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之后，1764年甲申（英祖四十年）二月二十日，英祖命李祘承孝章世子之嗣，次年命王世孙代理政务。1776年丙申三月十日即位于西内庆熙宫之崇政门。

中国元代编撰的《宋史》篇幅大，成书时间短促，问题很多。修成以后，对它的批评甚多。例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三、二四中就用大量事实指出《宋史》内容的“繁芜”，论述的“是非失当”，史实的“错谬”等等。因为《宋史》问题多，从明代以来就有许多人着手重修宋史，成书的就有明代王沫的《宋史质》一百卷，柯维骐《宋史新编》二百卷，王维俭《宋史记》二百五十卷，钱士升《南宋书》六十卷，清代陈黄中《宋史稿》二百十九卷（未刊，稿本已佚）。

在这样的背景下，朝鲜李朝正祖李祘主持编撰一部一百四十八卷的《宋史筌》。他之所以编撰此书，其深层的原因是基于朝鲜时期已普遍形成的对宋代思想文化的民族认同心理。正祖曰：“国家治教政法，忠厚宽仁，列圣相承，化理郅隆，绥猷垂谟，至善尽美，重熙累洽，悠久无疆，有非历古之所能克媲。若有宋矩矱之正，文物之盛，与夫儒术之赅性理，士习之重名节，即我朝之所尤尚者。有其尚也，则宜急所征；苟欲征也，则莫于史。”而“自迁《记》固《书》，代各有史，独宋史之纂于元臣阿鲁图脱脱者，潦率无据，体裁则乖谬，辑叙则氄杂”。遂“积数十年，经数十臣，再三确例”，撰为此书。

其实，还有一项重要的原因，正祖李祘没有明说。那就是明朝灭亡，朝鲜王朝认为中华正统随之在中华大地消亡，于是，朝鲜王朝努力表现其为中华正统的继承者，“独持天下正，宗周幸鲁中。”尊周思想应运而生，尊周即是尊明，尊明即是尊华。他们想通过编修这样一部史书来达到继承中华正统的目的。

这部由朝鲜李氏王朝正祖李祘主持重修的《宋史》，将宋、辽、金三史合一，以宋为正统，历时20余年，于1791年成书，共148卷。由外国学者重修《宋史》，这在古代学术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其实，正祖李祘虽然对元朝编修的《宋史》严厉批评，但这部《宋史筌》主要还是摘编元朝《宋史》而成。这主要是因为朝鲜王朝远在域外，史料收集不易。且时过境迁，史料湮没，更是难以搜求。

之所以取名《宋史筌》正祖解释：“筌，所以漉水取鱼也。”因为《宋史》庞杂，正祖即删其繁芜，削其体例，重新编订，以改订元修《宋史》之误。此书凡十易其稿，刊去者甚多，所剩无几，“恰如鱼不得漏而水不得留也。”可见正祖十分认真，他自己编删之后，又特令直提学沈念祖修订，再耗时四年方得卒稿。可见此书历时甚长。此书正式完稿在正祖四年1780，但当时并未刊行。初刊于正祖十五1791，凡本纪八卷，志四十七卷，世家二卷，列传九十一卷，加上《目录》、《义例》各一卷，共计一百五十卷，六十一册。贯串全书的主要原则，就是朝鲜一向奉为圭臬的春秋义理观，和编史书所奉行的春秋笔法。其所提十数条义例，对元脱脱修《宋史》体例逐条驳斥。

以文苑传为例，《宋史筌·文苑传》较之《宋史·文苑传》，有不少调整。阁臣除了将原属《儒林传》的高弁、刘颜、李觏、王回、杨万里、何涉、郑樵、徐梦莘、程大昌、王应麟、胡旦等人列入《文苑传》之外，还列入了其他列传中的王禹偁、胥偃、陆游、沈括、李焘、杨亿、刘筠等人，而将和岘、杨杰、刘诜、赵蕃改入《儒林传》。其中较值得注意的是，阁臣对《文苑传》中人物所作的重新编排。《御定宋史筌义例》曰：“宋之道学，至周程张朱始大明；文章至欧苏王曾始丕变。盖国初文体犹袭五代之对偶声律，其变以为古文，实自柳开、穆修辈倡之也，宜有以表章，而旧史（指《宋史》）之序列无类，去就未当。故今自柳开至陆游，编之于首，以别古文之源流；自乐史至王应麟，以著述为次；自杨亿至汪藻，以制词为次；自李度至朱敦儒，以诗次之；自高至张即之，以翰艺次之；自徐铉至刁衎，以南唐人次之；自许洞至夏侯嘉正，皆有才无命者也。”

从这个编排的次序和细目的划分，可以看出如下几点：

第一，重视古文的创作，较准确地描述了古文发展的历史，并在突出欧苏王曾等人古文创作地位的同时，列入了许多往往易于被人忽略或一般看来并不以古文名世的作家（如尹源、苏舜元、李觏、王回、王禹偁、黄庭坚、秦观、张耒、唐庚、杨万里、陆游、程俱等）。

第二，将许多史学家列入《文苑传》，且地位仅次于古文。可见其“文”的观念较为宽泛。

第三，推重宋四六文的创作。朝鲜时期，出于科举和实际政治、社会生活的需要，士人往往都比较重视对四六文的学习。这里阁臣首列杨亿、刘筠、宋白等人，以熊克、汪藻结束，从而可更进一步看出，在四六文的创作上，东人是比较偏于对偶切当、用事工稳一派的。

第四，在《文苑传》的最后，列许洞、孙唐卿、倪涛、夏侯嘉正等人，称其为“有才无命”，虽似分类标准不一，然由此却又表现出阁臣对文学创作与士人遭际、社会背景关系的注意，与朝鲜时期“诗能穷人”的讨论正可相参。总之，这些看法，应当说都代表了朝鲜士人对宋代文学的普遍认识，值得重视。

比较流行的版本是高丽尊贤阁编奎章阁藏本《御定宋史筌一百四十八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