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30年　任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中华药典》编辑。

1931—1936年　任南京中央卫生实验处药物化学室主任。

1936—1939年　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独立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今中国药科大学），任首任校长并兼药剂学教授。

1940—1942年　去香港创办协和药品公司制药厂，任厂长。

1942—1945年　任重庆协和制药厂厂长，兼任国立药专教授。

1945—1947年　任国民政府卫生署简任技正。

1947—1949年　任上海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委员兼制药厂厂长。

1948年　当选为中国药学会第十二届理事会理事长。

1949年　任华东人民制药公司经理。

1950—1962年　任中国药典编纂委员会总干事兼任中央药品检验所所长。

1962—1980年　任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所长、卫生部药典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80—1983年　任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名誉所长。

1983年5月21日　逝世于北京。

孟目的，原名广义，字目的，1897年10月17日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县南关，原籍北京市。父亲为公理会牧师，家境比较优裕。初中毕业后就读华北协和书院，1914年，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预料，1918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举办的留美学习班，学业完毕因留美计划改变，经该院英籍教授资助去英国勤工俭学，1920年在英国伦敦爱兰帕利药厂实习。1921年，考入伦敦大学药学院，毕业后取得英国药学会会员资格，为该会第一个中国籍会员。1925年，毕业回国，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药房任副主任兼药理系助教。1928年，应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约请编纂《中华药典》，并担任中央卫生实验处药物化学室主任，以后还兼任军医学校药科主任。1936年，负责创办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现中国药科大学，以下简称国立药专），任校长并亲自担任药剂学教授。1937年，学校迁到重庆。他受其四弟孟用潜（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思想比较开明进步，因营救学生并协助进步学生去延安等活动，曾两次被重庆国民党逮捕，后被免去校长职务。1940年，他带领三个学生去香港创办协和药品公司制药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由香港回到重庆，创办协和制药厂并兼国立药专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卫生署派他到上海接管日伪药厂，并委任他为卫生署药品生化药品实验处副处长。由于他主张利用接收的日伪药厂发展国内的制药工业，与当局“制药不如买药”的观点不同，另外还同情一些日伪厂工人请愿复工的合理要求，因而受到排挤，故转而筹备编纂第二版《中华药典》。但由于重庆国民政府对改编药典工作毫不重视，经费、人员等问题都不予解决，甚至起草用的稿纸也缺乏，因而这项工作没有完成。嗣后，他在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的实验药厂当厂长。1949年5月上海解放，该厂由军事委员会接管后改为国营制药一厂，他被留任为该厂厂长，同年，华东人民制药公司成立，被任命为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药品标准及质量监督检定工作。1950年初，中央卫生部调孟目的到北京筹设药典委员会，组织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他担任委员会的药理小组长兼干事会总干事。以后，历任1963年版、1985年版药典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0年底，原上海药品食品检验局迁到北京，成立中央药品检验所（现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孟目的兼任所长。1961年，国务院决定将卫生部药品检验所与生物制品检定所合并为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他任所长，后因健康原因于1980年任名誉所长。

孟目的曾于1955年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1956年，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以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第三届代表，第二、第五、第六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任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及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顾问等职。

中华民国时期，各国药品在中国竞相倾销，伪劣药品充斥市场，1928年，孟目的受聘去南京负责组织编纂《中华药典》。这部药典主要是参照国外药典编译的，他在这项工作中做出了贡献。首先，《药典》这个名词就是根据孟目的的建议定的。中国历代的药学经典著作通常称“本草”或“局方”。他认为药典是国家对药品的质量标准和检验方法等制订的技术规定，这些规定具有法律性质的约束力，是国家对药品所订的法典，所以定名“药典”最宜。这个名词为医药界公认，一直沿用至今。其次通过对药典的编写，初步统一了药品名称。他查考了中国的一些词汇，并结合制剂的特点和拉丁名的音节，对一些常用的制剂剂型名称，拟定了简练的专门名词术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央卫生部随即研究编订国家药典问题，从上海调孟目的来北京筹组药典委员会，组织编订新中国药典。孟目的积极认真，及时准备会议材料，特别是与新药典品种有关的资料。1950年4月和8月，先后在上海和北京举行药典工作座谈会，确定药典收载品种和原则等。限于当时历史条件，新药典仅收载了28种中药。孟目的亲自草拟有关生物测定法，并对各类药品的草案都逐字逐句仔细推敲修改。他还在周总理接见时提出建议：“为使标准有复核基地，并能切实贯彻执行，应建立健全药品检验机构”。1950年，成立中央药品检验所，孟目的被任命兼所长。为了使药典规定的标准和检验方法切实可行，他搜集各地样品，在该所组织复核试验后进行必要的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于1953年定稿出版，他为了集思广益，使国家药典尽可能切合实际，通过中国药学会通知各省市的分会组织会员学习药典并提出修订意见。1957年，根据各地意见出版了《中国药典》1953年版第一增补本。1953年后全国各省市陆续设置药品检验所，逐步形成药品监督检定网。一方面根据药典规定监督检定药品质量；另一方面，通过检验发现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修改药典的科学数据资料和改进的检验方法。

