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珪一向很宠爱贺夫人，但此时为了立太子又必须把她杀死，他觉得实在有些下不了手，只好先把她关起来，准备给自己一段时间来作决定。为了建立中原王朝那样父死子继的制度，他已经害死了拓跋觚和拓跋仪两个弟弟；在消除贺兰和独孤部族势力时，自己的母亲又被逼得忧愤而死；而此时，为了防止未来的继承人受到母后家族势力的干扰，他又不得不杀死两个宠爱的妻子。看着亲人们一个个死去，他觉得自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在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良心谴责之下，拓跋珪的心理极度扭曲，终于神经错乱了，每天都对着身边的空气喃喃自语，似乎亲人们的冤魂都飘荡在他左右，他必须向他们解释个不停。

被囚禁起来的贺夫人也不甘心坐着等死。情急之下，她托人带信给儿子拓跋绍，让他来救自己。于是十六岁的拓跋绍带着人连夜翻墙进宫，冲进拓跋珪居住的天安殿。拓跋珪从梦中醒来，还没有来得及找到武器，就已经被杀死。这时是公元409年的十月，拓跋珪只有三十九岁。随后他仅存的同母弟弟拓跋烈帮助拓跋嗣登上帝位，赐死了贺氏母子，并追谥拓跋珪为太祖道武皇帝。

此后这种子贵母死的制度仍被一些北魏后妃所借用，但当时已经不存在母后部族势力干政的可能，杀死皇帝的生母已经完全变成了打击政敌的一种手段。而且这种规定也并不能防止太后临朝，因为皇帝的生母虽然死了，但还有其他皇太后和先皇帝的妃子可以控制政权，比如著名的文明冯太后就用这种方法把献文帝和孝文帝先后控制在自己手中，皇帝也只能听她的指挥。这项制度一直到了宣武帝拓跋恪的时候才被废除。

在拓跋珪去世后，拓跋嗣继承了他的事业，让北魏的统治继续向前稳定发展。又过了十四年，曾经被拓跋珪寄予厚望的孙子拓跋焘即位，就是后来的魏太武帝。这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王，能力才干与脾气禀性都和拓跋珪非常相似，同样勇武坚定而又多疑暴虐，最后同样死于非命。他发展了拓跋珪未竟的事业，统一了北方，创造了文字，进一步吸收了汉文化，使北魏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帝国。

首先，道武帝制定这一制度与他受制于母亲，尤其是从登国元年（386年）建国到皇始元年（396年）他母亲贺氏去世的十年间，他始终生活在母亲贺氏的影子里有关。道武帝生于什翼犍建国三十四年（371年），而代国于什翼犍建国三十九年（376年）被前秦所灭。而拓跋珪建立北魏是在道武帝登国元年（386年）。从代国灭亡到北魏建国的这十年间，道武帝的年龄在6至15岁，由于年龄尚小，他始终生活在母亲贺氏的监护下，一切受制于母亲。

第二，制定这一制度是为了配合离散诸部政策的实施，打击与削弱部族势力，并使“父死子继”制度顺利实行，从而巩固专制集权统治，维护君权。在代国时期和北魏建国初期，部族的势力很强大，“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他们又往往与皇族拓跋氏通婚，外家部族通过皇后或皇太后攫取了很多权利，这严重影响了皇权的统治与稳定。

代国时期王位继承实行军事部落联盟首长推荐制度，实行“兄死弟及”制度，而道武帝建国后实行的是“父死子继”制度，部落的存在将严重妨碍这一制度的实行，但遏制外家部族又必须遏制母后本人，所以“子贵母死”制可以抑制与拓跋皇室联姻的部落贵族的势力，使“父死子继”制顺利实行，进而巩固专制集权统治，维护君权。

第三，制定这一制度是道武帝对拓跋部在代国时期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魏书序纪》中说圣武帝诘訜与天女合，生力微，谚语曰：“诘訜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当时的拓跋部仍处于母系社会时期，是重母轻父的，但在史书中却说诘訜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这其中肯定有难言之隐，诘訜皇帝可能与其妇及力微皇帝的舅家有过冲突。

