行分析，揭示国际关系中的女性活动是如何一贯被忽视的以及国际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受到社会性别的影响。1992年，安·蒂克纳又出版了《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别：实现全球安全中的女性主义观点》[11]一书，书中用社会性别分析论述了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全球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的观点，展示了不同女性主义派别对全球安全的不同看法。1993年，辛西娅·安罗出版了《逝去的清晨：冷战结束的性政治》[12]。1994年，在《后现代时期的女性主义理论》[13]一书中，作者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视角追溯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史上的三次理论争论以及女性和女性主义理论对争论的参与和影响，指出在这些争论中，有关社会性别方面的内容存在严重缺失。1995年，《国际政治中的妇女》[14]一书出版，此书的研究对象是可以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具有一定权力的女性，如女总统、女总理、女政治家、女社会活动家。通过对国际政坛上的女性领导者进行分析，揭示了女性与国际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1996年，《有女人的世界：女性主义国际政治》[15]则试图通过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的重新建构，使人们突破传统的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拓宽国际关系研究的视域。该著作把女性、社会性别关系和女性主义学术融入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分析了政治认同问题，探讨了国际风云的变化如何在一国国内的政治认同中发挥作用，国家认同、公民认同、殖民关系认同中的社会性别因素以及女性的经历在上述认同政治中发挥的作用。作者还集中讨论了战争与和平问题，论述了男性与战争、女性与和平的关系。该书还就国际化的劳动性别分工，发展、环境与人口问题中的性别政治等进行了分析。1998年以后，更多的女性主义研究专著面世。例如《民族主义的社会性别反讽：民族的性别化》[16]、《你变了吗？：使妇女生活军事化的国际政治》[17]、《社会性别的全球建构》[18]以及关于1981年来自西方多个国家的妇女在英国格林汉姆·康芒军事基地外进行和平示威的《格林汉姆的女权主义酷儿：普通的妇女，不普通的行动》[19]等。2001年，奥佩尔的《男性气质、国际关系与性别政治》[20]出版，集中讨论了国际政治中的社会性别认同和社会性别主观性的问题。

同时，西方国家更多的学术刊物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这一新议题纳入视野。由于部分刊物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学术影响力，它们对女性主义学术的接纳可以看作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已经被主流学术界所关注，再加上有国际关系研究的知名学者对其进行评论，使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得以同“主流”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和对话，这是女性主义研究在此领域继续前行的重要动力。

专门的女性主义刊物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国际关系方面的著述。如1988年《妇女与国际关系》专刊之后，多期《千禧年》杂志都有涉及这一领域的文章。在女性主义杂志《征兆》(Signs)、《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Studies)以及《妇女研究国际论坛》(WomensStudiesInternationalForum)上也都陆续登载了相关的文章。1998年，为纪念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创建十周年，伦敦经济学院出版了《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纪念专刊：《用社会性别研究“国际问题”》。同年3月，桑德拉·惠特沃思的《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一文在《女性主义法律研究》[21]上发表。文章在综述学科发展状况的同时，重点分析了国际计划生育委员会(IPPF)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政策受到社会性别影响等方面的问题。

在非女性主义的刊物中，女性主义学者的成果也逐渐被接受。美国重要的国际关系期刊《外交事务》、《外交政策》、《国际研究季刊》等都先后采纳了女性主义研究的成果。《国际研究季刊》1997年冬季号刊登了安·蒂克纳的文章——《你们只是不理解：在女性主义者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之间令人烦恼的婚约》。该刊还于1998年3月首次进行了关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对话与交流。1998年10月的《外交事务》杂志刊登了弗朗西斯·福山的《妇女和世界政治的演变》一文，1999年2月号接着刊登了有关此文的讨论。《外交政策》也于1997年秋季号上发表了有关女性主义的文章。从1999年11月起，《国际女性主义政治杂志》(InternationalFeministJournalofPolitics)开始出版。到2001年4月，该杂志已有3卷7期面世，内容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冲突中和致力于冲突后重建的国家、地区以及苏联东欧各国家的妇女儿童状况，也包括对女性特征、男性特征、认同政治、民族主义、全球化等问题的探讨。

