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张岱的母亲陶宜人逝世。十一月，张岱的父亲张耀芳因积食引发痰症，病危时老中医吴竹庭用一个以地黄为主的奇方使张耀芳转危为安。张岱对吴竹庭感激不已，并自此留心收集药方，在三十年后编成《陶庵肘后方》一书。

天启二年（1622年）六月二十四日，张岱到苏州，正逢城中士女聚集葑门外荷花宕，远近游客云集，楼船画舫、鱼舟小艇密布江中。同年，张岱在卧龙山下设斗鸡社，张联芳、秦一生常来与张岱斗鸡，张岱屡屡获胜。直到某一天，张岱通过野史得知唐玄宗与他一样是酉年酉月年生却因斗鸡败国后才不再斗鸡。次年（1623年）正月，张岱与兄弟及艺人南院王岑、老串杨四、徐孟雅、圆社河南张大来等前往陶堰司徒庙庙会，庙会上越中名班云集而张岱所领艺人在庙会上各显神通，直到半夜才离去。秋季，张岱所辑《徐文长逸稿》付梓刊行。张岱因年少时喜欢徐文长诗歌，于是搜集其散逸诗文以汇集成书，在搜集过程中，王思任曾告诫他要宁缺毋滥，但张岱因贪多而不能领略其中深意。集成后，张岱才发现“颇多率笔”，于是写信给王思任，希望他帮忙筛选。之后，王思任与张汝霖一起选评此书，并作序文。再次年（1624年），张岱与好友赵介臣、陈洪绶、颜叙伯、卓人月及弟弟张平子住在杭州峋嵝山房读书，历时七个多月。期间某天，张岱发现并砸毁了元初蒙古僧人杨髡的塑像。

天启六年（1626年）十二月某个雪后的傍晚，张岱带着李岕生、高眉生、王畹生、马小卿、潘小妃等登龙山看雪唱曲。在山上，众人欲乘月唱曲，但因天气冷而声音呜咽，只好作罢。之后，张岱坐羊车而返，归后作五言古诗《龙山观雪》。同年，黄汝亨逝世，张岱到杭州南屏山黄汝亨故居游览。次年（1627年）四月，张岱到天瓦山房读书。一日午后，张岱与三位朋友一起登香炉峰观日落，之后在金简石上赏月。月出后，几人下山，正遇到仆人与山僧来找，他们因怕张岱等人遇到老虎，于是都持火把、刀、棍沿路呼喊。第二天，张岱就听到有山民说昨夜有劫匪过山，不禁莞尔。

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古今义烈传》完稿。大概在这年，张岱创作了《徵修明史檄》，说明了自己创作《石匮书》的缘由——有感于明代所修的史书多有缺漏，体例不善，尚无佳作，而高祖父、曾祖父在修撰地方志方面有“今之谈迁”的美名，于是打算编修一部自明太祖建国开始到天启七年为止的明史。次年（1629年）五月，张岱在秦淮河赏龙舟。八月，张岱携家班从镇江绕道去山东兖州为父亲张耀芳祝寿。到金山寺后，张岱叫仆人张灯结彩，演唱韩蕲王（韩世忠）金山及长江大战金兵的戏目，引得一众寺人起床观看。同月，张岱到兖州为父祝寿，宴请工部尚书刘荣嗣时叫家养戏班搬演他完善后的《冰山记》。刘荣嗣看后的评价是“十得八九”，因为没收录内操菊宴、逼灵犀和囊收等事。张岱听后连夜填词，增加戏七出，并于次日到刘荣嗣的府上再次叫家养戏班搬演，刘荣嗣看后十分震惊，在得知是张岱所作后与张岱结为好友，并于同月为张岱的《古今义烈传》作序文。秋季，张岱与刘荣嗣同游泰山，泰安客栈繁多，让张岱称奇；之后，二人又同登泰山，张岱于归后作《岱志》一文，并作五言律诗《泰山》；不久后，张岱往曲阜拜谒孔庙，创作散文《孔庙桧》和《孔林》，以及五言古诗《孔子手植桧》和《子贡手植楷》。

