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奥托与一个由德国奥斯纳布吕克举家搬来，与名叫赫尔曼·云佩斯（Hermann van Pels）的肉贩合伙建立了另一家公司。1939年安妮的祖母也搬到阿姆斯特丹来居住，她之后一直住在这里直到1942年1月逝世。1940年5月，德军入侵并迅速占领荷兰，新成立的亲纳粹政府开始透过差别对待及严格的执法迫害犹太人。政府对犹太人实行了强制登记及隔离，所以即使玛格特与安妮在学校表现优异，但新制度却规定她们只可在指定的犹太学校读书，她们只好离开原校。之后，她们被编入犹太学园继续学习，此时安妮12岁。

1942年6月12日，当安妮正庆祝她的13岁生日时，她收到一份之前在逛商店时，曾向父亲央求过的小簿作为生日礼物。这是一本配有红白彩格封面，并附上一个小锁的签名簿。但安妮之后还是决定把这本小簿作为日记使用。她开始在日记中记载着在日常生活上的各种琐事，如自己，家人和朋友，校园生活，邻居，甚至与一些男孩嬉戏的情况。这些早期的日记都记录了她的生活，其实都像其它同学一样大同小异。同时，安妮也把一些在德国占领下，周遭发生的变化记录下来。当中有些是在表面上难以察觉的。但在之后的日记，安妮也透露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压迫正急速膨胀，而且也记录了一些详细数据。其中一个例子是日记中有关强迫犹太人在公众场合携带“黄星”的记录。她也列举了一系列在阿姆斯特丹风行，针对犹太人的禁制及迫害措施。同时，她也在日记中表示对年初祖母的离世感到难过。

躲藏在隐密之家后

1942年7月，玛戈特收到了一份由犹太移民局中央办公室（Zentralstelle für jüdische Auswanderung）所发的征召通告，命令她的父亲到附近的劳动营报到。由于纳粹当局捕捉犹太人的行为日益严重，而且玛戈特也收到纳粹当局的劳动通知，于是安妮一家决定移居到更为隐密且安全的居所。然后安妮便得知其父奥托在与自己公司的雇员“沟通”后，决定把她们藏到公司里去，而其母与其姊亦早得知此事。于是一家人便搬到了位于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Prinsengracht）河畔的公司内一间隐蔽的房间。

在1942年7月6日早上，安妮一家搬到隐密之家暂避。他们故意把房子弄得很乱，尝试营造他们已经离开的样子。奥托·弗兰克留下了一张字条，暗示他们要去瑞士。他们被逼留下了安妮的猫“莫蒂”。因为犹太人不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他们从家门走了几公里，每个人都穿了几层的衣服，因为害怕被人见到他们拿着行李。房子秘密增建的部分，在日记中叫“Achterhuis”，在荷兰文中意即后座。这是一个在房子后座三层高的空间，可以从地面进入。第一层有两间细房，相连的洗手间；楼上是一间大的开放式房间，旁边有一间细房。细房可以通往阁楼去。通往这隐密之家的门被一个书架盖住，保证不会被发现。主建筑在Westerkerk教堂的一个街口外，表面上跟阿姆斯特丹其它的房子没甚两样。

“库格勒”、“克雷曼”、“米普”、“爱丽（真名贝普）”是唯一几个知道这里有人隐藏的雇员，“米普”的丈夫、爱丽的父亲都是帮助他们藏身的人。他们是屋内的人和外界的唯一联系，也会告知他们战争的情况和政局发展。他们保证屋内人的安全，照顾他们的起居饮食——一个随时间而变得艰难的任务。安妮写下了他们在最危险的时期对提升屋内士气的贡献。他们都知道，一旦被发现，帮助犹太人都会令他们落得死刑的下场。

