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大战期间，毛姆先在比利时火线救护伤员，后入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在日内瓦收集敌情；后又出使俄国，劝阻俄国退出战争，与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有过接触。回国述职时，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这一段间谍与密使的生活，后来写进了间谍小说《艾兴顿》（1928）中。1916年，毛姆去南太平洋旅行，此后多次到远东。

1919年，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问世。1920年到中国，写了游记《在中国的屏风上》（1922），并以中国为背景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面纱》（1925）。以后又去拉丁美洲与印度。

1928年毛姆定居在地中海之滨的里维埃拉，直至1940年纳粹入侵时，才仓促离去。两次大战的间隙期间，是毛姆创作精力最旺盛的时期。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初期，他写了一系列揭露上流社会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道德堕落的剧本，如《周而复始》、《比我们高贵的人们》和《坚贞的妻子》等。后来还写了《香笺泪》（1927）、《神圣的火焰》（1929）、《养家糊口的人》（1931）以及表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幻想破灭的《为国效劳》（1932），1933年完稿的《谢佩》上演失败，从此不再写剧本。

第二次大战期间，毛姆到了美国，在南卡罗来纳、纽约和罗德岛等地呆了六年。1944年发表长篇小说《刀锋》。在这部作品里，作家试图通过一个青年人探求人生哲理的故事，揭示精神与实利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小说出版后，反响强烈，特别受到当时置身于战火的英、美现役军人的欢迎。

1946年，毛姆回到法国里维埃拉。设立了萨姆塞特·毛姆奖，奖励优秀的年轻作家，鼓励并资助他们到各处旅游。1948年写最后一部小说《卡塔丽娜》，以16世纪西班牙为背景。此后，仅限于写作回忆录和文艺评论，如《总结》（1938）、《作家笔记》（1949）、《流浪者的心情》（1952）、《观点》（1958）、《回顾》（1962）等，同时对自己的旧作进行整理。毛姆晚年享有很高的声誉，英国牛津大学和法国图鲁兹大学分别授予他颇为显赫的“荣誉团骑士”称号。

1954年，英国女王授予“荣誉侍从”的称号，成为皇家文学会的会员。同年1月25日，英国嘉里克文学俱乐部特地设宴庆贺他的八十寿辰；在英国文学史上受到这种礼遇的，只有狄更斯、萨克雷、特罗洛普三位作家。1959年，毛姆作了最后一次远东之行。

1961年，他的母校，德国海德堡大学，授予他名誉校董称号。1965年12月15日，毛姆在法国里维埃拉去世，享年91岁。骨灰安葬在坎特伯雷皇家公学内。

父亲是律师，当时在英国驻法使馆供职。小毛姆不满十岁，父母就先后去世，他被送回英国由伯父抚养。毛姆进坎特伯雷皇家公学之后，由于身材矮小，且严重口吃，经常受到大孩子的欺凌和折磨，有时还遭到冬烘学究的无端羞辱。孤寂凄清的童年生活，在他稚嫩的心灵上投下了痛苦的阴影，养成他孤僻、敏感、内向的性格。幼年的经历对他的世界观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40岁的毛姆加入了法国的红十字急救团。在西线服役时，他遇到了22岁的美国人吉拉尔德·哈克斯顿。哈克斯顿外向活泼、精力充沛，与由于口吃而不善交际的毛姆恰成互补。毛姆遂雇哈克斯顿为自己的私人秘书，两人的伴侣关系一直保持到哈克斯顿1944年去世。

1915年，毛姆与慈善家托马斯·巴尔那多博士的女儿茜瑞·威尔卡姆生下一个女儿。茜瑞当时是个有夫之妇，但她次年与丈夫亨利威尔卡姆离婚，并与毛姆结婚。但是婚后，毛姆大部分时间与哈克斯顿生活在一起。这对同志伴侣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携手同行，游览了中国、印度、拉美等地。毛姆作为“世界旅行家”的称号也由此而来。在这些旅行中，哈克斯顿好比毛姆的眼睛与耳朵，在与旅途中各色人等的交往中，为毛姆搜罗了大量“奇闻轶事”，而这些故事日后则成为毛姆小说创作的源泉。1927年，茜瑞终于不堪这番冷落，与毛姆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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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的个性坦率，常常直言不讳，因此总是招引文艺批评界的诋毁，但他仍坚持以英、法等国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短篇小说，在20世纪英国短篇小说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毛姆短篇小说的标志就是冷静、客观和深刻地剖析与解读人性的弱点，人世间的人情冷暖、苦与恶、尔虞我诈、道貌岸然、世态作品中无情地嘲弄、讽刺了当时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畸形关系、上流社会的荒理无度以及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导致了人们对美好世界的幻想破灭，让人们从他的小说中亲身领略、目睹了社会的罪恶、人性的丑恶及命运的不公和多劫难。