崇祯三年（1630年），张岱家养戏班中的伶人夏汝开的父亲去世，张岱典当一裘，替夏汝开葬父。次年（1631年）三月，张岱到兖州省父，观看直指使练兵。五月，张岱从山东归山阴。归后不久，伶人夏汝开病逝，张岱将其葬在敬亭山。同月，张岱于无锡观竞渡，祁彪佳在西湖偶居为张岱的《古令义烈传》作序。

崇祯五年（1632年）寒食节上，张岱携夏汝开的朋友王畹生、李峤生祭奠夏汝开，并作祭文《祭义伶文》以表缅怀。七月，村村祈雨，张岱扮水浒人物祈雨时，叔祖张汝懋责备道：“《水浒》与祈雨何干？近余山盗起，迎盗何为？”张岱以“及时雨”等作为回应，使得听到的人都欢喜赞叹，张汝懋也大笑而去。期间的七月七日时，陈继儒为张岱的《古今义烈传》作序。同年，张岱到了阳和岭，品尝了玉带泉，认为“玉带”不雅，再加上阳和岭是其家祖墓，其曾祖父更是出生在这里，于是想以自己曾祖父的号“阳和”来将泉命名为“阳和泉”。当地人怕张岱通过更名把泉占为己有，于是刻碑立在泉旁。十二月，张岱居西湖。二十七日午时，张岱的父亲张耀芳逝世。此前某天的雪后，张岱乘船前往湖心亭观景。

崇祯六年（1633年），有人开茶馆，用玉带泉煮兰雪茶，火候适宜而茶具洁美，张岱感到欢喜，于是为茶馆取名“露兄”并作《斗茶檄》。次年（1634年）八月十五日，张岱效仿虎丘中秋故事，在家乡蕺山亭招集朋友、艺人等七百多人共同宴饮，饮酒、唱曲至夜半。十月，张岱同朱楚生住在不系园观赏红叶，于定香桥偶遇曾波臣、赵纯卿、陈洪绶等，并与众人饮酒作乐。十二月，张岱呈《疏通市河呈子》一文给绍兴知府，以期望疏通城市命脉河道。

崇祯八年（1635年），张岱在乡试中因文章格式不符而落榜，心情不好郁，于是撰《跋张子省试牍三则》，虚拟“张子省”来讽刺考官。十月二十八日，祁彪佳写信安慰张岱，并致信李映碧为张岱科考落选称屈。次年（1636年）六月，瘟疫横行，张岱的好友祁彪佳布施医药救了数千人，张岱作诗《丙子岁大疫祁彪佳施药救济记之》以纪。同年，鲁宪王朱寿鋐逝世，其弟鲁肃王朱寿镛嗣位，张岱作《贺鲁国主册封启》以表庆贺。

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十四日，祁彪佳、张萼等人拜访张岱，于张岱处赏灯。五月十八日，张岱拜访祁彪佳并招其社集，祁彪佳因病而推辞。五月二十四日，枫社成员在张岱家的不二斋中集会。张岱与好友周墨农、倪元璐、祁彪佳、王业洵、张弘共同观赏父亲的遗物——化石“木龙”，友人纷纷为“木龙”起名，并赋诗歌咏。七月初一，张岱将点校好的《寓山注》寄与祁彪佳，并撰文《与祁世培》。八月十五日，张岱、柳集玄、赵孟迁、王业洵、董玄、李受之、张弘、王伯含、祁豸佳等枫社成员到祁彪佳寓园集会，当天天气不佳，众人以烛当明月，各三题，初更时分才散去。