在七月尾，凡佩尔斯一家加入了弗兰克一家，他们包括：和安妮父亲奥托·弗兰克共事的凡佩尔斯（又译“云佩斯”，日记中称为凡·达恩先生），其妻子奥古斯特·凡佩尔斯（日记中称为“凡·达恩夫人”）、和他们十六岁的儿子彼得，十一月时斯佩普·普佩弗（日记中称为“杜塞尔先生”），一位牙医和凡佩斯家的朋友，也加入了。隐秘之家里面共有8人居住。安妮写下了跟新朋友说话的兴奋，但很快，狭小的居住环境引起了冲突。安妮跟普佩弗同住一间房，她很快就觉得他很难以忍受；她又跟奥古斯特·凡佩尔斯冲突，她认为她愚蠢。她跟她母亲的关系亦日渐紧张，安妮说她与她母亲没有什么共同点。她有时也跟玛格特吵架，她最亲的还是父亲。过了一段日子以后，成长之后的渴望聊天的安妮和密室唯一的男孩“彼得”，萌生了感情。

安妮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读书和学习上，闲时也写日记。除了记下生活上经历的事情外，她也写下自己的感受，信念和希望，一些她觉得她不能再谈的东西。后来她对写作的信心增强了，人又成熟了，她开始写一些抽象的东西，例如对神的信念，又或是她怎么了解人性。她一直都在写，直至1944年8月1日的最后一篇为止。1944年8月4日大约上午10点，有人打电话举报王子运河263号藏有犹太人，随后纳粹警察带人突袭了密室。

被捕

1944年8月4日早上，德国警察闯入了他们的隐密之家，告密者的身份至今未明。在西尔弗鲍尔的带领下，当中总共有至少三个德国警察的成员。屋里的人都被货车带走问，帮助他们的克雷曼和库格勒也被带走。其它所有人都被带到了盖世太保的基地，被盘问了一整晚。8月5日，他们被转送到拘留所，一个极度挤逼的监狱中。两日后八个犹太囚犯又被转送到荷兰的韦斯特博克——一个临时营地。随后很快被转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米普和爱丽（贝普）没有被带走。他们后来回到隐密之家，找到安妮散落在地上的纸张；把它们连同家庭相簿收起，打算战后把它们还给安妮。

被送入集中营

9月3日，他们被移转，由火车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去。他们在三日后到达，以性别分开，再也无法会面。到达集中营时，火车上的男人和妇孺被强行分开，奥托就此与家人分开。弗兰克姊妹被迫拖运岩石和挖草皮；晚上她们都塞进十分寒冷的营房中。后来有人作证说安妮每当看见有小孩被送到毒气室，都会变得僻静和流泪。

549个人（包括所有15岁以下的小孩）被直接送到毒气室杀害。安妮躲过了这一命运，因为她看起来比别的孩子稍大一些。脱光消毒，剃头，被纹上一个识别码。因为集中营中男女完全被隔离，安妮自此再没见过父亲，所以当时安妮相信50多岁不很强健的父亲已在他们分开后不久已经死亡。白天，她们被逼做奴隶式的苦工，晚上她们都挤在冷得要命的营房中。疾病非常猖獗，由于集中营卫生太过恶劣，导致各种疾病蔓延猖獗，弗兰克姐姐的皮肤也受疥癣严重感染，二人被送到医疗室治疗，那里是持续黑暗的环境，有很多老鼠出没。那时候她们的妈妈艾迪特不进食，把每一口的食物留下给两个女儿，并凿穿医疗室底部的墙，把食物传送过去。1944年10月，弗兰克家的妇孺被选定加入波兰上西里西亚的劳动营，但安妮被禁止去那里，因为她受到疥癣感染，而她的母亲和姐姐选择与她留下。

1944年10月28日，军方开始选移转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多于8000个女人，包括安妮、玛戈特和爱吉斯·凡佩尔斯，被转送到该集中营；因为大量囚犯被送进来，要开始用营帐收留，安妮和玛戈特就是其中二人，人口增加了，同时使死亡率不断上升。安妮跟朋友短暂地重遇——汉妮和兰特，她们在战争中活下来了。兰特形容安妮为：秃头，瘦弱，又在颤抖。汉妮说虽然安妮自己也在生病，她却更担心玛戈特，因为她的病更严重，而且已经不能走动，常常在帆布床中躲着。佩尔斯太太跟安妮与玛戈特在一起，并照顾玛戈特，因为她当时病得很严重，虚弱得不能下床。

