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自幼一直想成为文学家的孙运璿，接受了父亲孙蓉昌“中国需要工程与俄文人才”的意见，与父亲一起离开家乡前往哈尔滨，进入专为俄侨子弟举办的俄侨实业中学，学习俄文。1927年，孙运璿考入俄国人主办的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校预科后，开始了七年的大学生涯。在大学时代，孙运璿成绩极好，在1934年毕业时，负责口试的俄国教授，一致通过将他的毕业论文打了“满分+”的分数，孙运璿以当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抗战时期

1934年孙运璿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后，由于当时伪满洲国在日本的管制之下，日本尤不愿东北训练出来的人才，回流关内，孙运璿只好改扮商人进入关内。入关后，孙运璿先与母亲前往天津，投靠当律师的父亲，后又经介绍加入江苏省连云港电厂建设。1936年，因为发表的论文“配电网新算法”受到赏识，而加入南京市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参与湘潭湘江电厂的筹备与建设。

1937年，抗日军兴，孙运璿一开始从事战时临时电厂的装配工作，后又接受政府指示，在中央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就地组织了一个骡队，费三个月的时间徒步越过秦岭与大巴山，将湘江电厂锅炉，从陕西迁移到重庆大后方去。后来他又奉派至青海，盖了当地第一座的电厂，并担任厂长。而后由于他在迁厂与建厂方面的表现，1942年，中央决定派遣孙运璿等人，前往美国田纳西水坝管理局参观见习，并获准在美国进修，以便从事战后复员的工作，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为止。

台湾岁月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孙运璿奉命抵台担任台湾电力公司的机电处长，负责修复台湾电力系统。当时的台湾电力在盟军轰炸下可谓千疮百孔，发电量只有正常的十分之一。而原服务台湾电力株式会社的三千一百五十三名日籍技术员，却于1946年4月20日起至1949年8月3日，奉命遣返回日本。孙运璿在日籍技术人员协助下，与三四十名中国大陆来的技师、日本统治时期所留下的工业人才如朱江淮等人合作，带领一群尚在就学的省立台北工业职业学校、台湾省立工学院三、四年级学生，四处拼凑零件，一边修理，一边学习，在五个月内复原了台湾80%的供电系统。1946年10月30日，日月潭发电厂（今大观一厂）的战后重建工作也宣告结束。

1950年，国共内战失利后，迁台的国民党当局外汇存底将近枯竭，可说是濒临破产。同年，孙运璿升任总工程师。经过多方交涉，孙运璿终于向美国西屋公司借贷了200万美金，陆续完成了乌来水力发电所、台湾东西部配电联络线、立雾发电所、新竹变电所等设施。其中又以台湾第一个自力设计安装的乌来水力发电厂最具重要性。由于这个阶段的成绩，加上韩战爆发后，美政府重新支持国民党当局等重要因素，美国开始大力支援台湾的电力建设。至1957年，台电的发电容量已经跃升了一倍。在此阶段，由于水力发电的不可靠，孙运璿决定了台电未来“火主水从”的电力政策，大力发展火力发电。

此后近二十年，孙运璿由处长、总工程师、一路升至台电的总经理，任内争取美国对大甲溪综合开发计划的支援，规划德基水库，并引进“目标管理”的公司制度，执行“乡村电气化”，在乡村铺设电力网络，使台湾电力普及率超越当时的日本、韩国，达到99.7%。

1964年，因为在台电的成绩受到世界银行的青睐，且考虑到家中人口浩繁，薪水不敷开销，孙运璿同意受聘前往当时受世界银行扶助的尼日利亚国家电力公司，担任执行长一职。在任职的三年内，孙运璿率领国际团队推动尼日尔河水力发电计划，尼日利亚的发电量在任内增加了88%。不过因在台湾的母亲病重，在1967年辞职返台。

1967年底，以技术官僚身份受台湾当局高层重视的孙运璿在严家淦内阁中，担任“交通部长”一职。孙任后，首先推行农村“村村有道路”的政策，此后“交通部”在全台湾岛广建道路，奠立了台湾汽车交通的基础。而此时正值十大建设之规划期，孙运璿也负责十大建设之中，北回铁路、中正机场（现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台中港、苏澳港、铁路电气化、南北高速公路等建设规划。