崇祯十一年（1638年）二月十六日，张岱与好友秦一生渡海游普陀，归后撰散文《海志》和组诗《观海八首》。同月，张岱与秦一生游宁波天童寺，拜访金栗和尚，金栗和尚顺着张岱的根性开示佛法；同时，张岱又独自游宁波城内日月湖。四月二十日，张岱岳母刘太君病重，后于四月二十五日病逝。五月九日，张岱拜祭岳母并作祭文《祭外母刘太君文》。八月，朱燮元去世。八月十八日，张岱和陈洪绶、祁彪佳等一同到白洋朱宅吊唁朱燮元，张岱为之作《祭少师朱恒岳公文》。因巧遇白洋大潮，张岱于是在午后前往观潮。此日，张岱邀秦一生游寓山。再次日，秦一生暴病而亡，死前大呼“寓山”，为不能成行为憾。九月三日，张岱至西湖，因缺少秦一生陪伴而心感苦闷，于是作《祭秦一生文》。大约不久后，张岱去南京桃叶渡拜访茶道名家闵汶水，两人相谈甚欢，于是结为好友，张岱因此欲世人对茶道有所了解，于是刊刻自己所写的《茶史》。同年，张岱暂居桃叶渡。期间，画家姚允在前来拜访，二人一见如故，同宿十天。一次，二人在同访报恩寺的过程中鉴赏宋元名画，期间，张岱创作《报恩塔》文。归后，姚允在给张岱仿南宋苏汉臣名画，模仿得与原本一般无二。在南京期间，张岱结识名妓王月生，并为之赋七言古诗《曲中妓王月生》；又听得柳敬亭说《景阳冈武松打虎》，为之创作散文《柳敬亭说书》和古诗《柳麻子说书》；又结识了竹雕艺人濮仲谦；还与吕吉士、姚允在、嵇仲裁举访阮大铖，在观看阮大铖自制的《十错认》《摩尼珠》《燕子矶》三剧后，张岱表示对三剧特别赞赏。冬季，张岱登栖霞山，在山上小住期间结识萧士玮，萧士玮为张岱的《补陀志》作序。

崇祯十二年（1639年），张岱出资请县令发檄文来征召千人平整卧龙山下池塘、水道，整治后舟船畅通无阻，张岱对此感到欢喜而作铭记述此事。次年（1640年）闰正月十五日，张岱与其越中父老张五夜灯光并作《张灯致语》。同年，祁凤佳出资三千两修大能仁寺，张岱作《兴复大能仁寺因果记》以述。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张岱到二叔张联芳任职处小住并在张联芳的带引下游览金山寺、焦山、焦处士祠等处。期间，张岱创作了五言古诗《焦山瘗鹤铭》和五言律诗《金山寺》。七月十五日，南京太常寺的朱兆宜在钟山明孝陵操办祭祀仪式，张岱前往参观。十一月二十九日，张岱与张联芳拜访祁彪佳。闰十一月初四，张岱自清江浦再次拜访祁彪佳，宿于祁彪佳寓所。初七，张岱辞别祁彪佳，并在临行时赠祁彪佳《金汤十二策》。次日，与张联芳等人一起又一次拜访祁彪佳。十三日，张岱等人送别祁彪佳，祁彪佳戎装北上。

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岱二叔张联芳病逝，张岱同张萼一起到淮安办理张联芳丧事。料理完张联芳丧事后，张岱同王铎乘舟到杭州，并在舟中探讨书画，后张岱为蓝田老所画的米家册作跋。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自缢而死，明朝灭亡。五月初三日，福王朱由崧即位，建立南明弘光政权。九月，清王朝迁都北京。十月，爱新觉罗·福临于北京即皇帝位，清王朝开始转变为统治全中国的中央王朝。

