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批人，十几岁时就被号召到农村当农民，回来后等着国家给分配工作。那时候找个工作可不那么容易。没人给分配工作就回家呆着去，着急有什么用呢？但每个人都得想办法活着——没办法的事情。”

在家闲着的几个月，由于当时压抑的政治气氛，来往的就是严力等写诗的几个。因为家住得近，有时候晚上他就和严力住在一起，一般朋友都断了来往。

“母亲说，出门得戴黑纱，不戴不行。”“1976年领袖人物去世，唐山大地震又死那么多人，‘四人帮’垮台……”对于这段沉重的历史，芒克并没有那么狂热，他只是隐约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要到来，社会要变化，有事情要去做。

“对于我们来讲，有变化总比一点都没有好。”必须承认，由于他表述的含糊，你不能确切地知道他是否踌躇满志，是否哀愁。

“20多岁的人了，老在父母面前晃悠，总不是回事。”那年10月，终于给分配工作了——北京造纸一厂，一家国营的厂子。单位给他分了一间宿舍，他觉得自己自由了。

一开始，和两个老工人一起收稻草、麦草，相当于草料厂的看守者。草厂里堆积的巨大草垛比几层楼还高，有一次因为电路短路着火，草厂烧起来了，郊区野地里，风一吹，火势没法控制，一烧几十米，把人都快烤熟了，只有等消防队来。芒克当时一门心思积极救火，还被领导表扬“干得不错”。

当国家工人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他先后在纸浆车间、出纸车间呆过，震耳欲聋的厂房里，说话都听不清。“我太不喜欢工厂里的工作了，但没有什么选择。也不能随便写东西。”

一个月38元的工资，月月不够花。“当时肯定觉得很无聊的。”能够接触到的读物不多，对读书芒克也失去了头两年的兴趣。有时候他就和老工人喝喝酒。工厂里的人并不知道这个年轻人还写诗。

1978年厂里组织篮球比赛，芒克打后卫，这是他记忆中一段愉快的经历。除此之外，能有的快乐也就是偶尔和严力、北岛几个老朋友的小聚。“我们聚会没那么严肃，比较随便——不谈诗，什么也不谈。”

“那时还分合同制工人、国家工人，厂里的头还对我说，‘不容易，你算是国家正式工人。’厂里的人对我都还挺好，但我不争气——不是办那个《今天》嘛。”

后来恢复了高考，芒克也没太大兴趣，至今他的学历依然还是初中生。不可不提他和北岛，虽然现在他们来往比较少。“我们俩从1972年认识后，关系就一直特别好。他比我稍微大点，挺够朋友的，我有什么难处，他也会帮我，没饭吃，给点钱之类的。我们一直没红过脸，没翻过脸，没吵过架。”1978年底和北岛等人合办诗歌杂志，芒克向厂里请假，厂里不同意，后来知道芒克在外边干“这种事情”，就更不同意了。工厂宽大为怀，希望他迷途知返，希望他回来，但要回来，必须写“深刻的检查”。28岁的芒克非常拧，不肯写，索性就不要工作，专心去办杂志。后来，芒克收到了工厂的一封信，盖着章，说他“旷工几百天”。他被开除了。

“开除就开除呗！”令人悲哀的是，父亲也与这个“逆子”闹翻了。诗人芒克没了工作，到复兴医院看过几天大门，“干一天给1块钱，不干不给。那还是多少人保我，才做了个临时工。”

从此芒克再也没有过体制内的稳定工作。一年多前，他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还是“待业”。“我也很少写诗。”从1988年起，到整个90年代，法国、日本、美国，荷兰鹿特丹诗歌节、澳大利亚墨尔本艺术节……“各国到处乱跑，那时候机票、吃住他们都管，参加一些朗诵会还给一些报酬，就跟演员一样，有出场费。报酬还可以，日本一般是朗诵一首诗5万日元，美国1000美元左右，法国3000法郎，这点出场费，用来生活还是不够——但那时在北京生活，有点饭钱就可以。”

他的小说《野事》，根据他在白洋淀插队的经历写就。作家阿城对《野事》评价很高，“饱满，元气淋漓，一股子少年人的直朴和温柔”。芒克是“白洋淀诗群”中最后一个回城的。回去当工人之前，他烧毁了6年间写的全部诗稿。

他仿佛在20岁之前就给自己定下了“流浪者”的形象。20岁，身无分文，山西、内蒙都去过，也不认识人，买不上火车票，扒火车。路上就和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交朋友，那些人管吃。“我妈给我往白洋淀写信也不见回信，以为我人可能没了。我回去我妈一看这德行回来了，我就给她讲我去哪儿了。年轻的时候没少叫我妈他们操心。我胆特别大，我去哪儿都无所谓，一个人。”

