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梅洛·庞蒂受到海德格尔的影响，他把现象学引向本体论。他认为回到实事本身，就意味着回到先于认识而认识又总是要谈论的世界。他反对自然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立场，批评它们把科学的观念看成实在的镜子，设定自在世界，认为真实的意识可以用因果关系的形式与之发生联系。梅洛·庞蒂则认为哲学的首要活动就是要从客观世界回到经历世界中去。不存在内部的人，人总是在世界之中，只有在世界之中才能认识自己。他大概是他那一代学者在精神上最与海德格尔这位“德国思想大师”相通的少数几人之一。海德格尔在梅洛·庞蒂逝世后写的一封信中说：“虽然我本人没有见过梅洛·庞蒂，但通过他所说的和他所主张的，我可以想见在他身上具有一种自由和诚实的精神，他知道思想的事情是什么，知道思想要求什么……我们感到安慰的是，这位刚刚离去的朋友，他已经在一条真正的思想道路上留下足迹，这条路通向从未被世俗的喧嚣吵闹和惟利是图的动乱所染指的领域”。

再次，就是格式塔形式理论的启迪，这使梅洛·庞蒂的结构研究对于以后的法国结构主义产生很大影响。这里还应补充加入他对心理学和行为主义的出色研究。在梅洛·庞蒂早期的著作中特别是《行为的结构》中已经提出一种“结构的哲学”。梅洛·庞蒂在这方面的论述极富法国特色。他对行为的研究是为着关注意识和自然的关系，但法国传统的习惯是用灵魂和身体的统一来表述这个问题的。意识与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发生关系的那一点，就是意识存在的身体。而形式理论则可以产生更高层次的分析。梅洛·庞蒂希望综合形式心理学和行为主义。行为在他看来是结构化了的总体，是一种有意义的总体。这种结构不是物，也不是意识，更不是对刺激的反应，而是对一种处境召唤的回答。他认为，意向从中发射出来的自我，承受意向的身体，意向趋向的诸物，这三者就是经验的活的统一中的不可分割的三项，意味着一个行为结构。而结构的概念在梅洛·庞蒂那里表现为形式心理学的格式塔结构。自然就表现为一种“形式的宇宙”，各种形式按有等级的次序排列：不完整的物理形式，完整的人类形式：“物质、生命和精神应是不平等地参与形式的自然之中，它们代表着完整的不同等级，并且最终构成一种等级，在其中，个体性总是越来越多地自我实现”。这里可以看到柏格森生命哲学精神在梅洛·庞蒂思想中的渗透和融会。

从根本上讲，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沿循的仍是法国人特有的“我思”的笛卡尔传统。但他的我思并不包容“我在”，“我思”在“我在”的超验运动中完整化，这是梅洛·庞蒂存在现象学的意图和界限：回归存在。这也是萨特等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共同主张：“我在”优先于“我思”，“我思”赋予“我在”以意义。梅洛·庞蒂和他的同代人一样，坚持笛卡尔以来的基本哲学教益，但又对之进行改造。也出于这样的立场，他用知觉哲学的思想，求助于索絮尔的语言学奠定了他的现象学的历史哲学观点。他以此反对萨特只注意到人和物的二元论，忘记了历史、象征、符号，而不懂得世界间的东西。在《辩证法的探险》中，梅洛·庞蒂从对知觉理论的现象学研究转向了历史、社会的现象学研究，即可称之为“意义本体论”的理论研究。其实，历史是物中间的人与人的关系。我与他人中间的是世界间。这样，身体是人存在于世的运载工具，话语属于意义，他人是我的世界构成的前景。整个历史不是无意义的，但又不是只有一种意义。历史不能提供真理，却可能使我们避免一些错误。绝对的历史不存在，它只是对无意义的一种消除，它的意义是未完成的，是开放的。