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六日寅时，张岱的好友祁彪佳沉池殉国，葬于亭山之阳，谥号“忠敏”。约七、八月，鲁王朱以海幸张岱府邸，张岱、陈洪绶接驾，引至参观不二斋、梅花书屋，观看戏剧《卖油郎》。九月，张岱向鲁王朱以海辞别，然后隐居于嵊县西白山。隐居期间，方国安聘请张岱商榷军务，张岱推辞不得，于是于次年（1646年）正月十一日出山以受命。宿平水韩店时，张岱梦到祁彪佳，梦中，祁彪佳对张岱所言大致为：“十日内方国安必向你勒索饷银，你此时应迅速还山，并尽快完成《石匮书》。”醒后，张岱信祁彪佳之言而与儿子往回走，于次日回到居所。二十二日，方国安绑走张岱之子张鏣后向张岱勒索饷银。九月初，张岱避兵灾西白山中。兵乱之时，张岱将祖父张汝霖所作的《韵山》一书藏入九里山的藏经阁中。九月九日，张岱家午炊不继，生活凄惨，张岱有感而作诗《和贫士七首》。九月二十二日，张岱的“山水知己”王思任殉节而死。同年，张岱避兵灾于剡中时，当地人引张岱到万山顶看百丈泉，张岱作诗《百丈泉》。

顺治四年（1647年）春末，张岱继续于剡中避兵灾，作五言古诗《和挽歌辞三首》。诗中，张岱谈到国破家亡，本欲殉节，但因《石匮书》未完工而作罢。八月十五日，张岱在避兵灾生活结束后从剡中迁居山阴项里，并作词《念奴娇·丁亥中秋寓项里作》，又在游览项王祠后作组诗《项王祠二首》。

顺治六年（1649年）九月九日，张弘为张岱的《嫏嬛诗集》作序文《嫏嬛诗集小序》。同月，张岱租住龙山后麓之快园，作诗《快园十章》记述在这里的生活，自此开始潜心著述。次年（1650年），张岱撰成《家传·附传》。

顺治十一年（1654年）二月或三月，张岱次子离家参加省试，欲博取功名。张岱作《甲午儿辈赴省试不归走招之》，望子归来。三月，张岱因二儿子会试未中而作《甲午次儿下第归二首》。八月十五日，在快园渴旦庐作《嫏嬛诗集自序》。八月二十五日，张岱作诗《甲午初度是日饿二首》以纪生日。同年，张岱重游西湖故地，并在《石匮书》完稿后作《石匮书自序》。

顺治十二年（1655年）八月二十五日，张岱作诗《乙未初度·时年五十有九》以纪生日。九月，张岱在龙山快园渴旦庐作《快园道古小序》。次年（1656年），张岱开始著《石匮书后集》。再次年（1657年），张岱再次重游西湖故地并至灵隐寺探访族弟具德和尚，时具德和尚在主持重修灵隐寺。

顺治十六年（1659年）三月，张岱、李玉成、姜无幻等在王誉素书斋做客，张岱作七言古诗《李玉成吹觱篥》以叙。次年（1660年）六月十六日，在具德和尚操持下，灵隐寺重兴，张岱作诗《具德和尚灵隐寺落成刚值初度作诗寿之》（《寿具德和尚并贺大殿落成》）以庆。

康熙元年（1662年），张岱完成《大易用》。次年（1663年）六月，张岱至好友鲁云谷家观赏兰花，二人茶话终日，张岱作诗《癸卯六月鲁云谷鱼魫兰盛开茶话终日赋谢》以纪。八月，张岱的堂弟张培因腹泻而一病不起，不久后病逝；九月一日，张岱为其作祭文《祭伯凝八弟文》。再次年（1664年），张岱到富阳探亲。

康熙四年（1665年），张岱撰写《自为墓志铭》。

康熙六年（1667年）周戬伯八十岁寿辰时，张岱作组诗《丁未六月十日恭逢周戬伯道兄八十大寿弟有广陵之行不得跻堂躬贺先以小诗奉祝俚言博粲惟郢教之四首》（《寿周戬伯八十二首》）以贺。

康熙八年（1669年），张岱为张联芳之画题字而作《题葆生叔画》。次年（1670年）夏季，张岱的“文学知己”周懋明去世，其子周嘉绩请张岱为父作墓志铭。张岱为避免唐突而欲推辞，在周嘉绩的强烈要求下才作《周宛委墓志铭》。十月十二日，张岱作诗《庚戌十月十二夜》。

