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期间，萨特加入了法国共产党的地下抵抗组织，并被关进德国集中营，这段监狱生活对萨特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修正了自己在《存在与虚无》中个体自由的思想，写出了700多页的著作《辨证理性批判》，在书中，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一个“人学的空场”他希望把存在主义的部分内容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填补这一空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

应当承认，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从克尔凯郭尔到萨特和庞蒂的存在主义与传统的存在主义有所不同，在《辩证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萨特把个体的人放置到历史发展和社会环境之中进行考察，阐述了“融合集团的自由”但由于他的基本立场是存在主义，而不是唯物主义，所以萨特是不会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审视存在主义的，他所做的，是把存在主义马克思化。当然，萨特也提出了历史总体化的构想，认为在人的实践中包含着历史的总体化。但是，萨特认为历史的总体化同时又是人的异化，所谓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无非是历史的总体化和人的异化无限循环的空间。因而，当萨特谈论历史的总体化时，他是一个乌托邦的浪漫主义者；当他思考人的异化时，他又是一个苦闷的悲观主义者。而且，陷入这种二难困境本身也是一种痛苦，也是存在主义精神的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萨特终其一生都未走出存在主义的理论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