最后，还应提到，梅洛·庞蒂在美学理论方面的杰出贡献。梅洛·庞蒂本人在绘画艺术、文学等方面造诣颇深。而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以现象学的方法关注“非表象”的东西。这和以后的勒维纳斯和德里达等关注“不在场”应该是相通的旨趣。在《眼与心》中，他结合绘画艺术，特别指出见者和可见物之间互相召唤，画中物在自己描述自己，艺术作品是反映彼世的东西，这就是知觉。而在他身后发表的《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中，他进一步提出问题，指出本体论超出我们知觉和此在的“原始存在”。而以画家塞尚为例说明：最原始、最本原的存在，就是没有人的东西。即反思之前向我们显示之物的绘画。自然中存在某种召唤各种绘画的东西，被画的山召唤画家。所以，注视就是看到可见物的非肉身化的过程。诸如颜色那样的可见物并不是坚硬、像视线那样展开的碎片，而是不同方向中的窄路，相对不可见物而使不可见物回响的东西。这些看法都是很有启发性的。

由于梅洛庞蒂的哲学涉及多种领域，又建立在“暧昧性”之上，所以他的思想以至政治态度比他的同代人（比如萨特）要温和。他说过：“我只是要指出哲学不再应该按照上帝、人、被造物的划分来进行思考……”但他先于许多人（比如利科）把意识哲学、辩证法和语言学、心理学联系起来。先于许多人（比如新哲学家们）更加彻底和恰当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论。他的思想影响了勒富尔、加斯多里亚蒂、利科等许多学者。近些年来，随着现象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和深入，梅洛·庞蒂的思想也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他提出的问题和思考将继续吸引和启迪后来人。

庞蒂系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早年毕业于巴黎的路易大帝中学（lycée Louis-le-Grand），1926年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与萨特为同学，1930年获得哲学教师的学衔。

先在沙特尔教书，再返回巴黎高师任导师。1945年，凭《行为的结构》（La structure du comportement）、《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两部重要著作获得博士学位。

1945年至1948年，在里昂大学讲授哲学。1949至1952年，在索邦大学讲授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从1952年直至逝世，在法兰西学院任哲学教授，为历来最年轻担任该职者。

1945年10月与萨特等人创立《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庞蒂从创刊至1952年12月，担任该杂志的政治版编辑。死于心脏停搏，享年53岁。

知觉为先

自约翰·洛克（John Locke）以机械论主导了有关知觉的理论，其中以行为主义为代表。打从写作《行为的结构》、《知觉现象学》的时期起，庞蒂已力图阐明这种机械论的谬误。他认为知觉是主动的，是向真实世界──胡塞尔（Edmund Husserl）所谓“生活世界”（Lebenswelt）──原初开启。

知觉为先的理论，正建基于这种原初开启。根据胡塞尔的现象学，“所有意识都是对某物的意识”，暗示了思（actes de pensée，胡塞尔所谓“Noesis”）与所思（objets intentionnels de la pensée，胡塞尔所谓“Noema”）的区别，将思与所思的对应关系作为意识分析的基础。

终其一生，胡塞尔的遗稿始终对庞蒂的思想影响甚大，研究过胡塞尔的遗稿后，庞蒂看到胡塞尔的后期思想与前期思想有矛盾之处，有许多现象都不能以纳入“思与所思”的框架，尤其是身体（既是主体，也是客体）、主观时间（对时间的意识既非“思”、也非“所思”）、他者（在胡塞尔的早期思想中“他者”的概念会导致唯我论）等现象。

因此，“思”与“所思”的区别并非不可动摇的基础，只能说是较高层次的分析。据此，庞蒂并不主张“所有意识都是对某物的意识”，却提出“所有意识都是知觉意识”。现象学的发展由此转捩，一切都以“知觉为先”来重新考量。

身体性

笛卡儿以对感知的研究作为出发点，梅洛－庞帝逐渐认识到身体不只是一件物事、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它同时也是经验的永恒前提，由向世界知觉性的开放和倾注（investissement）形成。他指出，对知觉的分析中必须将意识同身体的内在关系纳入考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觉为先即是经验为先，因为处在知觉覆盖下的是一个动态和建设性的空间。

因而，他的工作建筑了一个分析，同时对知觉的身体性以及身体的意向性进行了揭示，这同笛卡尔灵肉两分的二元本体论截然相反。然而虽然一些重要的分歧将他们二者相分离，庞蒂还是审慎地继续着后者的哲学。如此，他开创了一项对于个体在世界中的化身的研究，试图提出在一个纯然的自由主义和纯然的决定论之间的中间选择，作为一个“为我之身”和“为人之身”间的解理面。