逝世

1945年3月，斑疹伤寒在营中散播，17,000人因此死亡。后来有目击者指玛戈特的身体已非常虚弱，她因为休克，从帆布床掉下来就死了，大约两天后安妮也死去了。安妮她们的见面是在1945年1月底至2月初。几个星期后，英军于1945年4月15日解放这个集中营，但确实日期并没有纪录，安妮的死亡时间是介乎2月底和3月中。安妮和她的姐姐玛戈特她们俩都同时在1945年2-3月死于斑疹伤寒。当时距离该集中营被英军解放还不足两个月的时间。

其他隐居的成员，除了安妮的爸爸奥托外，全都死于集中营。于安妮的日记经常提及的桑妮·雷德曼，已跟她的父母弟弟送到毒气室，而她的姐姐，芭芭拉，跟玛戈特很要好的朋友，则生还了。而安妮两姊妹在学校认识的朋友，有几个生还了。至于奥托与艾迪特的延伸家庭，他们在1930年已逃离德国，分别定居在瑞士、英国及美国。

解放后，营地被全力烧毁，以防止疾病蔓延，而玛戈特和安妮被埋葬于万人冢，尸体下落不明。

安妮与玛戈特位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旧址的纪念碑，伴随着的是人们悼念的鲜花和相片。

正面评价

这本日记的高度文学价值一直受世人重视。美国知名剧作家梅耶·莱文（Meyer Levin）曾以“有着嫓美长篇小说的张力”来形容安妮的写作风格，并受到她的日记启发和感动，在日记出版后不久，便与奥托·弗兰克合作把日记内容改编为舞台剧。另外，著名美国诗人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也曾表示，日记描写的内容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描述了青春期的心态，而且“以细致而充满自信，简约而不失真实地描述了一个孩子转变为成人的心态。”

在日记的美国发行版中，埃莉诺·罗斯福（即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在序中写道：“在我曾阅读过的书籍中，这是其中一个对战争影响的描述最为现实和聪慧的记载之一。”前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一次演说中提到说：“在众多于我们历史重要关头，站出来为人性尊严辩护的人当中，没有谁的说话比安妮法兰克更铿锵有力。”同年，一位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也认为，“这是一本代表了六百万（犹太）人心声的书，纵使这不是什么雄壮伟大的史诗，只是一本普通小女孩的日记。”

安妮也被认为是一个有高度写作水平的作家和人道主义者，同时也被广泛视为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以及迫害主义的一个象征。希拉里·克林顿（即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夫人，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候选民主党提名人），在她于1994年接受埃利·维瑟尔人道主义奖时的演说中，也提到安妮的日记“唤醒我们不要再作出愚蠢的歧视行为”（指当时于萨拉热窝，索马利兰和卢旺达的种族战争和屠杀）。

在获得安妮·弗兰克基金颁授的人权奖后，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发表讲话，他说在阅过安妮的日记后，“在当中获得许多鼓励”。他把自己对种族隔离的反抗喻为安妮对纳粹的反抗，并以“因为这些信条都是完全错误的，也因为古往今来，它们都在被跟安妮·法兰克相似的人挑战，所以它们是必定会失败的。”来把两种信念连系在一起。同样地于1994年，前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在响应怎样面对当时的东欧国家，在苏联解体后的政治与社会变化时，也回答说：“安妮·弗兰克留给后人的精神至今仍然存在，并且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藉此表示自己的理念。

意大利作家普利摩·利瓦伊（Primo Levi）曾经表示安妮·弗兰克之所以被广泛认为代表着在二战中数以百万计受害的民众，是因为“接受安妮·弗兰克的故事，比起要去接受那成千上万与她一样的受害者要来得容易。也许这样比较好吧，人们总不能活在成千上万悲惨故事的阴影下。”而奥地利作家玛莉萨·穆勒（Melissa Müller）在她的撰写的安妮·弗兰克传记的后记中，也提到相似的想法，并且试图消除公众对“安妮·弗兰克代表着六百万纳粹集中营受难者”的误解。她写道：“安妮的生命与死亡都是她的命运，而那六百万受害者也有着自己的命运。所以她不能代表那六百万被纳粹夺去的性命，他们也有着自己与别不同的命运……但她的命运，依然使我们明白大屠杀对犹太人的影响是如此的广，如此的深远。”