第四，制定这一制度也有出于对保持最高统治圈内继承者的血缘上的纯洁性的考虑。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很重视这一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他们更不愿在被统治族中选择后妃，以免使最高统治权的继承在血缘上有问题，比如满族。因为鲜卑族人丁太少，并且皇族又不能占有太多的统治阶层的女子来满足繁殖皇室成员，于是只能利用被统治民族的女子来繁殖皇室成员。但拓跋珪对此心存忧虑，所以以此制度来保持最高统治圈内继承者的血缘上的纯洁性。

第五，制定这一制度也受拓跋珪晚年的性格和精神状态的影响。拓跋珪晚年因沉醉于武功的胜利而骄奢淫逸起来，加上他出身于原始的游牧部落的酋长之家，自幼长期处于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之中，养成了十分暴戾和猜忌的性格。“帝服寒食散”，药性一经发作，就“喜怒乖常”，甚至达到精神分烈的状态，以致“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对扬者”。这使他陷入怀疑狂和杀人犯的地步。“喜怒乖常”，暴戾，猜忌的性格和精神状态也是促使他制定这一制度的一个因素。

第六，道武帝制定这一制度也到了受汉武帝“将立其子先杀其母”的启发。虽然前文中说这一原因有不妥之处，但对“子贵母死”制度的制定也有一定的影响。因为道武帝实行“子贵母死”的过程与汉武帝杀钩弋夫人的方法过程颇为相似，都是先谴之，然后“幽于宫”，然后杀之。

道武帝的时代，是中国北方民族的混乱关系走向澄清，十六国历史行将结束的时代，拓跋部社会从游牧走向农耕已成定局，时代条件，社会条件的作用，中国固有文化的影响，这些因素造就了道武帝，使他得以从部落联盟君主向专制皇帝转变，他为维护君权，巩固专制集权统治，制定了“子贵母死”这一制度，虽被批评为“子贵母死，矫枉之义不亦过哉。”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道武帝的个人经历来看，“子贵母死”虽然残忍，但也有道武帝无可奈何而为之的一面，亦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此制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母后干权，后权危害君权的现象。只要专制主义一日不消除，母后干权，后权危害君权的现象就永远无法断绝。

开《魏书·皇后传》，关于“子贵母死”的记载，让人触目惊心：

这份死亡名单中，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文成元皇后李氏，可以称“依故事”死；孝文贞皇后林氏，可以称“依旧制”死；而排在最前面的刘氏，居然也称“以旧法”死，不免令人生疑。《魏书·序记》中既没有发现这种“故事”的明确记载，也没有找到此类“旧法”的杀人事件。这就说明，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制定者，就是开国皇帝拓跋珪；而拓跋嗣的生母刘氏，无疑是这种皇位传承方式的第一个牺牲品。拓跋珪制定这种残忍的制度推测有如下原因：

普遍认为，拓跋珪是在学习汉武帝，其实不然。众所周知，“主少母壮”和“女主颛恣乱国家”，是汉武帝“立子杀母”的主要原因。其中，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病症。当时，刘弗陵只有七岁，尚在冲龄；其生母二十六岁，青春年少；汉武帝六十九岁，风烛残年。汉武帝自知时日不多，赐死钩戈夫人正是为了防止其成为吕后第二。相比之下，北魏刘氏死时，拓跋珪三十九岁，正值壮年；拓跋嗣十六岁，血气方刚，且北方游牧民族男子成熟较早，拓跋珪十六岁时就已经建国创业。再者，拓跋珪之死纯属意外，如果不是非正常死亡，他完全能够再活个十年八年，拓跋嗣也会变得更加成熟稳重。可见，“子贵母死”决不是对“立子杀母”的简单模仿。笔者认为，北魏“子贵母死”制度的产生，幕后另有重大隐情。