纵观毛姆的多篇短篇小说，虽然他目睹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疾苦，在创作时仍坚持客观、冷静的态度和超然的做法。毛姆将人性的复杂性描述得淋漓尽致，表达了对人性的关注和对社会的关心，强调了人性的复杂和矛盾，将善与恶、美与丑进行了惟妙惟肖的描写。有人认为毛姆的小说已超越了对善、恶、美、丑的鉴别，但其作品往往只是对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进行具体、翔实的描写，尤其是对人性恶的一面进行无情的揭露与讥讽，却没有意识到罪恶的根源，没有对摧残、压迫人的社会进行淋漓尽致的批判。

对维多利亚传统的矛盾态度使毛姆与其他不愿盲从常规的作家一样，对新时代自我价值的追求满怀渴望，同时又不忍彻底颠覆维多利亚传统文化。正是出于这种心理．毛姆选择了逃避，追求人性的自我完善与超然物外。他笔下的主人公对造成自身孤独的外在世界冷眼相看，对保持孤独的完美刻骨铭心。在西方文化的樊笼中，他们无所适从，惶惶不可终日。在一次次质疑中，毛姆放逐他笔下的主人公自由地寻求灵魂栖息之地。《刀锋》中的拉里和《月亮与六便士》中的斯特里克兰便是其中的典型。

对毛姆而言，面对复杂的人性和不可知的人生，他更愿意做一个“无所偏袒的观察者”。在创作小说时，了解人性，暴露人性的弱点，成为毛姆关注的焦点。生理上的缺陷带来的自卑感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冲突，让他更加客观、包容地看待人性．从而也使他得出人性是复杂的、不可知的．而且善恶兼容的结论。因此在创作时，毛姆其所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其作品内容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既不扬善，也不隐恶，让读者自己去观察、去体会揣摩，来判断人物的好与坏、善与恶，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各具风采、各具特色。

作为一名跨世纪的作家，毛姆带着19世纪传统作家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批判意识进入20世纪，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探索，追问人性的价值。他独特的创作个性在语境中呈现，并在语境中生成意义，反过来又构成语境中的一道风景。在他的小说中，既有对19世纪传统价值观的反叛与否定，又无可奈何的眷恋与缅怀；既有对风光一时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反驳与批判，又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共鸣。

这些互为矛盾的因素充分体现了文化语境与作家创作个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构成毛姆小说的二重性特征。表面上，毛姆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对社会的丑恶与人性的堕落进行揭露；在更深层面上，毛姆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的孤独、荒诞与幻灭感。毛姆这种用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现代主义主题的方式是其区别于其他作家的一个显著特征。

毛姆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不同国家不同阶层许多读者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至今经久不衰，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他作品中浓郁的异国情调。这种异国情调既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也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有关。科技带来的进步使得西方文明迅猛发展，不仅使得后起的欧洲迅速超过了古老的东方。而且促进了“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和霸权意识的增长。在疯狂的殖民扩张过程中，殖民者从“愚昧、野蛮”的东方人手中掠夺物质财富．人类学家和艺术家则看到了东方文化的独特量力，将之视为人类灵魂的最终归属。作为一个敏感而极具才华的作家，毛姆深切地感受到了西方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对东方文化则充满了无限的敬仰与向往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毛姆对处于非主流边缘地位的土著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等倾注了自己高度的热情，寄予了无限的期望。在毛姆的小说中，“异质文化不再充当西方文化的配角，而一跃成为小说中真正的主宰因家”。

毛姆被称为英国的莫泊桑。他一生著作甚多，除诗歌以外的各个文学领域，都有所涉及，有所建树。他共写了长篇小说二十部，短篇小说一百多篇，剧本三十个，此外尚著有游记、回忆录、文艺评论多种。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的长、短篇小说，文笔质朴，脉络清晰，人物性格鲜明，情节跌宕有致，在各个阶层中都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群。他的作品被译成各国文字，不少小说还被搬上银幕。他是20世纪上半叶最受人欢迎的小说家之一。

2018年6月13日晚，翻译改编自毛姆《The Constant Wife》，由中国青年导演祖纪妍执导的话剧《最完美的婚姻》在北京西区剧场开启了第三轮首演。

我最早看毛姆的时候，他的长篇我觉得索然无味，从此就没有看过这个作家的短篇。我没想到他的短篇可以写得那么好，他使我忽然之间回到以前的时代。（作家王安忆）

我觉得毛姆的写作很有趣，我觉得有这么两类作家：第一类作家的精神很稳定，但他笔下的人物多少有一点精神问题，比如毛姆；还有一类作家，作家本身的精神很不稳定，写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乔伊斯就是一个典型。毛姆是一个经历特别丰富的人，像一个长辈，他写小说开篇的语句可以归纳成一句话：“我跟你说一下人生吧。”只有英国作家身上才特有这样的东西，这个是英国文学中非常特殊的部分。毛姆的小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教材，我觉得毛姆特别善于处理非常微妙的东西，这种东西大概也是都市化带来的问题，这个在乡村中间是不会存在的。（作家孙甘露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