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在余生都致力于维护安妮留下的一切。他曾表示“这样给我的感觉很奇怪。通常在正常的家庭关系里，都是子女承受着父母知名所带来荣誉和负担，而我却恰好相反。”而他也重提了出版商认为日记何以如此畅销的意见。“他们说，日记触及的日常生活细节是如此的广泛，致使几乎每个读者都能在日记中找到触动自己的共鸣。”著名的“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认为，安妮的日记大大提高了公众，对那些在纽伦堡审判中已被确认的屠杀罪行的注意和认识，因为“人们都认识这个女孩。人们都知道大屠杀对她的影响，这也是在我的家庭，在你的家庭也发生着的事，所以人们都能明白这个罪行的影响。”

于1999年6月，美国《时代》杂志出版了一册题为《TIME 100：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TIME 100：Heroes & Icons of the 20th century）的特别期刊，安妮·弗兰克获选为其中之一。编者罗杰·罗森布拉特（Roger Rosenblatt）对她的贡献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安妮的日记燃起了所有人对她的热情，她使人们认识到大屠杀、反犹太主义，也使人们认识到她的童真、善良仁慈，更成为现代世界的精神象征——不论是在受着各式各样影响的个人精神道德，还是在坚定人类对生存的渴望，与对未来的憧憬上。”他同时表示，当人们敬重安妮的勇气与实事求事的态度时，同时她对自身的分析能力与写作能力亦使人钦佩，“她的声誉所以能长存不朽，主要是因为她具有高度文学水平。不论什么年龄来看，她都是一个水平极高的作家，能在当时残酷的现实环境下写出了如此优秀的作品。”

负面评价和诉讼

日记自20世纪50年代起受到公众关注后，开始出现不断的批评与质疑，也有著作申述这些批评，最早期的著作来自瑞典及挪威。在这些负面评价中，曾经有人质疑日记的作者不是安妮·弗兰克，而是剧作家梅耶·莱文。

于1958年，当安妮的日记改编的舞台剧在维也纳上映时，在席的西蒙·维森塔尔受到一班抗议者的滋扰。那些抗议者质疑安妮·弗兰克是否实际上不存在，并挑衅维森塔尔要求他找出当年逮捕安妮的军官以兹证明。后来于1963年维森塔尔找到了当时的盖世太保Karl Silberbauer，在与他的会谈中， Silberbauer对当时的罪行直认不讳，并在一张被他逮捕的人的相片中认出了安妮·法兰克。他并供认了整个逮捕过程，也记得在过程中曾翻倒了一个载 满纸张的公文包。这些证词后来全被其它目击证人，包括奥托·法兰克予以证实。这次事件也平息了对安妮·法兰克是否存在的质疑。

除此以外，有批评者提出了对作者新的质疑。批评者认为，安妮的日记实际是亲犹太组织的宣传品，而奥托·弗兰克亦被指为骗子。于1959年，奥托·弗兰克于德国吕贝克对一名曾为希特拉青年团成员的教师Lothar Stielau兴讼，控告该名教师在校报上诋毁日记为赝品，后来同时控告了在吕贝克一份报纸登信支持Stielau的Heinrich Buddegerg。开庭审讯后，法庭分析了日记的手稿，在1960年确认了日记笔迹与已知的安妮·弗兰克笔迹相同，并确定日记为真品。法庭判决后，Stielau撤回本来的言论，而奥托·弗兰克也没有继续追究。

1976年，奥托·弗兰克控告法兰克福的Heinz Roth，指他印发诋毁日记为赝品的小册子，法庭其后判决Heinz Roth被罚款500000马克及监禁6个月。Roth其后提出了上诉，但他于1978年去世，而在翌年上诉也被驳回。

同年，奥托·弗兰克也对Ernst Römer提出了诉讼，指他印发一本名为《畅销书安妮日记的谎言（The Diary of Anne Frank, Bestseller, A Lie）》的小册子。此案在法庭审讯时，一个名为Edgar Geiss的人在庭上派发此本小册子，结果他也被起诉。法庭其后判决Römer被罚款1,500马克，而Geiss则被判监禁6个月。在上诉后刑期虽然获得减少，但此次案件却因为奥托·弗兰克后来对刑期的再度上诉，超逾了当地有关诽谤的法律条例范围而结束。