北魏建国前，拓跋鲜卑还处在氏族公社解体时期。《魏书·序记》把妇人比作“天女”，以及“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的谚语，说明父系氏族社会时，妇女地位还相当高；而“昭成……议不决。后闻之……乃止”和“平文崩，后摄国事，时人谓之女国。后性猛妒忌，平文之崩，后所为也”，则反映了当时的妇女既干预朝政，也专权弄权。再者，作为东胡的一支，鲜卑人的血管里，难免携带着“先母而后父”和“怒则杀其父兄而终不害母”的基因。北魏要成为专制帝国，实现“父子家天下”，就必须要对阻碍专制化进程的落后习俗，尤其是对根深蒂固的“母权制”进行血腥变革。笔者认为，拓跋珪通过赐死刘氏，使拓跋嗣摆脱母权干扰，成为独裁皇帝，是形成“子贵母死”制度的根本原因。

除了历史遗留问题，现实情形也让拓跋珪感到忧心。拓跋部能够复国，北魏能由弱变强，除了母族贺兰部的鼎力相助，还得益于妻族独孤部的大力扶持。然而，随着敌对政权一个个的被征服，随着北魏国势的日渐强盛，对中原历史颇有研究的拓跋珪，敏锐地嗅到了外戚势力对北魏的潜在威胁。拓跋珪是政治家，是开国皇帝，而且受过灭国之苦，为了保住这份失而复得的基业，他必须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拓跋嗣一旦继承皇位，其生母刘氏，这个来自独孤部的皇太后，就可能成为独孤部外戚染指北魏皇权的桥梁纽带，那么，王莽篡汉的历史悲剧就会在北魏再度上演。笔者认为，拓跋珪通过赐死刘氏，达到离散外戚部落、杜绝外戚介入、防止皇权旁落的连环目的，也是产生“子贵母死”制度的重要原因。

当然，如果北魏没有妇人的坐镇，这种来自“外家”的威胁也就不会存在。在历代皇帝中，有拓跋珪这种独特视角和忧患意识的，实不多见。为了让制度顺利实行，为了消除妇人干权，拓跋珪需要一种无形而又高压的力量，来堵住悠悠之口。于是，他谎称拓跋部有“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的祖制，将刘氏“以旧法”处死。《魏书·太宗纪》记载了拓跋珪对儿子的教诲：“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参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将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子贵母死”不同于“立子杀母”，但拓跋珪搬出汉武帝的原因在于，北魏正倾心汉化，拓跋珪“远同汉武”，就把表似神非的两种概念钩挂在一起，从而为“子贵母死”披上了一件合乎礼法的外衣。

拓跋珪没有想到，他会因此丧命。刘氏死后，拓跋嗣“哀泣不能自胜”。拓跋珪开导他，他反而“哀不自止，日夜号泣”。这种软弱的表现，让拓跋珪很失望，由盛怒转而露出杀机，拓跋嗣吓得“游行逃于外”。拓跋嗣失踪后，拓跋珪不得不重新立太子。他想立拓跋绍，就必须要赐死其生母，即来自母族贺兰部的贺氏。关于这件事，《魏书·道武七王》中做了模糊处理：“绍母夫人贺氏有谴，太祖幽之于宫，将杀之。会日墓，未决。贺氏密告绍曰：‘汝将何以救吾？’绍乃夜与帐下及宦者数人，逾宫犯禁。……太祖惊起，求弓刀不获，遂暴崩。”可怜道武帝竟死于亲生儿子之手，而且成为“子贵母死”制度的间接受害者。这一制度，一开始就充斥着血腥。“太宗在外，闻变乃还，……赐绍母子死”，拓跋嗣即位。

