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孙思白先生改办离休手续，时年七十八岁。当时除在本单位退居二线以备咨询外，尚兼任山东大学、苏州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及中国现代史学会顾问。后又应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之聘任客座教授。

2002年8月22日，孙思白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孙先生一生笔耕不辍，在学生时代与战争年代即写过很多回忆性文章及其他杂文，在后来的工作中更是硕果满枝。综其一生，孙先生的著作可粗略作以下划分：

在“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与编写工作中，首先承担《民国人物传》的审改、完稿的工作，参与《中华民国史》第一编部分的撰写，并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三卷的工作，但到1989年春，忽然背部痛楚，长期不愈，以致被迫中辍。计前此主要著作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民国人物传》、《红楼风雨》、《一二.九运动回忆录》、《清算胡适政治思想》。

发表现代史方面的论文约有六十余篇，大致分为六组：

新中国建立之初，为宣扬时代精神而写的，主要有《民族抗战与新中国的诞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斗争精神》、《为毛泽东选集出版而欢呼》、《学习总路线，推进学术研究》等；

现代史的研究自来比较薄弱，解放初始有所重视，但仍未广泛开展，为力图对此情况有所改变而写的，主要有《为什么中国现代史研究至今这般寥落？》、《略论中国现代史开展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史讨论会概述》、《谈研究中国现代史的问题枣答青年同志提问》；一组研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章。主要有《试论五四文化革命的分期及其前后期的转化》、《研究五四运动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五四以来反封建文化运动之史的考察》、《纪念五四七十周年断想》等；

一组评价人物思想与业绩的文章。主要有《宋庆龄女士的思想毅力与伟大成就——谈“为新中国奋斗”》、《 山东的蔡元培——教育家鞠思敏先生》、《范筑先将军传跋语》、《怀念华岗校长》、《陈独秀前期思想解剖》等；

一组史论性的文章。《谈历史科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九.一八”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比较研究》、《卢沟桥事变史二题》等；

一组推动开展民国史研究工作的文章。撰写民国史的工作，作为一项重点项目，早已铺开，但初期阶段，这项工作究竟如何开展，大家在思想认识上不尽一致。特别是数年之后，民国史的编写计划传到台湾，引起了许多学人的种种猜测和责难。由于上述情况，孙先生写了几篇报导与申辩性文章。 如《中华民国史学会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报告》、《论军阀史学术讨论会报告》、《怎样认识韩复榘这个人？》、《谈民国史编写问题——寄语同行诸君》等。

从孙先生的这一系列论著中我们似乎可以触摸到中国二十世纪大变动的脉搏。除此之外，孙先生于诗歌亦有爱好，他的许多诗歌也反映了时代的新声和自己追求进步的心迹。这些诗歌均收入《孙思白史论集》中。

推动建立中华民国史学科

解放后，史学界把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30年称为中国现代史。1956年7月，文史科教学大纲审订会召开，此时全国大学历史系“课程表上的‘中国现代史’还只是空有其名”，全国14所综合大学，参加“中国现代史”大纲审订的只有5所。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大纲审订会的孙思白教授，在1956年10月17日《光明日报》第1版发表了《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为什么至今这般寥落》一文，提出阻碍“中国现代史”研究开展的原因，一是负责文教工作的各级领导对这方面的重视和推动不够，二是资料的饥荒。他呼吁加强领导与成立专门机构，每年整理、编印两三百万字的资料，认为这是顺利开展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当务之急。当年秋，高教部指定中国人民大学李新、彭明和山东大学孙思白组成编写小组，依据文史科教学大纲审订会审订的中国现代史大纲开始编写讲义，其后又有北京师范大学王真等参加。至1958年冬，讲义草稿大部完成，经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后，又指定李新、彭明、孙思白、王真、蔡尚思（复旦大学）、陈旭麓（华东师范大学）等进行补充和修改。因为“本书是中国通史的1919-1949年部分”，所以定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共四卷，孙思白先生担任第二卷主要撰稿人，并参加其他三卷的写作讨论与修改工作。这套通史既有国民政府统治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又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共力量的消长与新中国建立的发展过程，已经具备中华民国史的实质内容。这就为《中华民国史》的编写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民国史学科的建立也被提上日程。