语言学与艺术

身体性内在地具有一个表现性（expressivité）尺度，这在自我的建构中显得非常根本。而昭现这个事实是《行为的结构》一书中的一个重要成就，并且这一结论在他其后的工作中不断地经受着重新审视。而随着这个表现性的矿脉，他检视了一个化身的主体是如何能够实现超越生物层面的活动，例如智力活动或是文化生活。

因此他认真地研究了作为文化核心的语言，特别是考察了思想和意义的表达，并以对语言的习得以及身体的表现性的分析，以及对于语言的病理学，甚至于对于绘画、电影、文学以及诗歌对于语言的使用的考量，来丰富这一视角。

费丁南·德·索绪尔可以注意到，这个对语言的关注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对于艺术表达方式的考察，如《行为的结构》中有一段关于le Greco的文字（219页起），预示了他在1945年《塞尚的怀疑》中发展出的观点，以及其后《知觉现象学》中的考察。在这个意义上说，他在索邦大学担任儿童及教育心理学教职阶段的工作并不是一个对其哲学和现象学关注的间断，而更多地是其反思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如他在索邦大学的授课纲要所示，他在这个时期通过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通过在费丁南·德·索绪尔的语言学工作中寻求的支持，以及借由调解心理学、语言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对话而对于“结构”这一概念的工作，维系了一个现象学和其他心理学工作之间的对话。

艺术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梅洛－庞蒂对于各种艺术类型（视觉、造型、文学、诗歌等）的关注并不依靠于对美的探询，或是意旨于建立对于艺术的规范性标准。因此在他的著作中很难找到解析名著、艺术作品或者艺术家真谛的理论尝试。他的目标首要地是通过那些对艺术家、诗人以及作家的工作的关注而丰富起来的关于表达（langage）的思考，分析那些不变的作为表现性基础的结构。

然而应该同时指出的是，虽然并没有直接建立对于艺术的规范性标准，他还是明确地保持了对原初表达（expression première）和重新表达（expression seconde）的区分。这种区分首先出现在《知觉的现象学》（207页脚注二）并且时常以“被言说的语言”（langage parlé）及“为言说的语言”（langage parlant）的说法被重提。被言说的语言（或次级表达）直接来源于我们的语言积累，来自我们获得的文化遗传，也来自大量符号和意义的关联。而为言说的语言（或初创表达）则是意义的定形，是思想迸发之时、意义到场之时的语言。

而梅洛庞蒂更为感兴趣的是为言说的语言，即原初表达。它也在对于表达（expression）的产生和接受的工作中引起了他的持续关注，这是一个对于行为、意向、知觉以及自由和外因之间关系的综合分析。

玩牌的人，保罗·塞尚对于绘画作品这一主题，庞蒂称画家在创作的时候能够首先酝酿出一个想法然后将其具体化，或者从对材料的处理中释放出某种思想或情感。然而在这二者中，画家的艺术行为都孕育了一种表达，在这种表达中某种意义被呈型。以这个发现为起点，他试图解释那些刻画表现性特征的不变结构，同时将他在《塞尚的怀疑》中所赋予价值的意义的词义限定（la surdétermination du sens）纳入考虑。

在需要考量的结构中，对风格这一概念的研究在《间接语言及沉默之声》（Le langage indirect et les voix du silence）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虽然同安德烈·马尔罗有一些共识，但他对于后者在《沉默之声》（出版于普雷亚德（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丛书，汇集了出版于1947年至1950年间的四卷《艺术的心理学》）中对风格的三种概念的阐述表示异议。梅洛庞蒂认为马尔罗在这部作品对风格的探讨中，时而使用一个非常主观的视角同化成艺术家的个体性投射，时而却使用截然相反的一个非常形而上学、甚至对于他来说神秘主义的视角，在此风格被联系到一个表述绘画的精神的“超艺术”的概念，而它最后被简化为对绘画风格或艺术流派的指称。

庞蒂认为，正是对这种风格概念的运用使得马尔罗割裂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的客观性和他所处时代的绘画的主观性，而这正是梅洛庞蒂反对的。根据他的看法，更重要的是考虑基本的问题，认识到风格的存在首先是知觉优先的一个要求，这也说明了将历史性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é）维度纳入考虑的必要性。