上述近些年西方出版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论文集和期刊论文，虽然从数量上来看，在国际关系学界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小，影响依然有限，但女性主义学者的努力已经为国际关系的研究奉献了出色的才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认识论上的贡献

女性主义认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认识论，为国际关系已有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认识论之争增添了新的看待国际关系的方法。关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最系统、最为广泛接受的论述是由桑德拉·哈丁作出的。她把女性主义认识论视为证明女性主义研究合法性的辩护策略，将女性主义认识论划分为三种形式：女性主义经验论、女性主义立场论和后现代女性主义。[22]相应地，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的经验论、立场论和后现代理论也都为女性主义研究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合理性提供了支持。

女性主义经验论主张把女性经验加入到已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对象中，通过揭示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缺失，批判国际关系的各个层面对占人口一半的女性的忽视。女性主义经验论努力的另一方向是发现国际关系中已有的女性，发现她们曾有过的贡献，她们的观点、地位和作用。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作为处于弱势和边缘位置的群体，耕耘并收获了独具特色的果实，使人们对国际关系面貌的了解更为全面。在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内加入女性，是女性主义经验论者的主要成绩。

女性主义立场论被称为女性主义特有的认识论，对国际关系具有多方面的启发意义。女性主义立场论的主要观点有：

第一，知识的积累和研究是不可能摒除主观因素的。知识事实上是由知识主体以其特有的社会观念建构而成的，绝对和纯粹的价值中立和客观性是不存在的，任何知识主体都无法超越自身观念的偏好、倾向和局限性。因此，从不同的社会价值观为出发点来进行研究是可行的，也是有意义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即使是以坚持价值中立著称的实证主义研究，尤其是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实际上都内含着其理论拥护者的主观因素，在其理论深处或隐含着承认强权的价值观，或对有失公正的国际体系和制度持接受和维护的态度。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以追求两性平等和公正为目标的女性主义立场论批判了主流理论中冰冷的、貌似中立的价值无涉姿态，揭示了主流理论中具有男权特征的价值取向，倡导并逐步构建性别平等的、饱含关爱情怀和正义观念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二，客观与主观、理智与情感、主动与被动等因素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不应该把它们对立起来。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认为，在研究中应该认真对待情感等主观因素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这些方面在传统认识论中是经常被刻意回避和忽视的。在国际关系中，面对一个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男人和女人造就的世界，就其研究对象来说，远不是仅仅用客观性和物质性能概括的，因此在研究中更需要将主观与客观、理智与情感、主动与被动等因素联系起来，从而构造出更符合人类进步要求的国际关系理论。

第三，主张以多重视角来观察世界。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提倡用社会性别视角进行分析观察，弥补了以往研究中性别视角的缺失，在很多问题上，以社会性别视角进行研究可以看到事物未曾开启的一面，丰富研究的角度和成果，是值得重视的。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别视角是到来得最为迟缓的，主要是因为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前提假设模糊了其中的性别问题，该领域被认为是与性别风马牛不相及的，隐藏了在国际关系中依然存在的性别差异和歧视。经过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的努力，发掘出了埋在国际关系深处的性别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以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国际关系中与性别有关的议题，以社会性别视角阐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无法成功解释的问题，是女性主义立场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大贡献。

第四，女性主义立场论强调从弱势群体的视角认知世界，重视边缘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这一主张对以西方主流话语所霸占的社会各研究领域都起到了警醒作用，促使各主流强势群体倾听弱势边缘群体的声音，反思主流话语所忽视的世界的其他层面以及强势群体对非主流群体造成的偏见和歧视。