1969年，因“经济部长”陶声洋突罹癌过世，孙运璿转任“经济部长”。1970年，台湾对外贸易第一次出现盈余。不过随后发生国民党当局退出联合国事件与1973年的第一次能源危机，却严重打击了民众对台湾经济的信心。孙运璿因此率团访问沙特阿拉伯，以经济合作计划换取稳定的中东油源。不过国际原油价格飞涨，台湾仍陷入物价蠢蠢欲动的窘境。孙运璿基于个人信念，对于物价管制十分坚持，不过后来因岛内经济学者的争取而改变态度，与李国鼎等人建议当局放手让民生用品价格一次涨足，以消除预期心理。

为挽回各界对台湾经济的信心，1972年开始，蒋经国开始一连串的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孙运璿建议仿效韩国的“科技研究院”，成立以当局资金为主的半官方机构工业技术研究院，突破当局法规限制，以高薪聘请归台学人，从事产业研发。当时台湾当局台湾立法部门认为工研院乃当局出资，却因财团法人之地位，当局并没有管理权而大力反对，“立委”称此为“化公为私”，认为此例一开，将后患无穷。孙运璿因此多方奔走，与台湾立法部门沟通，最后该案仅以勉强超过50%的同意，获得通过。孙运璿也因此被称为“工研院之父”。

1974年，孙运璿与时任美国无线电公司（RCA，en: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研究室主任的潘文渊讨论后，决定半导体产业为台湾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发展重点，并成立工研院技术顾问委员会，自RCA技术移转，取得了集成电路的技术。该RCA计划需要1000万美元的资金，以当时台湾的经济条件，很多人不表赞同，因此不得不由孙运璿一人扛起政治压力，以便顺利推动该计划。1977年，孙运璿协调台湾当局台湾防务部门，征用新竹所在的科学园区的用地后，并于1980年代初顺利完工。在竹科落成后，台湾成为当时全球可以生产集成电路的少数地区之一。

日后工研院与半导体产业成为1980年代至2000年代的台湾产业火车头，今许多科技业名人均为工研院出身。如张忠谋于建立台积电前担任过工研院院长，联电董事长曹兴诚、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等人，创业前均曾为工研院工程师或研发人员。

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

1978年蒋经国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随即拔擢孙运璿担任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一职．任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的孙运璿先生提出“台湾地区许多极具观光价值之天然资源遭受损害，应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维护”，随即在1979年4月台湾行政部门院会通过“台湾地区综合开发计划”，其中指定玉山、垦丁、雪山、大霸尖山、太鲁阁、苏花公路、东部海岸公路等地区为“公立公园”预定区域，并指示台当局“内政部”应积极办理。在1980年“公立公园”之规划设立首次被列为当局重要施政计划之一，并首次获得当局正式编列共计345万元之规划建设公园经费。主要以原订之“垦丁公园”为规划对象，加上当时“内政部长”张丰绪先生，系屏东人，对垦丁一带极为熟悉，本身热爱山林，对自然保护及“公园”之推动积极热心，是尔后“垦丁公园”得以在万难中，优先规划设立之主因。垦丁公园最终于1982年9月1日正式成立，台湾地区的首座“公立公园”终告诞生。

孙运璿任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的第一个挑战是台湾与美国“断交”事件。当时孙运璿除了以捐献活动来化解民间对美国与当局的不满，并宣布开放民众自由离台观光的政策如期施行，新竹科学园区也依照预定计划，于“断交”十日后开工，吸引许多台湾旅外科技人士回台创业，以此挽回对当局的信心，并推动美国国会于1979年通过“台湾关系法”，让台美双方在断交后依然保持实质关系。

1979年台湾爆发美丽岛事件，中国国民党借由事端大量铲除台湾反对党力量。孙运璿虽是技术官僚出身，却也不免卷入此政治事件。一般来说，由蒋经国主导的该事件处理与监禁异议人士决定，无法置喙的孙运璿所扮演的角色，常引人争议。例如在台湾立法部门遭到党外台湾地区民意代表的严厉质询，他就曾说：“高雄暴力事件绝非官民冲突事件，而是少数分裂分子殴打执行公务的宪兵与警察。……根据军事审判机关起诉书，其中八名有叛乱罪嫌，依法军事审判；其余无叛乱罪嫌者，全交由司法审判。本案现在已进入司法程序之中，行政部门自当尊重司法独立，由司法单位依法办理。”此声明虽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台湾尚属温和，但其反民主立场成为了他日后被质疑的施政经历之一。

1982年，针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城乡差距与贫富不均，孙运璿推出了“全面加强基层建设，提高农民所得方案”，以两百亿的资金，缩短农民与非农民所得的差距，并加强农村福利设施，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而孙运璿这时经常轻车简从，四处察看工程进度，也因而累积了不少的民间声望，受到许多基层百姓的支持。