拓跋嗣虽然反对“子贵母死”，但他素来“纯孝”，最终无条件继承和沿袭下来。从拓跋珪开始，“子贵母死”已经成为北魏易代前的惯例。这种做法虽然丧失人性，但在北魏前期，对于加强皇权专制，对于稳定内部和维护皇位传承秩序，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北魏一朝，在父死子立的传位过程中，没有出现大的争斗。但是，这种制度本身也有缺陷。如，拓跋晃和元恂，这两位太子都死在了老爸前边；儿子没当上皇帝，他们的生母岂不白死了。再如，生母被赐死后，不少幼年的太子往往由保母来抚育。太子即位后，念其呵护养育之恩，都尊她们为保太后，甚至皇太后，她们的子侄也被封为高官，甚至封公封王。这就造成了，生母没能专权，保太后们反倒干预朝政。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随着专制化进程的推进，北魏后宫几乎成了汉女的天下。她们自身无法干预朝政，也没有强大的“外家”影响朝局，“子贵母死”已经失去存在的理由。但是，它却一直被人捍卫着，僵化着，并演变成为后宫铲除异己和争权夺利的最好借口。拓跋濬的贵妃李氏之死，就是个例子。据《魏书·皇后传》记载：“文成元皇后李氏，……遂有娠。常太后后问后……验问，皆符同。及生献文，……太后令依故事。……临决，每一称兄弟，拊胸恸泣，遂薨。”入宫前，李氏曾被别人霸占，这让思想保守的常太后心里很不痛快。李氏怀孕时，常太后竟然亲自去“验问”，鉴定是不是龙种。生下拓跋弘后，李氏从普通妇人直接封为贵人，仅次于皇后，这让皇后冯氏感到恐慌。所以，在对付李氏的问题上，两个女人同仇敌忾。

此外，冯氏还有别的目的。冯氏从保太后身上得到启发：亲自抚养皇储，以控制将来的皇帝。为此，冯氏利用“子贵母死”先后害死了三位母亲，即拓跋濬的贵妃李氏、拓跋弘之妻李氏和拓跋宏之妻林氏。通过这种卑鄙手段，冯氏先后控制了拓跋弘和拓跋宏两位皇帝，长期临朝听政，并把拓跋弘逼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随后将其杀害。冯氏的侄女入宫后，其行止与冯氏无异。据《魏书·皇后传》记载：“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后生宣武……冯昭仪宠盛，密有母养帝心。……后……暴薨……或云昭仪所贼也。”自己没有儿子或者生不出儿子，就“杀其母，而养其子”，强抢未来皇帝的抚养权，以便将来参与朝政。从冯氏开始，“子贵母死”制度变得更加灭绝人性，北魏宫廷已经被阴毒恐怖的气氛所笼罩。

在“子贵母死”的阴影下，到了元恪时期，竟然出现了“椒掖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魏书·皇后传》）的局面，堕胎现象也屡见不鲜。再者，皇后高氏“性妒忌，宫人希得进御”，元恪面临着绝后的政治危机。后来，胡氏不惧“子生身死”，艰难地为元恪生下了元诩这根独苗，因功“进为充华嫔”。为皇统大计，元恪废除了“子贵母死”制度。有人认为，这一制度是由拓跋宏废止，依据是“子贵母死，……高祖终革其失，良有以也”，其实不然。林氏死时，拓跋宏确实曾提出过“不欲袭前事”，但因冯氏反对，“故不果行”。此外，《资治通鉴·梁纪》也记载了北魏废除“子贵母死”制度这件事：“天监十一年（512）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诩为太子，始不杀其母”。

始于天赐六年（409），止于延昌元年（512），“子贵母死”在北魏沿袭七代，历经百年，见证了拓跋鲜卑的兴衰。这一制度，是氏族社会碰撞封建专制的产物，是北魏推进制度转型的催化剂，所以，它只是一时的权宜之举。它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妇人干政问题。事实上，北魏出现了很多女强人，如窦太后、常太后、冯太后、高皇后、胡太后等。细细数来，这一时期的妇人干政现象，要比北魏建国前还要严重。笔者认为，专制制度一日不除，妇人干政的现象就不会断绝，这也正是西汉“立子杀母”一代而终的根本原因。而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不顾制度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将其变成“妇人参与国政”的工具，这不仅违背了拓跋珪的初衷，同时也加速了北魏政权的衰败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