鉴于孙思白先生在推动中国现代史学科方面的高度学术责任心和广泛影响力，1973年，他被借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正式调入）民国史研究组（民国史研究室前身），1980年被任命为民国史研究室主任，主持民国史编写工作。

《中华民国史》刚列入出版计划，孙思白先生已开始思考如何编写《中华民国史》了。当他借调到近代史研究所时，所里已于1972年建立了民国史研究组，制定了编写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要编写一部共分三编、六卷的《中华民国史》和作为这部书附录的三套资料。《中华民国史》的三编是：（一）创立时期（一卷），（二）北京政府时期（二卷），（三）国民政府时期（三卷）；三套资料是：（一）《中华民国大事纪》，（二）《中华民国人物志》，（三）《民国史专题资料》。

孙思白先生认为，《中华民国史》的框架定了，但开展研究工作，还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中华民国史》的合理性问题，二是《中华民国史》的主体问题，三是资料收集与研究的全国大协作问题。在《中华民国史》的合理性问题上，孙思白认为大陆与台湾都存在思想障碍。就大陆说，民国史包括一部分旧民主主义历史阶段与全部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

由于孙思白先生不遗余力地组织、推动与奔走呼号，民国史的编写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取得相应成果。正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领导同志所说：

在民国史研究刚刚起步、各方面尚有诸多困难的情况下，孙思白同志积极工作，在民国史研究的体例、范围、写作等各方面均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意见，为民国史研究的顺利开展与定位以及民国史学科的创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成为民国史研究早期重要的开拓者之一。

推动民国史研究

孙思白先生指出，中华民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有着鲜明特点的时期。其特点：一“是近百年来内忧外患最集中的时代，是民族危机最深刻的时期”；二“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三“是一个我国社会剧烈动荡和转变的时代，它是一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荡来荡去，才统一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四是“民国史还是一个空白”。中华民国史，这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几乎每一节、每一目都是亟待研究的专题。正因如此，孙思白先生自解放初期，就从革命史角度介入民国史研究，调入民国史研究室以后，在组织推动民国史研究之余，就民国史研究诸专题潜心研究，取得颇多拓荒性成果。

（一）关于军阀史研究

军阀史是中华民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块待开垦的园地。为了推进研究，孙思白先生在1980年代初发表了《北洋军阀统治史提纲（19121928）》（《齐鲁学刊》1983年第5、6期）与《试论军阀史的研究及相关的几个问题》（《贵州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两文。

（二）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

1960年代初，是孙思白先生学术研究的盛年期。这个时期他陆续发表了《试论五四文化革命的分期及其前后期的转化》（《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研究五四运动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对“五四时期”范围的广义和狭义的理解》（《文汇报》1963年5月16日）、《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历史教学》1963年第10期）等三篇民国研究的有代表性且影响广泛的学术论文，奠定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在前两篇文章中，他主要提出与分析了两个问题。1.提出“五四时期”的概念与起止时间，并得到学术界公认。2.“五四”前期向“五四”后期的转化问题。

（三）宋庆龄思想研究

宋庆龄先生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勇敢捍卫者，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之一。她的思想与实践活动应该是中华民国史的重要内容。孙思白先生发表于《文史哲》1953年第2期的《宋庆龄先生的思想毅力与伟大成就》一文，概述了她为新中国奋斗的历程。

（四）学生运动研究

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运动中，青年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五四时期，数十万学生走在运动前头，并且与工农结合，把中国革命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以后的革命运动中，学生运动依然是重要组成部分与推进革命走向高潮的重要动力。孙思白先生很重视学生运动研究，因为它是中国革命史，从而也是中华民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九·一八”与“一二·九”这两次学生运动高潮的比较中总结学生运动发展规律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他指出，学生是革命先锋，但不是革命主力，只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形成巨大的革命力量。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成为“一二·九”运动在学生运动史上突出的标志。

