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持远东反战会议，争取世界进步力量支援中国抗日

1932年8月，正当世界法西斯侵略活动日趋猖獗的时候，以宋庆龄等为名誉主席的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在荷兰成立。世界反战委员会决定由宋庆龄等负责在上海召开一次远东反战会议。宋庆龄立即着手此项活动。但是国民党当局却百般阻挠和破坏，致使会议不能公开举行。在宋庆龄及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会议筹备工作加紧进行，1933年9月30日，远东反战会议冲破国民党当局重重阻挠，几经周折在上海秘密举行。宋庆龄冒着危险，于半夜一时摸黑赶到会场，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并作了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讲。会议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法西斯蒂的决议及宣言》，正式成立世界反战委员会中国分会，推选宋庆龄为主席。远东反战会议的召开，对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世界上更明了中国的实情”，引起各国对中国抗日斗争的更大同情和更广泛的支援。

四、组建救国联合会，开展营救“七君子”活动

1935年，日本侵略者加紧对华北侵略扩张，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波澜壮阔的“一二九”运动，全国出现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宋庆龄在上海及时地将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到以救国会为组织形式的新阶段。1936年1月，宋庆龄与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等发起成立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同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宋庆龄等为执行委员。救国会领导了一系列的反对日本侵略的宣传集会和示威游行，声势日益壮大。然而却引起了坚持内战反动政策的国民党当局的恐慌，逮捕了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负责人，制造了“七君子事件”。事件发生后，宋庆龄当即组织了营救“七君子”出狱活动，与国民党当局镇压救国会的行径开展了斗争。当国民党法院审讯“七君子”时，宋庆龄大义凛然，不畏险恶，自带行李，亲赴苏州高等法院，自请入狱同服“爱国罪”。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七君子”。宋庆龄不计个人安危的爱国赤诚，赢得了举世敬仰。

五、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主张，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193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宋庆龄领衔签名响应。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八一宣言》，宋庆龄又与何香凝、柳亚子等率先响应。1936年，毛泽东致函宋庆龄，希望她为促进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进行活动，宋庆龄不负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她的厚望，积极为促进国共合作谈判，奔走呼号，不遗余力。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从全民族抗日的大局出发，不计前嫌，主张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她的远见卓识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一致的。1937年2月宋庆龄破例参加自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的国民党会议。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她与何香凝、冯玉祥等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和反共内战的政策，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会议经过宋庆龄等努力，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宋庆龄随即发表了《国共合作之感言》，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而欢欣鼓舞，她十分动情地说：“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宋庆龄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六、投身“八一三”抗日救亡运动，坚信“中国是不可战胜的”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宋庆龄当即在上海广泛联络各阶层妇女成立“妇女抗敌后援会”，不久改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该会发动上海妇女广泛参加支援“八一三”淞沪抗战，妇慰分会组成一百多个宣传队进行宣传，响应募集20万双手套运动，帮助政府募集5亿元的救国公债等等。宋庆龄还亲赴抗战前线，慰问前方抗日将士，救护伤病员。八一三期间，宋庆龄还发表了大量的号召民众抗日、抨击恐日言行、呼吁国际支援、批评英美“中立”主义和不干涉政策等等演说和文章。后来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将宋庆龄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发表的演说和文章汇编出版，书名为《中国不亡论》。这本书以对形势的透彻分析和理论的清晰阐述极大地激励着“孤岛”中的上海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勇气，使人们坚信：“中国是不可战胜的！”

七、建立保盟和工合国际委员会，争取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援助中国抗战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并支援持久抗战，宋庆龄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离开上海，移居香港。一到香港，宋庆龄便先后建立起保卫中国同盟和工合国际委员会。这两个机构向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寻求了大量的援助。据统计，仅1937年至1942年，海外华侨捐款达7亿多元，购买爱国公债11亿元，汇款回国55亿元。另据统计，整个抗战期间，英国对工合的捐款约在10万英镑以上，美国约300万美元，连同港澳、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在内，海外对工合的捐款总额共计500万美元。保盟和“工合”国际委员会从建立起，宋庆龄就强调，海外援助的重点应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宋庆龄的精心安排下，这两个机构克服种种困难，运送了大量的医药和其它物资到抗日根据地，还输送了许多著名的医术精良的医生，如柯棣华、巴苏、米勒、马海德等大夫到抗日根据地工作。拥有8个中心医院和42个分院的国际和平医院的建立，更是宋庆龄对抗日根据地医疗事业的重大援助。此外，宋庆龄还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加强对外宣传，大量报道中国军民尤其是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英勇杀敌的事迹，有助于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及时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动员他们在经济上、物资上和人力上支援中国抗战，特别是对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八、坚持团结抗日进步，反对分裂投降倒退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始终坚持了团结、抗日、进步的立场，坚决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和破坏统一战线的分裂倒退行径。抗战初期，国民党发表《抗战建国纲领》，宋庆龄与何香凝联名发表文章，一方面表示拥护这个纲领，另一方面提出坚持抗日救亡的具体主张，以弥补其不足。当汪精卫叛国投敌，她痛斥汪精卫是中国革命最大之叛徒，并揭露自称为“孙中山先生的信徒”的汪精卫的伪装。当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她与柳亚子、何香凝等联名致函蒋介石，斥责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行，要求立即停止对新四军的进攻。宋庆龄还及时为新四军筹集一批急需物资，转送到新四军军部。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宋庆龄迁居重庆，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着手重建保盟，继续开展以援助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活动。在重庆期间，她还坚持开展救灾募捐活动，在大后方为团结抗日，尽心尽力，直至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宋庆龄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功绩是她爱国主义思想全面的深刻的体现。今天，我们纪念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回顾她的丰功伟绩，目的就是要学习、继承和发扬宋庆龄的爱国主义精神，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们学习宋庆龄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要学习她把爱国主义与“为新中国奋斗”相结合。