1957年，药典委员会改组，孟目的担任主管业务的副主任委员，着手组织编订《中国药典》1963年版。这版药典基本上是结合中国生产、使用等实际，并第一次收载了广大人民习用的具有中国特点的中药材和中药成方。这版药典分一、二两部，收载各类药品及制剂1310种（其中中药材446种，中药成方197个），在反映中国医药科学研究和生产的发展、整理祖国医药并使之逐步标准化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

“文化大革命”期间，药典委员会名存实亡。孟目的也受到较长时间的冲击，虽然他不能直接参与《中国药典》1977年版工作，但对药典工作仍十分关心，经常通过他的学生询问了解情况，主动提供意见和办法。1979年，经国务院批示恢复药典委员会，孟目的仍被聘任副主任委员。同年12月，召开药典委员会扩大会议，82岁高龄的孟目的曾多次扶杖出席会议，继续不遗余力地为编制国家新药典贡献力量。

孟目的深感中国药学事业落后。中华民国时期除传统的中药外，其他药品统称为“西药”，国内只有少数加工制剂的药厂。广大人民需用的药品都依靠舶来，这些药既无标准规格，也不予检验，人民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没有保证。此情此景，激励他下决心献身于中国的药学事业。而振兴中国药学事业，最根本的问题是培养人才。1925年，他自英国回到北京，在协和医学院药房任副主任时，看到许多医院药房的调剂人员少，业务水平低，一些制剂厂生产的制剂质量差。他从实际出发，首先着手提高初、中级药剂人员的业务水平，联合同事冯志东、何鉴清等人创办了药学讲习所。这个所直到北平解放，20多年中，先后培养药剂士2000多人，为医院药房和制剂厂等输送了大批中级调剂、制剂人才。 1928年，国民政府卫生部（后改为卫生署）邀请孟目的去南京编纂《中华药典》，以后留任中央卫生实验处药物化学室主任。当时他想到要为药学事业培养高级人才和师资，招收了几名药学系毕业生为研究生，并与国际联盟卫生处联系资助他们去英美深造，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成行。在1935年以前，仅有的几个药学科系全部附设在医学院内，由于校领导受专业知识的局限，重医轻药，使药学教育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为此，他多方呼吁宣传，并在1935年中国药学会第七届年会的主席团内提出设立独立的药学院校，学制由3年改为4年，培养高级药学人才的提案。他奔波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卫生署之间，据理力争，终于在1936年获准由他负责筹建国立药专。他在短短几个月里，寻找校舍，聘请教授，招考学生，利用南京白下路一所银行旧址，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独立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4年制）。他任首任校长兼药剂学教授。为了学校的发展，他又多方呼吁，获得建校经费，设计一座在当时比较现代化的实验教学楼，虽因抗日战争而中断，但这块基地却保存下来成了中国药科大学的校址。抗日战争期间，他率领师生先搬到汉口四维路，以后搬到重庆磁器口，并在歌乐山兴建校舍。1939年，受国民党迫害，被免除校长职务。尽管如此，他对药学教育仍十分关心，在担任协和药厂厂长期间，不顾工作繁忙，交通不便，每星期从重庆南岸到歌乐山国立药专授课2天。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南京，他虽在上海工作，仍坚持往返京沪线上，按时到校讲课。

孟目的治学严谨，很重视教学质量和培养学生独立操作的能力。国立药专创办伊始，他从南京中央大学聘请了一些著名教授授课。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虽然校舍简陋，但实验设备、仪器试药比较充裕。每个学生都可领到一套化学和药剂等试验用具，每个学生都有一台显微镜。还设置了煤气发生器，给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实验条件。他对学生严格要求，循循善诱。他教授的药剂学、调剂学等，很注意实用，实验课题难度较大。例如在制剂学实验中，天气炎热时要求学生配制硫酸铜栓，配制后，他亲自逐粒切开检查，观察颜色是否均匀一致，有无气泡或中空现象，还要每粒称重，检查每颗重量是否均匀等等。又如在调剂实验中常出一些不易察觉的有药物相互间配伍禁忌的难题，许多学生常常搞错，事后他又耐心细致地讲解其原理和操作时应注意事项。他反复教导学生说：药品是治病救人的，调制药品必须保证质量，不能有丝毫疏忽和差错，这关系到病人的生命安危问题。孟目的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