艺术与主体间性

不论是他关于身体性还是关于语言的工作都为理解表现性而揭示了个体植根于所生存的世界的重要性，而这种植根交织着历史性和主体间性的维度，正是他尽力所要阐释的。作为对于历史和主体间性的探讨之基础，他指出个体在此既非主体，因为他是一个已然成型的社会文化和语言网络的一部分；同时个体也并非其产物，因为通过对其之使用，个体介入并影响着这些既有结构，包括有关语言的制度化。他在被任命法兰西学院教职时重新提出的材料中指出，这可以作为他对这些现象进行研究时所采用的模型。

庞蒂对心理学的工作表现出相当的关注，同时大部分心理学历史的专家都认为他的工作对这个学科的研究产生了切实的影响。《行为的结构》（1942年）直接探讨了当时相当大范围的心理学实验研究，揭示了不少这些工作所触及的困难；特别是行为主义，由于他们所内涵的本体论前设所带来的困难。在另一方面，他也发现实验心理学数据揭露了当时认识论以及科学哲学所存在的某些问题。

人们还注意到《行为的结构》一书中援引了神经学家库特·古尔德斯坦（Kurt Goldstein）及Frederick J.J. Buytendijk的不少研究。而相应地，Buytendijk也在他的《动物心理学专论》（1952年）也多次引用，此外还发表了一篇题名《接触与被接触》（Arch. Neerl. Zool., 1953）的文章，不难找出其与《可见与不可见》（Le visible et l’invisible）中关于“接触-被触”（touchant-touché）互易性的论述之间的相似之处。

梅洛庞蒂还曾关注过格式塔心理学的工作，并且试图阐明心理分析同现象学之间的敛散关系，以补充他对社会心理学和让·皮亚杰工作的探讨。

在对于植根于生存世界的分析，以及延伸出的对于主体间性的分析的过程中，梅洛庞蒂逐渐介入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的本质中，尤其是在著作《哲学与社会学》以及《自毛斯至克劳德·李维-史陀》中。他的关于知觉优先以及生存着的肉体的论证创立了对于主体间性的一个全新认识，并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它们极大地启发了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是对于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的社会现象学工作中对于实际意向性的研究有相当的启发作用。

肉体（chair）与互文（chiasme）的概念，同连带的可见与不可见的概念主要出现在《可见与不可见》（Le visible et l’invisible）和伴随着的《工作笔记》（Notes de travail），一部未完成的身后作品中；它们也出现于他1959年至1961年间在法兰西学术院（Collège de France）的授课笔记中，以及非常简要地出现于《符号》（Signes）的前言及其他零星著作中。由于缺少对这些概念的充分发挥，我们如今很难界定究竟庞蒂想通过它们确切表达什么，但是绕开解释的问题，这一领域的专家还是对其中一些元素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首先可以看到，对这些概念的引入是为了克服某些概念的习惯用法所携带的对意义的割裂。如此，当他宣称“所有意识皆为知觉意识”时，他试图昭显知觉者和被知觉者原初的完整倾向（prégnance）—这可由触者与被触的可逆性这一例子所展示。同样，当处理个人的身体时，他揭示了意识的身体性以及身体的意向性。而各个主体/世界的关系，如同身体/意识的关系一样，通常由关系的二元性基础所串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为了命名这种完整性和侵占而出现了肉体的概念，以及关联的交错以及互文的概念。而说到可见与不可见，则要回溯至“意义”（sens）的问题。

根据庞蒂的论著，在“是”（être）和“在场方式”（manière d’apparaître）之间没有类别（catégorique）的区分。如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在这一阶段频繁探讨马丁·海德格尔的作品，庞蒂并不赞同后者在形而上学领域的认识。对于庞蒂，意义的问题并不属于存在与在场的二元本体论中，而可见与不可见的维度之可逆性应该被看作问题的正反两面：“不可见”不应是“可见”的对立（同样，庞蒂背离了萨特关于存在与虚无的本体论），而是它的衬里、“肉体性的层次”（profondeur charnelle）。在这里涉及到将符号和意义的完整倾向还诸本身，对他来说是首要的。这表示符号并不屈从于意义，反之亦然。

由此，意义的问题无法被归结为纯粹的理念，还有内在于意义的“物质性”——例如，在《眼与灵》（L’œil et l’esprit）中，庞蒂写道：当一幅画作被撕碎后，它就不再具有意义，而只是碎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