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强调差异，反对一切形式的“宏大叙事”。比如用性别、阶级、种族、民族等概念所作的分析，在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者看来都过于笼统，掩盖了所有分类中事实上存在的差异。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非常重视性别问题在不同种族、肤色、民族、宗教和文化中的不同表现。近 年来，在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除了其最活跃的阵地美国外，德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甚至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也都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成果，这不能不说是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积极影响。

女性主义各个认识论派别虽各不相同，互有争论，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为处于弱势的女性群体争取平等权益，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

方法论上的贡献

女性主义学者在运用其独特的认识论进行国际关系研究的同时，也为传统的方法论注入了新的内容。有学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主义就是指以性别视角来看待和分析问题的一种方法论原则，并且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非女性主义研究的“女权主义方法论”。

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哈丁将这种“女性主义方法论”的独特特点作了一个总结：

（1）新的经验来源和理论来源：女性经验。正如安·蒂克纳所说的，“有关国际体系中国家行为的知识依靠的是以男性经验得出的假定，所以它忽视了很大一部分人类经验，而这些经验有着扩大选择范围以及为思考国家间实践开辟新途径的潜在可能”[23]。由于妇女在社会中扮演着与男人完全不同的角色，她们看事情的角度与男人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同。她们更少求助于武力，而更愿意通过协商和合作来化解冲突。从这一点来看，妇女具有与男性极为不同的才能，而且可能更加优越，因为她是合作性的，这一点在解决问题时往往更有效。然而，传统研究仅从男性的观点出发来定义和解释社会现象，其结论必然是偏狭和不公正的。女性主义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从女性经验的视点出发，并把它作为衡量现实世界的一个重要指标。

（2）新的研究主题。研究主题的划定不再以男性视角作为标准，即通过“挖掘”工作，转变男人所关注的重心，重新寻找被划入边缘和处于弱势地位的问题。

（3）新的研究目的。女性主义者追求这样一种方法论，它既能提供有价值的研究，又有利于女性价值的提升。这些女性主义方法论原则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带有性别偏见的、不公正的所谓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研究的新的尝试。[24]

从上述总结可以看出，女性主义方法论既具有批判性，又具有包容性。批判性表现在对传统的体现男权特征的方法论原则和实证主义学术的批判上。包容性表现为，在性别视角下，可以采用多种方法或根据具体问题来决定采取何种方法，并不囿于或排斥某种具体方法。而且，女性主义从关注女性群体的利益逐步拓展到关怀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弱势群体的声音，女性主义的方法论也由此从基于性别分析的方法取向延伸到基于平等追求的、反对一切等级和权威的研究理念，不仅仅为消除性别不公平，而且以一切弱者的利益作为关注点的研究模式。因此，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包容性也体现在既以研究女性议题为主，又不仅仅局限于女性议题，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可能模糊女性主义研究的边界，但的确表现出女性主义在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一种包容和开放的选择。正如女性主义学者舒拉米特·瑞恩哈茨所指出的：“在女性主义研究中，不存在‘方法论的精英主义’或‘方法论上正确’的定义，取而代之的是许多个体的创造性和多样性。……女性主义研究就像是变形虫，它发生于任何地方，走向任何方向，遍及所有的学科，运用所有的方法……这条变形虫是由妇女运动滋养的，而女性所受的凌辱和怀抱的希望又孕育了妇女运动。”[25]