中国药学会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季由留日的药科学生发起组成，当时命名为中华药学会，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学会之一。孟目的于1935年第七届药学会年会上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并当选为理事。他曾倡议设独立的药学院，学制延长，并提出从速编纂《中华药典》第二版等建议。他在1936年第八届药学会年会上继续当选为理事。1937年，中华药学会在上海停止活动，1942年，在重庆又以“中国药学会”名义重新申请立案，并召开中国药学会成立大会及第一次年会（接续过去八届年会，应为第九届年会），他在以后的第十、第十一届年会上均当选为理事，1948年，在南京举行的第十二届年会上，当选为理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各地药学会分会酝酿，将中国药学会总会迁到北京。在1952年11月举行的中国药学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孟目的当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在他努力下，药学会第一次购买了一座办公会址，并设置了专职干部，不仅恢复了《药学学报》（原名《中华药学杂志》），还创办了《药学通报》（现名《中国药学杂志》）和《中药通报》（现名《中国中药杂志》）。在此期间，孟目的经常到药学会主持会议，研究工作，组织各种学术活动。1955年，筹设中药整理委员会并大力支持建立中药实验室，1964年，还在上海主持全国药剂研究工作经验交流会等。《药学通报》初创期间，稿源较少，孟目的还主动撰写指导中级药工人员的经验心得文章几十篇，每篇几百字，短小精干，既普及药学知识，又解决实际应用问题，这正是孟目的与一般教授专家所不同之处。

1958年以后，孟目的还兼任中国药学会北京分会理事长，经常亲自组织邀请一些专家作学术报告，有时还亲自主持会议。此外，他还积极参加全国科协和科普的各项会议及活动，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为药学会做了大量有益工作。

1932年，武汉发生大水灾，孟目的携带救济药品参加防治流行病时，发现有一些进口药品是假的或质量不合规定，十分气愤，期望中国有生产原料药品的药厂。他在国立药学专科学校迁到重庆磁器口时，就设立了一个实验药厂，利用当地的矿石资源生产硫酸镁等原料药。被免去校长职务后，他又去香港创办协和药品公司制药厂，一面筹办药厂，一面选购必需的药品器材，运到后方，供军民使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被日本占领，他辗转回到重庆，在南岸龙门浩创办协和制药厂，生产磺胺、葡萄糖等原料药品和制剂。磺胺是当时有效的抗菌消炎药，在中国是由协和药厂首先合成生产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孟目的被重庆国民政府卫生署派去上海接收12个日伪药厂，这些药厂是由经济部接收后移交的，接管后成立卫生署药品生化药品实验处，他任副处长。在商邱路的原重松制药厂改建为第一制药厂，杨树浦宁武路的原武田第四制药厂改称为第二制药厂。这两个药厂规模比较大，由于工人在日本投降时护厂数昼夜，设备未遭破坏，仍有一定生产条件。他主张尽快恢复生产，以发展中国制药工业，但遭到上级反对，并因同情药厂工人的复工请愿，遭到排挤。1946年，孟目的回北平奔父丧，正值晋察冀解放区在张家口筹办药厂，派专人迎孟目的前往进行技术指导。他欣然前往，由沈其震陪同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亲切接见。他建议根据解放区的条件，就地取材，土法上马，利用当地出产的麻黄提取麻黄碱，还指导生产柴胡注射液等中药制剂。自从孟目的到解放区半年时间，药厂的生产不断扩大，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他对操作要求很严格，经常亲自动手洗安瓿、灌药液、熔封等，别人操作后他还仔细检查。他经常抽时间给青年工人讲授制药操作知识，给技术员讲授制药基础理论，因人施教，用什么，讲什么，有人生病缺课．还要设法补上，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孟老师或孟教员，乐意和他接近。

孟目的自解放区回到上海后，担任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的制药厂厂长。这个厂解放后改称上海第一制药厂，解放初期生产磺胺噻唑、葡萄糖酸锑钠等原料和制剂。葡萄糖酸锑钠是五价锑盐，比当时外国的三价锑盐毒性小、疗效高，对消灭华东几省流行的黑热病起了重大作用。

2024年5月24日，英国皇家药学会在官网上发布公告，正式追授中国药科大学首任校长孟目的先生为英国皇家药学会会士。

1983年5月，正当召开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议之际，已是86岁高龄的孟目的不顾年老体弱，带病坚持出席会议，终因慢性气管炎急性发作，感染中毒性休克，不幸逝世。孟目的毕生从事药学事业，为祖国培养了大批药学人才，在编订国家药典、药品检定以及药学科普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孟目的为人忠厚，平易近人，对青年人关怀备至。在中央药检所任所长期间，经常到实验室与青年人交谈，介绍实验技术中的窍门，深受广大药学工作者爱戴和尊重。他乐于助人，密切联系群众，给许多医药工作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不愧是中国药学界的老前辈。

中国药科大学孟目的学院（Mudi Meng Honors College）是学校针对优秀本科生实施特色精英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荣誉学院，以学校首任校长孟目的先生命名。2020年4月23日开始筹备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