宋庆龄在青年时代就认为“一个民族的发展及其在世界的地位上，不唤起全民族的精神就不能真正进步”。她在美国求学时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文《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中就指出：中国人出去留学，目的是把一切好的、有价值的东西学到手，要为“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而学习”。这说明宋庆龄在学生时代就具有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把建设自由、民主、富强的中国作为终身奋斗的事业。“为新中国奋斗”，是宋庆龄毕生致力的奋斗目标，也是她革命生涯的最好概括。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的目标，集中表现为谋求民族解放。她认为，民族危亡之际，一切爱国活动，都必须首先服从并服务于抗日救国的总目标。她积极投身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并为此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我们学习宋庆龄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要学习她的爱国主义与广泛的统一战线相结合。

宋庆龄痛恨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而且公开宣告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但她又十分清楚国共两党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中华民族处于严重危急关头，她不计前嫌，主张“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强调大敌当前“一切政治上的分歧都成了次要问题”。因此，宋子文请她设法与共产党联系，她欣然同意，毛泽东请她为国共合作进行活动，她不遗余力；西安事变发生后，她主张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变；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她毅然赴会，呼吁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她努力在妇女界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孔祥熙、蔡元培、张学良、孙科的夫人和其他社会名流的夫人，以及女护士、女职工等都联合起来，参加抗敌后援会。宋庆龄始终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自觉地以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为指导，广泛团结海内外朋友，为促成、巩固和发展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竭尽全力，其基础正是她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

我们学习宋庆龄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要学习她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

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在爱国主义精神支撑下为救国救民，振兴中华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宋庆龄除了与这些仁人志士具有共性——强烈的爱国主义之外，她还突出表现在一生将社会主义融合于爱国主义之中，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伟大转变。宋庆龄的抗日救国目标，不是一种打败日本侵略者后仍然是由蒋介石统治旧中国的构想，而是一种打败日本侵略者后将中国推向社会主义的理想。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她就认为：“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她通过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透彻分析，看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指出：“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而“无产阶级革命便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最迫切的社会需要了”。全面抗战爆发后，她一再呼吁国共两党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然而她的深层思想，是寄希望于中国人民的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她希望“让我们学习我们的伟大邻邦苏联的榜样吧！铲除一切卖国贼，一切腐朽和自私自利的人们！让我们的怒火摧毁他们！我们将不仅在战场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将建立起一个新的民主国家”。宋庆龄认为挽救祖国，夺取抗战胜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坚持社会主义是发展的方向。这样，她就把爱国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是她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一次质的升华。

我们学习宋庆龄的爱国主义精神，就是要学习她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

宋庆龄的爱国主义，不是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而是与国际主义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她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她向国际社会指出，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世界各民主国家的敌人。中国的抗战，“同时也是去制止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暴力，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黑暗反动，保卫各地的民主制度”。抗战前期，英美政府采取“不干涉”政策，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袖手旁观。对此，宋庆龄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们不要以为战争仅仅发生在世界上一个区域，昨天的西班牙，今天的中国，谁能保证明天这种死的恐怖不会降临到你们身上！”历史的发展证实了宋庆龄的预言。宋庆龄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是十分憎恨的，但对日本的人民，特别是工农劳动大众，是有着国际主义的同情和友谊的。她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这种政策自然只有引起我们的仇恨和抵抗的决心！”“当然，中国人民对于日本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并无恶感，因为日本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只是受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欺骗。”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世界人民、而且也是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的“人类的敌人”。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宋庆龄在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战援助的同时，为建立世界反对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战后，她又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杰出的国际和平战士。宋庆龄无愧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无愧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50年了，敬爱的宋庆龄同志也离开了我们十几年。然而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和宋庆龄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伟大实践至今昭示我们：正是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才使中国人民克服了一盘散沙的状况，史无前例地集结起来，浴血抗战，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自1840年以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的彻底胜利。爱国主义是抗日战争凝聚中华民族之魂，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光辉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强大精神支柱。

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缅怀宋庆龄的光辉思想和伟大业绩，就是要以她赤诚的爱国主义热忱，以她执著的社会主义信念、以她无私无畏地为中国的独立富强和人类进步事业不懈奋斗的精神为榜样，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握时机，真抓实干，为把上海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