在孙运璿担任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期间，台湾在货币稳定与通货膨胀不算严重的情况下，民众所得从1977年的1182元，在六年内将近翻了三翻到1984年的3134元，而此期间平均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为世界第一。

接班之谜

1984年2月，孙运璿在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任内，因突发脑溢血（中风）开刀，自此不但失去部分语言及双手活动能力，且也造成了下半身无法行动。不久之后，即以健康原因辞卸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职务，从而淡出政坛。因为他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蒋经国于公于私均关系密切，政坛一度盛传他是经国先生属意之接班人，而孙运璿却于任内积劳成疾，打乱了蒋经国的接班计划，日后李登辉才有机会接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之位。

此一传言的主要来源是曾与李登辉政争失败，历任“参谋总长”，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等要职的郝柏村。郝柏村的回忆录称“有一天，经国先生在大直官邸曾对郝柏村说，让孙运璿再任六年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历练更丰厚，六年之后，就可以选‘总统’，于台湾、于民都是很好的福祉。”。

反对此说法的学者与政坛人士认为，蒋经国在孙运璿中风前之中国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即已提名李登辉为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竞选搭档，于史有据。如周玉蔻即指出其在写作《李登辉的一千天》时，曾针对此问题请教宋楚瑜，宋楚瑜举出蒋经国在心脏病开刀安装心律调节器时，曾请他转告当时的台湾地区副领导人李登辉为例，说明当时蒋经国已有若病情恶化将政权交给李登辉，且视其为接班人的意思。加上蒋经国晚年推行本土化，致力于台湾籍人士如林洋港、李登辉等的培植，因此孙运璿应非蒋经国心目中的台湾领导人接班人。

晚年时期

中风后的孙运璿仍偶有露面，但需以轮椅代步，身体虚弱，只有偶尔出席公益活动和国民党活动，他曾拍摄公益广告呼吁大家注意自身健康，按时量血压，他也是董氏基金会的名誉顾问。1996年，孙运璿的旧同事与旧部属如徐立德等人共同成立了孙运璿学术基金会，由时任台湾行政部门副院长的徐立德担任董事长，并由孙运璿在“科技发展方案”时，在半导体等产业培养出来的企业家如当时台电公司董事长张钟潜，中兴工程公司董事长张斯敏，联华电子公司董事长曹兴诚，台积电公司董事长张忠谋等人担任董事的职务。一开始基金会以表扬优秀公务员为主，后来也扩及了公共政策的研究、举办研讨会、发表论文、出版刊物等事业。

因为政绩斐然，即使失去部分行动能力及淡出政坛的孙运璿，仍常被视作中国国民党选举时汇聚选票的重要人物之一，民进党执政以后，也一直被续聘为“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机构资政”一职。除此之外，连战四年内的两次台湾地区领导人竞选活动过程中，孙运璿不但屡次无条件表示身为国民党忠贞党员，只要是党推出的候选人，不管贤愚不肖，他都无条件支持，虽然言语不便也抱病站台助选，展现其对于中国国民党的极度忠诚。2005年之后，因病情不复乐观，孙运璿就相当少出现于公众场合。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活动，是2005年8月16日出席马英九领取中国国民党主席当选证书之仪式。

孙运璿于2006年1月30日因呼吸困难送往台大医院转到荣总，确诊为急性心肌梗塞、并发急性心脏衰竭及急性肺水肿；2月2日，曾一度发生心跳停止，后经抢救恢复心跳；2月14日晚上，出现败血性休克现象；2月15日0时33分，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93岁。

孙运璿逝世后，灵堂设于荣总介寿堂，供民众哀悼，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颁发褒扬令给予褒扬：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机构资政、前台湾行政部门院长孙运璿，耿介惇笃，智虑精诚。早岁卒业哈尔滨工业大学，试新硎于电厂兴建，投身展志，茂实英声；抗战胜利，来台参与抢救电源设施，承命戮力回复发电网络，宵旰图治，协济时艰。嗣历任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交通部”部长暨“经济部”部长等职，精勤硕画，推动“国家”十大建设；灼见嘉谋，缔造产业转型契机，盘才雄略，令誉弥彰。于台湾行政部门院长任内，经略国事，措置裕如。尤以遏阻“外交”困境，因应能源危机；凝聚“国家”发展共识，建构精密科技荣景，廉勤布政，务实求新；嘉猷奕世，聿昭遐方。晚岁膺聘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机构资政，虽撄疾有年，犹关怀国是，矜恤民瘼，永留遗爱。综其生平，奠懋迁筹策之宏规，开台湾奇迹之先河，上德若谷，典范长存。梁木其倾，怆悼曷亟，应予明令褒扬，用示“政府”崇礼元勋之至意。