在奥托·弗兰克于1980年死后，安妮的日记包括书信与分散的页纸，按他的遗愿被转交予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研究所后来在1986年委托荷兰司法部对日记进行司法科学鉴定。司法部分析了日记的笔迹并与过往案例作对比，证实笔迹脗合，而日记上的纸张，浆糊与墨迹亦被确认为与日记撰写年代脗合，最后安妮的日记正式被荷兰司法部确认为真迹。后来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综合研究结果与原稿及其它资料，出版了所谓的“评论性版”。于1990年3月23日，德国汉堡地方法庭对此版的日记进行了确认。

1991年，两位大屠杀否定派学者罗伯特·弗里森（Robert Faurisson） 与 Siegfried Verbeke出版了一本名为《安妮的日记：另一面接触（The Diary of Anne Frank: A Critical Approach）》的著作。这本着作宣称日记由奥托·弗兰克撰写，并提出日记内容有不少矛盾，质疑躲藏在隐密之家的可能性，以及文章风格及文笔与同年龄的青少年有别等问题。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安妮·弗兰克之家与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安妮·弗兰克基金，在1993年12月就上述著作动用民事法，禁止该书在荷兰的进一步印发。于1998年12月9日，阿姆斯特丹地方法庭按原告要求，禁止任何否定日记及其内容真实性的印刷品出版，违者将被罚款25,000荷兰盾（约11350欧元）。

在1957年5月3日，一群阿姆斯特丹市民，包括奥托·弗兰克，成立了安妮·弗兰克慈善会（the Anne Frank Stichting）以拯救有被拆卸危险的隐密之家（旧Opekta Works公司大楼），并把大楼改建为安妮之家博物馆，于1960年5月3日向公众开放。博物馆由Opekta公司的货仓与办公室和隐密之家两部分组成，所有的家具都已经被移走，使访客能自由移动。而一些前住客的个人物品则仍被保留，如一些安妮贴在墙上的影星照片、奥托·弗兰克在墙纸上标示女儿身高的部分、还有一幅记录着同盟国进度的地图，这些东西都仍然保存完好。在一间曾经是彼得居住的房间里，有一条通往旁边楼房邻居处的通道，也被慈善会买下来并入博物馆。这些房屋都曾用作收藏安妮的日记，以转换的展览区来展示当时纳粹迫害的影响以及当代世界的反对种族歧视暴力。安妮之家至今已成为阿姆斯特丹一个重要旅游景点，在2005年当年接待了965000名游客。博物馆亦提供了网上导览予不能前来的公众，也举办了多国流动展览。直至2005年，已有32个国家举行过展览，分布于欧洲、亚洲、北美洲及南美洲。

1963年，奥托·弗兰克与他的第二任妻子，Elfriede Geiringer-Markovits，成立了安妮·弗兰克基金会作为慈善基金，以瑞士巴塞尔为总部。基金会筹募捐助经费使博物馆“看来好一点”。直至奥托·法兰克逝世，他在遗愿中表示把日记的版权留给基金会，但附带条款是把每年需在版权所得收入中拨出80,000瑞士法郎予他的继承人，其余收入则由基金管理员决定如何使用。1963年基金会使用这笔收入，每年定期捐助给一个名为“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计划中以作医疗用途。基金会亦致力教育下一代反对种族歧视暴力，曾在2003年借出安妮的部分手稿，于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作公开展览。在同年的年度报告中，基金会也指出它们于德国、以色列、印度、瑞士、英国及美国亦开展着同样的计划。

阿尔及利亚籍的小说作家El-Mahdi Acherchour。

以安妮·弗兰克的生命、日记、作品为灵感，后世也创作了大量以她为参考，或以她为主题的文学、音乐、电视及其它媒体作品。

奥托·弗兰克于奥斯威辛集中营拘留期间幸存下来，战后他回到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他得到梅普·吉斯及丈夫扬·吉斯的庇护，并试图寻回他的家人。虽然他知道他的妻子艾迪特已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死去，但他仍希望两个女儿仍然活着。几个星期后，他得知玛戈与安妮也死了，他尝试去确定跟安妮有关朋友的命运，并得知当中很多人都被杀。在荷兰制片人威利·连和于1988年拍摄的电视纪录片《安妮·弗兰克的最后七个月》中，他访问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生还者有关弗兰克家中女性的回忆。