一个人从外面浪荡回来后，芒克开始写诗了。“我们家一直对我写东西不当回事，现在他们也没当回事啊。父亲1991年就去世了，他在的时候对我写东西很反感，因为写东西老招事，弄得自己连工作也没了。”芒克一向被冠以“一生放纵爱自由的”的“浪荡者”的美名，30年后的今天，他似乎已经“转型”成功，摇身一变，成了画家芒克。“我从来没有过大钱，也不指望这个，但我起码完好无损地活到现在，长这么大连医院的点滴也没打过，不也活得挺好的吗？我去年开始画画，也都是因为我老婆怀了孩子，租了房，逼得没办法。我根本就没画过，不会画。”

“颜料和画布是艾丹赞助的——我没钱买油画材料。我只管画，画完之后他给拍照片，印请柬，安排地方搞画展，所以我摇身一变干这个啦，愣给画上了。过去我从来没有想过去画画，现在居然还要靠这个为生了。”

他画了3个月，画出十几幅，朋友们捧场，给办了个画展，结果——大家还真的喜欢他的色彩斑斓，卖出去不少。他用这笔钱在北京东边的四惠交了房子的首付。买了房子之后，他又身无分文了，然而好歹是和娇妻、幼儿，过上了他迄今为止“最为稳定”的生活。

“我这人挺容易满足，也没那么大欲望，别吃了上顿想下顿就可以了。我现在就是画画，没准什么时候一抽风，又开始写诗了，难说。”

“今天”的名字是28岁的草场工人芒克取的。1980年代初，“今天”的几位诗人(后来他们的作品被评论家们界定为“朦胧诗”)在玉渊潭举行诗会，无数少年爬到高树上瞻仰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北岛走到麦克风前，宣布开始，但是会场始终安静不下来。

阿城回忆说，“芒克走到台前来，用眼睛扫了一下下面……会场立刻安静了。”

被芒克轻描淡写“忽略”过去的是：“朦胧诗”被认为是上个世纪80年代具有启蒙色彩，与“思想解放运动”相呼应的一份文学刊物。当年活跃的“朦胧诗人”，后来都已经声名显赫：舒婷、顾城、杨炼、江河、梁小斌，而作为这个流派一员大将的芒克本人，在读者中也一直享有巨大的声望。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阳光中的那棵向日葵了吗你看它，它没有低下头

而是把头转向身后

就好象是为了一口咬断

那套在它脖子上的

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

你看到它了吗

你看到那棵昂着头

怒视着太阳的向日葵了吗

它的头几乎已把太阳遮住

它的头即使是在没有太阳的时候

也依然在闪耀着光芒

你看到那棵向日葵了吗

你应该走近它

你走近它便会发现

它脚下的那片泥土

每抓起一把

都一定会攥出血来

那屋顶

那破旧的帽子

它已戴了很多年

虽然那顶帽子

也曾被风的刷子刷过

但最终还是从污垢里钻出了草

它每日坐在街旁

它从不对谁说什么

它只是用它那让人揣摸不透的眼神

看着过往的行人

它面无光泽

它神情忧郁

那是因为它常常听到

它的那些儿女

总是对它不满地唠叨

这时已听不到

太阳有力的爪子

在地上行走

这时是昏暗的

这时正是黄昏

这时的黄昏就象是一张已被剥下来的

已被风干的兽皮一样

但这时的人们

我在路上遇到他们

他们仍警觉地注视着

四周的一切动静

这使我也变得小心

在这黄昏之后

还会不会出现

比这更凶猛的野兽的眼睛

是一只长着黑白毛色的狗月亮是它时而伸出的舌头

星星是它时而露出的牙齿

就是这只狗

这只被冬天放出来的狗

这只警惕地围着我们房屋转悠的狗

正用北风的

那常常使人从安睡中惊醒的声音

冲着我们嚎叫

这使我不得不推开门

愤怒地朝它走去

这使我不得不对着黑暗怒斥

你快点儿从这里滚开吧

可是黑夜并没有因此而离去

这只雪地上的狗

照样在外面转悠

当然，它的叫声也一直持续了很久

直到我由于疲惫不知不觉地睡去

并梦见眼前已是春暖花开的时候

早报：什么时候开始画画的？您之前也没受过绘画训练。

芒克：2004年初，我的一个朋友给我买了一些颜料和画布，建议我可以画画，我就直接上手了。我也就是瞎画，现在也还是瞎画。我以前对绘画没兴趣，也从来没有训练过。有点荒诞的是，我自2004年初开始画画，年底就办了展览，还被人买走了。所以从2004年起，我算是把画画当成了一份正式职业，一门手艺，有自己的经纪人，有自己的画室，每年完成20多幅作品，我就靠这个养家糊口。我这个诗人现在就靠画画吃饭。

早报：当年的很多诗人现在都去了高校，比如北岛、西川、多多，您有这样的机会吗？

芒克：没有大学邀请过我，大学请我演讲我都拒绝了，我能讲什么？我没有太多的校园经历，这辈子干得最长的工作就是在白洋淀插队7年。我18岁去农村，回城后去工厂呆了1年多，后来因为办杂志被开除，打那以后就没有进过单位了。年轻的时候，胡来成了诗人，现在瞎画成了画家，好歹活到现在。我觉得挺好。你真叫我到单位，我也不习惯。这跟我性情有关，人各有命。现在带孩子玩，习惯了，挺好。