拓展国际关系议题

基于以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以女性主义的视角观察国际关系，使人们听到了未曾听到过的声音，这一点可以说是女性主义为国际关系理论多元化作出的最突出贡献。尤其是女性主义视角在论述国际关系中有关性别偏见或性别差异的问题方面取得了不错的进展，成功地显示出了自身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女性主义发出了国际关系领域未曾出现过的声音，最初起源于女性主义学者的疑问：在众多的国际关系事件中，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当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占人类数量一半的女性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在国际关系的所有研究领域都鲜有对女性的记载？为什么众多的国际关系研究者中极少有女性的身影？鉴于女性关于国际关系的经验和观念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很少被承认甚至不被提及，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大量的成果是以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中的女性及性别问题介入该领域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许多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开始了拓荒的研究，努力“发现”了国际关系中的女性，并力争发掘出更多的女性。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寻找造成此种性别极度不平衡状况的原因，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寻求出路。女性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其实是反映男性的经验。在此类成果中，有的描述了外交官夫人在外交事务中的调节作用，有的搜集整理日本近代以来一贯的“公娼制”对日本女性的压迫和控制，也有的挖掘韩国妓女在驻韩美军中的作用，还有的强调女性在战争中与战后重建中的作用和遭遇等等。1981年，简·爱尔希坦的著作《公共的男子和私人的妇女》，用女性主义的视角对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一个普遍倾向进行了剖析，即对公共领域的尊重和对私人世界的贬低，而这二者是由男人和女人分别掌管的。爱尔希坦用女性主义理论重新构建了她眼中的公共领域和私人世界，重申了家庭的重要性并倡导一种“伦理政治”。该书揭示了在政治领域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及其根源。爱尔希坦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女性与战争》论述了在有关战争的故事中，男性的角色都被定位为国家代言人、民族的卫士、女性的保护者；而女性都被描述成消极、被动和依赖的角色，而真实生活中男性和女性实际做了什么则常被忽视和省略。这些故事中塑造的模板一样的男性和女性形象又作用于现实生活中的男男女女，迫使男性按照故事中的男性标准去参加战斗，充当女人和孩子的保护者，并希望女人们对他们的保护心怀感激。实际上，这些故事中的女性也是战争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而男性作为战场上的勇士和妇女孩子的保护者，实际上却使更多的妇女、孩子被伤害。这部著作对人类战争故事中的女性形象、男性形象以及二者的关系进行探讨，并把故事背后隐藏的与男性、女性和战争有关的价值观导向作了深入剖析。涉及女性和战争关系的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当属《违背我们的意愿：男子、妇女和强奸》。该书由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苏珊·布朗米勒于1975年出版，它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用大量的案例对强奸问题进行剖析，并从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学、法学、历史学的角度全面分析了男性强奸女性这一由来已久的社会问题。书中对两次世界大战及越南战争中的强奸问题、白人和黑人种族间的强奸问题等都有深入的分析。该书出版后影响广泛，被译成17种文字。1995年，纽约公共图书馆把《违背我们的意愿》选为20世纪最重要的100本图书之一。该书关注的主题也属于战争中的女性问题，成为“女性与战争”问题的先行者。

与女性主义在学术界的成果相呼应，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与性别相关的议题也逐渐得到重视。1999年12月，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内的14位女外长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要求解决世界范围内拐卖妇女和儿童的问题。2000年10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以“妇女、和平与安全”为主题的第1325号决议。

可以看到，上述研究成果及其影响已经使一直处于隐形状态的女性渐渐显出轮廓，让人们看到了传统国际关系遗漏掉的女性群体，同时批判了传统理论、观念和实践中对女性的歧视、贬低、不公正甚至是彻底的抹杀，拓宽了人们认识国际关系的视野。

经过多年努力，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已取得长足进展，国际学术界有众多代表性著作问世，包括中国大陆已翻译出版的辛西娅·恩洛著《香蕉、沙滩与基地：国际政治中的女性主义》、布鲁克·艾克里等主编《国际关系女性主义方法论》。《国际女性主义政治》已发展为成熟的学术平台，选题范围广、覆盖面宽，跨越了各式各类的传统学术边界。《国际组织》《国际研究季刊》等主流国际关系学术期刊都发表了相关成果。中国学术界出版了《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等专著、教材及一定数量的论文。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与全球妇女运动、全球治理日程处于相互影响中。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制定和落实过程，都体现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在女性主义学术、全球妇女运动和各方力量的共同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于2000年10月通过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形成 “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而落实议程的实践反过来又助推“‘妇女、和平与安全’学术”的发展。这是将性别平等纳入国际关系“高政治”议题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