安妮的日记由于公司女职员的保存而留了下来，之后公司的女职员又转交给生存下来的奥托·法兰克，1947年安妮的日记便出版，成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奥托在看过日记后，也表示从来也没有想到安妮在日记中，对往日的生活状况竟有着如此准确和良好的记载。基于安妮在生前曾多次提到自己的意愿是成为作家，奥托开始考虑把日记公开出版。在若干年后，当奥托再次被问起对此事的感受时，他表示“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发现，我从不知道她有这么深刻的想法和感受，……她从没有表露过这些”。

开始时，安妮的日记都是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且在里头强调了很多次她不容许任何人看她的日记。她聪明地形容了她的生活，她的家庭与同伴，他们的情况，同时又表明了自己希望写小说出版的意向。在1944年春天，她听到一个Gerrit Bolkestein做的电台广播——他是一个荷兰流亡政府的成员。他说当战事结束后，他会筹组关于战事荷兰人民受压迫的公共纪录。他也提起过出版信件和日记，所以安妮决定在那时交出她的日记。她开始修正她的作品，删减某些部分，又重写某些部分，希望终有一天可以出版。她原本的笔记本子已经用完了，开始写另一本活页簿。她为屋子里的所有人起了假名，云佩斯一家成为了贺文，比曹妮娜和彼得·云丹，费兹飞化成为了艾拔·德素。奥托·弗兰克用了称为“A版本”的原日记，和称为“B版本”的修改了的日记一起，出版了日记的初版。他拿走了几篇文章，大多数是用不奉承的词语形容他太太的，和一些形容安妮对性的兴趣的篇章。他恢复了他们一家的真实身份，但其他人依然沿用假名。

他把日记交给历史学家安妮·罗美，她想出版日记的尝试却都不成功。然后她把日记交给丈夫，他从而写了一篇关于日记的文章，叫“一个小孩的声音”，于1946年4月3日刊在报纸上。他写道：“日记结结巴巴地道出了一个小孩子的心声，体现了法西斯主义的可怕，连纽伦堡审判都不及它。”他的文章引来了出版商的注意，在1947年，日记初版，1950年再版。美国的初版在1952年，书名称为《安妮·弗兰克：一个少女的日记》。在法国、德国、美国，日记的发行都大受欢迎；但英国却是个例外，在1953年便已停印。在日本，此书的发行极受注目及好评，初版卖出逾100，000本。而安妮·弗兰克在当时的日本，也成为战时受害的年轻一代的象征人物。后来艾拔·赫吉把它改编成为戏剧，于1955年10月5日在纽约首次公演，后来赢了普立兹奖。1959年，日记被拍成电影，《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无论是评论还是票房都是非常正面。日子久了，日记的受欢迎程度也与日俱增，在很多学校，尤其是在美国，它被列入学校正规课程中，把安妮介绍给新一代的读者。

1986年，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发表了所谓的“评论性版”日记。它包括了所有已知版本的比较，已修订和未经修订的都包含在内。它也包括了对日记真实性的讨论，和附加的，有关这个家庭和日记的历史资料。

1999年，安妮·弗兰克基金的前主席和美国大屠杀纪念教育基金的主席瑞积（Cornelis Suijk），宣布他拥有被奥托·弗兰克在出版前拿走的五页日记；瑞积说奥托·弗兰克在1980年临终前把这几页都给了他。那几页，记下了安妮对父母关系紧张的婚姻的批评，和她母亲对她的漠不关心。当瑞积打算卖出那五页日记以替他的美国基金筹钱的时候，惹起过一番不小的争议。而手稿的正式主人，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要求瑞积交出手稿。2000年，荷兰教育、文化及科学部同意捐出300000美元给瑞积的基金，2001年，手稿回到他们的手上。自此之后，五页手稿都被收入日记的新版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