来新夏：思白兄待人接物真诚宽厚，在二十年的交往中，从未见到他疾言厉色，愤愤不平。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为了编写民国史，我和思白兄各带着助手到南京、镇江等地去阅档考察，遇到某些不顺和不合理的事情，我有时不免急躁，反而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思白兄则往往子谈笑间协调化解。他的一位年轻助手颇有才具，但少年气盛，还带点调皮，思白兄常和他下棋、作诗来潜移默化他的性格。我曾因一个小人造谣中伤，愤愤者久之。思白兄百般开导，反复讲“谣言止于智者”的道理，劝我不要让无知、无聊、无耻之徒因你“发火”而暗自称快。他见我尚有反击的念头，终于使他讲了一句情急的话：；难道狗咬你一口，你也去咬狗一口吗?。讲完此话，二人不觉大笑起来，我的郁结也随之消失。正是由于思白兄以一种润物无声的诚心教导，才使我在晚年渐渐走向性情的平和。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孙先生一生追求进步，自早年接触新文艺，即与少年好友六七人共谋结社，在北方报刊上发表诗文。为了反对日本的欺凌与压迫，孙先生毅然投身到挽救民族危亡的“一二.九”运动；为了和日本侵略者作殊死斗争，孙先生参加过抗日游击队，并加入了党组织。后来，孙先生又在昆明、重庆以及战后的青岛作过地下工作。孙先生满腔热情地歌唱过新中国的诞生，诚心诚意地希望国家从此国泰民安。在山东大学任教期间，孙先生也极力在祥和安定的氛围下努力探寻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线索。究其一生，无不包含着孙先生忧国忧民的拳拳赤心。

作为我们党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孙先生的身上既有我国传统的师德，又有新型的教育思想。 他在山大任教期间，以授课生动、循循善诱而著称，又以文笔秀美、发人深思而闻名。他主持的几次学术讲座和学术讨论会都在现代史学界内引起较大轰动。山东大学以“文史见长”，山大历史系在五十年代以“八大教授齐名”创建了辉煌时期。孙先生与这些史学老前辈关系融洽，并以“后生”致师生之礼，为学人所称道。杨向奎、赵俪生先生谈起孙先生赞叹不已。孙先生学为师表、奖掖后学。同仁或学生每取得一些进步，他都予以支持与鼓励。他为吕明灼《李大钊思想研究》作“序”，为吕伟俊《韩复榘传》作“序”，为高志超《范筑先将军传》作“跋”，为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稿》作序即其突出明证。至于平时师生同仁间的学术交流、通信探讨、当面晤谈更是举不胜举。这使众多学人受益匪浅。

孙先生作为山东人，又长期在山东大学工作，对故乡、对母校都怀有极为浓厚的感情。他打算将自己毕生珍藏的图书捐赠给家乡，设立“思白图书室”；对山大，孙先生更是时刻关注，他曾多次应邀到山大讲学，使新一代大学生、研究生深受教诲。孙先生去北京工作后，仍时刻怀念山东、山大的故人，时刻关怀山大和历史文化学院的发展。1993年孙先生八十大寿时，山大历史系特派吕伟俊等同志前往晋贺，作竟夕之谈。话语大部分是谈山大，谈历史系的发展，孙先生怀念关心母校、母系之情溢于言表。2000年，杨向奎先生去世时，山大派冯宜明、吕伟俊等同志前去吊唁，并顺便探望孙思白先生，共进明寰。此时的孙先生虽然思维有些混乱，但断断续续的话中仍念念不忘山大。终了，孙先生说：“我多么想再去山大看看啊，但身体这样糟糕，怕是不能成行了，就请你们代我问候山大的领导和老朋友们吧！”令在场的人不禁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