2月25日由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机构以“国丧”办理治丧事宜，由连战担任主祭，覆以“国旗”、中国国民党党旗，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副领导人吕秀莲及“五院院长”皆前往致祭。公祭结束后，安葬于基隆七堵的欣欣墓园。

1947年，孙运璿与俞蕙萱在上海结婚。俞蕙萱出身商人家庭，在物资缺乏的当时，上海的娘家中竟有三艘游艇，可说从小生活富裕；不过因战乱影响，孙家举家迁往台湾避难，十几口人，挤一间房子，只靠孙运璿一个人的薪水过活。根据俞蕙萱事后的说法，当时每过月半，薪水告凿，就需要俞蕙萱拿出首饰典卖，贴补家用。俞蕙萱回忆，在她怀孕时，孙运璿要买颗卤蛋给她补身体，还要藏在衣袋内，进房间才敢拿出来，家中的小孩，衣服也是缝了又补，大的穿不下了，就留给小的，不能每餐吃白饭，“要配着蕃薯一起煮，有三、四样菜，大都是青菜、豆腐，每个人夹两筷子，就盘子见底了。”加上孙运璿母亲的医药费，就占去了薪水的一半，生活因而十分辛苦。直到孙运璿接受了世界银行在尼日利亚的职务，由于薪水较优渥，三年下来，生活方有改善。日后由从政至逝世的这段期间，除公家供给之宿舍以外，从未另外购置其他不动产，夫妇两人名下也没有任何珠宝与古董，物质欲望并不高。

孙运璿坚持不收部属礼物，不拿回扣，曾因此被批评不通人情。

但事实上，自1984年孙运璿中风以来，成为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机构有给职资政长达二十多年，每月有薪水、配给、司机、护士、安全人员，并且长期居住于公家宿舍（土地市值三亿，不必付租金、房屋税），照顾他的荣民总医院也表示，当年蒋经国为了感念孙运璿对台湾的付出，因此特别指示，一定要让孙运璿受到最好的照顾，除了依照病情安排医疗小组治疗外，还有4位护士以及物理治疗师负责轮班照料。

在政党轮替后，民进党认定这些礼遇不合法，所以修法以合法维持这些礼遇。

孙运璿一共育有四名儿女。长女孙璐西、次女孙璐筠、长子孙一鹤与幺儿孙一鸿。孙璐西为台湾大学食品科技研究所特聘教授，孙璐筠于英国货币市场任职，孙一鹤继承父亲衣钵，成为电机工程师，孙一鸿则成为土木专家，两人皆旅居美国。

2007年12月13日陈水扁表示，孙运璿及两位蒋夫人的礼遇在事实上在国民党时代就不合法，所以民进党政府“修法”将这些礼遇合法化，而且法规还特别只针对他们，而身为时任台湾当局领导人夫人的吴淑珍没有这类礼遇；因此他也受到保佑。由于媒体没有完整报道这段言论，因此让许多反对者感到不满。孙运璿的女儿孙璐西因此向陈水扁喊话：“如果他（陈水扁）认为，他的夫人对台湾的贡献，跟我父亲对台湾的贡献是一样的，那我是没有话好说，我想这件事情让台湾的人民来做公断……陈（陈水扁）他如果夜半扪心自问他对台湾的贡献有多少？我想如果他能够说，他对台湾的贡献是跟我父亲对台湾的贡献是一样多的话，那他可以要求台湾给他所有我父亲的礼遇。”

孙运璿从不让人帮他暖寿。2009年3月29日，TVBS于美人主持的电视节目节目中说到，2004年孙运璿为了要劝连战与宋楚瑜结盟，办了暖寿宴，选在圆山饭店，自付全部费用。除连战、宋楚瑜外，没有邀请政党要员或是官员到场，来宾全部是他的随扈、医师、护士以及司机；并且要求子女到宴席里当招待。

正面评价

孙运璿在“部长”任内推动的集成电路技术转移案，虽然耗费了一千万美元来完成，日后却为台湾创造了一兆新台币以上的年产值，堪称最正确的决策。而台湾在石油危机事件中，经济不但没有因此崩盘，反而蒸蒸日上，外汇存底迅速累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当时担任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的孙运璿也可说功不可没。