“那时候，我们一激动就扒火车”

早报：能谈谈白洋淀插队的7年吗？

芒克：在农村我也不劳动，一年的工分居然倒欠。我整天在外边玩，他们也不怎么管我。我在村里混得烂熟，跟玩伴们关系很好。现在，那个时候的玩伴居然都成了大人物，而在那个时候他们都是村子里的坏小子。以前我每年都回白洋淀，现在很少去了。几年前，和我玩得最好的朋友死了，那天晚上我没怎么睡，特别不舒服，就是觉得这地方不应该再来了。

早报：当时，写诗意味着什么？

芒克：那个时候写诗是最简单的事情，有笔和纸就可以了。写诗就是没事情干。在白洋淀，我们村和别的村的知青都在写，但大家各写各的，真正热闹还是在办杂志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写诗，哪里想过会出名什么啊，只要别被抓起来就行。那个社会太无聊了，写诗无非是想自由一些，别你们让我们说什么，我们就得说什么。我们看点书接触了点西方的东西，我们热爱自由，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去农村也是一个好的事情。城里面管束得那么严酷，到了农村后发现，农民不是太关心“文革”。自己写点东西，老百姓知道什么啊。那时候就是兴趣，翻了点洋书就想要写点什么，真没想到还成了什么东西了。你问我这些诗怎么写的，忘了，就像不是我写的一样。

早报：但当时大家用的诗歌语言已经非常独特了。

芒克：当时，诗的语言就是大家瞎琢磨出来的，也没有太在意。这帮人也没有经过什么训练，能阅读的东西也不是太多。反正就是感觉，这样写好，大家基本上还互相认同。

早报：在那个时候，您还学着《在路上》去流浪了一回。

芒克：那是1972年，我和彭刚他们，这些人有画画、写诗、做音乐的，对西方的东西也看了不少，然后我们就心血来潮地说：我们也先锋派了。我们对先锋的理解就是超前，然后很冲动地学着《在路上》上路了，没几天就被遣送回来了。当时，我俩身上就2块钱。那个时候很天真，对外省一无所知。那时候，我们一激动就扒火车，一路居然都没有被查，直到汉口才查到我们逃票。然后我们又扒火车往回跑，在信阳的时候又被赶下来。我们实在没辙，找谁要饭啊，满街都是要饭的。后来实在饿晕了，遇到一个民政局的好心人，她给了我们2块钱买吃的，还让我俩去民政局找她。彭刚编瞎话，说我们钱丢了什么的，其实我们哪来的钱啊。后来她打电话到我妈单位——北京阜新医院，我妈说，“几天没见你去哪里了？”后来我们就上了火车回北京，在火车上又大吃大喝。

早报：对比现在安定的生活，30多年前的事情好像很遥远了吧？

芒克：真的是好遥远的事情，而且觉得不是我的事情，这事是我经历的吗？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回忆录，我觉得没啥可以回忆的啊，我做梦都不怀旧。百无聊赖才去怀旧，再百无聊赖就喝酒去。

“我现在关注的是画画、孩子、家人。”芒克说。

“我这个诗人现在靠画画吃饭”

早报：儿子知道您是诗人吗？

芒克：他在读幼儿园，有一次他回来对我说，“爸，你是诗人啊？”可能是他老师说的，我想以后他会明白的。

早报：您现在还写诗吗？

芒克：不怎么写了。我写诗都是一阵一阵的，我的诗集都是几个月写成的，我从来不积累。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冒出来一本诗集。我对于出诗集也不感兴趣，现在没有时间琢磨诗歌，想的只是一年完成20多幅画。

早报：和诗歌界的老朋友们还有联系吗？

芒克：我现在基本上和诗歌圈绝缘了，来往很少，活动参加得更少。我和过去的人基本上都见不着，像老多多，就只在一些诗会上见面，平时没有联系。我现在联系的朋友都和诗歌没关系。我不是怀旧的人，过去没什么好聊的。现在还是有许多朋友邀请我出去玩，但一个人懒得出去，而且孩子怎么办啊？现在我比较安定、规律，我岁数大了但更踏实了。年轻的时候天天出去约会、喝酒，天天狂喝，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喝死，不知道怎么回来的，那个时候酒量也好。北岛不太能喝，喝点酒就醉了。喝酒本身是对写作的放松，酒都不喝，哪来的激情。但我写诗都在清醒的时候，不写诗会难受。

2003年，他写过一本回忆录性质的《瞧，这些人！》，基本上都在写他的朋友，克制和谨慎地写他们的逸事。比如他写陈凯歌嘴皮子利索，“差不多能用嘴奏出交响乐”；写北岛，“眼珠子微突，就像两颗石头子随时都可能弹射出去”；顾城戴着那顶牛仔裤裤管做成的“晦气”的帽子；他和多多交换诗集，就像两个人决斗前“交换手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