因为瑕不掩瑜的施政成绩与极高民间声望，孙运璿普遍受台湾各界景仰。例如2003年间，《天下杂志》针对历年的台湾政治人物以中小学教师与家长为对象展开民调，曾经委由《天下杂志》出版自传的孙运璿被评定为品格操守最佳的政治人物。于该统计数据中，他所获得之正面指数，不但高于蒋经国，比起千禧年初台湾朝野最热门的政治人物如连战、宋楚瑜、吕秀莲、陈水扁等人，更是超前许多。

孙运璿过世后，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陈水扁与副领导人吕秀莲也透过新闻稿表达慰问之意。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机构新闻稿称“孙资政为台湾奉献一生，不仅亲自参与台湾超过半世纪的改革、建设与进步，担任“经济部长”及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期间，更推动多项经济与交通建设，奠定台湾经济发展重要基础，协助缔造举世称羡的“经济奇迹”，堪称台湾经济推手；即使晚年身体不适，仍十分关心政事，善尽针砭，令人感佩。”两人并亲自前往灵堂致意。

负面评价

也有人认为孙运璿的施政策略当中，许多是错误的。譬如1982年，孙运璿为加速台湾科技发展，明订了“自动化、资讯、材料、能源、生物技术、雷射、肝炎防治、食品加工”等八大重点科技，执行方式在当时就受到质疑。这些质疑包括政府投资补助的对象良莠不齐，八大科技的范围过于广泛等。“有的似乎是在科技界多数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少数人‘悄悄’列入的。……这种‘本末倒置’的决策方式，已足令人吃惊。”。部分人认为，他对台湾大力发展汽车工业的企图与认知，在现在看来台湾如果真如他擎画，发展成汽车王国，那可能会是台湾工业界的灾难。

民进党前“立委”林浊水指出，孙运璿仍然有许多错误政策，例如李登辉与Toyota合作发展汽车工业的方案条件不错，但孙运璿等官员的要求不合实际（过高自制率及保护主义），改与条件更差的福特合作，台湾的汽车工业直至国民党放弃后才开始发展。所以他的错误政策还是在汽车工业。

而孙运璿任内只要“经济成长”不重环境保护的做法也令人诟病，而且在当时已经被视为不当，因此台湾现在在花费大笔成本偿还过去的环保债。前文化大学教授、台南市长许添财即曾忆及其在文大授课时，一名日本教授曾批评台湾当局不重视环保，但被孙运璿回以“台湾还很穷，不必考虑这些”。台湾长期以杀鸡取卵的方式进行工业经济建设并且忽略文化、水土保持等环境建设，造成目前的经济损失。其他例如山坡地滥垦滥伐，河川、海洋严重污染，土质日渐沙漠化，也为后来台湾环保“污染输出”蒙上阴影，目前后遗症仍深远影响台湾。

在政治方面，孙运璿在蒋经国当政时期，并未挑战蒋经国所积极营造的台湾领导人形象，一直是以技术官僚的身份担任当局公职，在“经济部”部长与台湾行政部门院长任内，国民党当局在国际关系上经历了退出联合国、与美“断交”、与日“断交”等种种丧失国际舞台的巨大挫败，但主导这一切的是强人政治的威权体制下实质掌握当局权力的蒋经国，孙运璿只在政务上做事务性的执行，在政治改革方面可以说是完全无从掣肘。对于他任内发生的一些政治事件，如美丽岛事件、陈文成命案、林宅血案，晚年时孙运璿则是透过儿子孙一鸿解释，从前在蒋氏父子之威权统治的特殊时空环境下，即便理论上他身为行政权之最高首长，他也无法说出心中想说的话，并对此表达遗憾。

孙运璿现象

2006年，在孙运璿逝世之后，台湾掀起了一阵怀念孙运璿的风潮。无论中国国民党还是民主进步党的政治人物，对于孙运璿都是赞誉有加，公祭时数千民众参与公祭，许多科技人更视孙运璿为台湾科技产业之父，纷纷撰文纪念孙运璿。这个现象的形成，可能跟今日的台湾政经环境有关。由于台湾近年来政治上的不安定，与经济的不景气，部分民众开始怀念过去技术官僚主政的年代。《联合报》2006年2月16日的社论指出：“今人纪念孙运璿，不但是尊敬他个人的施政功绩和操守典范，也感叹今昔政治文化及政治习气的强烈对比。在当今电子媒体以新闻自由为标举，结合政客捏造新闻的氛围中，与往昔相较，反而令许多人怀念前辈政治家的风范，并且对当年有纪律、重专业的问政风度给予高度评价。”并在文末感叹“那个以‘正直作人，勤恳做事’为风气的时代却是一去不回了。”正是这种观念的典型看法。

运璿绿建筑科技大楼（台湾成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