康熙十年（1671年）七月十五，《西湖梦寻》一书完成，张岱亲自作序。次年（1672年），张岱撰文《快园记》。同年，会稽郡县官员邀请张岱参与修会稽县志，张岱推却不得，只好为县志（《康熙会稽县志》）作凡例。

康熙十二年（1673年）二月，张岱撰《癸丑兰亭修禊檄》一文，欲仿古修禊而邀同志好友游会稽兰亭。八月十五日，张岱好友祁熊佳去世。次日，张岱与祁熊佳的朋友陈箴言等祭拜祁熊佳，大家推张岱作祭文，张岱应命而作《祭祁文载文》。次年（1674年），陆癯菴八十岁生日时，张岱作《寿陆癯菴八十》以贺。再次年（1675年），张岱结发好友之一周懋榖去世，张岱作《祭周戬伯文》以祭。

康熙十六年（1677年），张岱作《白衣观音赞》和《蝶庵题像》。次年（1678年）除夕，张岱作《戊午除夕》。再次年（1679年）正月初一日（“元旦”），张岱作《己未元旦三首》。同年，毛奇龄撰文《寄张岱乞藏史书》与张岱，欲向张岱借《石匮书》来作为修撰明史的资料，张岱婉拒之。

康熙十九年（1680年）九月，《琯朗乞七录》完稿，张岱为之自序。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或之后，《三不朽图赞》完稿。一段时间后，张岱将《三不朽图赞》书稿交给蔡尔达镂板，工未半而张岱与世长辞，享年约九十三岁，逝后被安葬于山阴项里。

程朱理学自以成熟形态（以朱熹为标志）出现以后，对后期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伦理学即人伦价值观方面主要表现为一种为维持社会稳定，实则拖住历史前进脚步的灾难。自朱元璋“钦定”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八股考试的“标准答案”后，程朱理学与八股科举事实上互为表里：统治者以八股科举来推销程朱理学，以程朱理学来”统一”天下士子的头脑，业已成为明代的一项基本文化国策。直至王守仁创立“阳明心学”时才在意识形态领域打开一个巨大的缺口，标志着明代中叶以降思想文化的重大转机。到张岱所处的明清之际，形成了一场如滚滚洪流的思想清算、批判运动，而张岱便是其中杰出的先驱者之一。

在对程朱本身的批评上，尽管张岱并没有全盘否认程朱哲学在“格”、“致”认识论上有某些合理性内核，但就总体倾向而言，他对程朱理学，特别对朱子的伦理学是持激烈批判态度的。而对朱熹等人所津津乐道的以所谓“十六字心传”为核心的“道统论”，张岱尤明确地持十分激烈的批判态度。由于程朱理学与科举八股相为表里，通过八股科举来推销理学，以“朱注”来统一天下士子的头脑，业已成为统治者的一项基本的“文化策略”，加之张岱的父亲张耀芳及他本人均曾深受八股之害，这使得本来就富于叛逆精神的张岱对科举八股的弊端认识得特别深刻：在他看来，八股科举制度乃是统治者用以“镂刻学究之肝肠”、“销磨豪杰之志气”的恶辣统治术之一。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批判远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泛讥评，而是在长期从事明史研究过程中经过反复思考后得出的富于敏锐目光和理性主义精神的观点：明朝之亡，与开国者朱元璋本人所制订的“用以销磨豪杰之志气”的极度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他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萌生，在相当程度上大体集中地体现在《老子》《周易》两部经典上。张岱少壮时即深入地研究过《老子》，至于《周易》，更是他的“家学”。在张岱看来，《周易》理的精华不外有二：一是变易性，二是流动不居性，质言之，即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矛盾、对立和统一。与程朱理学家把《周易》的精神归结为“主静”相比，张岱不仅主“变”，主“动”，而且提倡“善变”，恢复了《周易》辩证法的本来面目并发挥其生生不息的精神特质，在思想史上有一定的创新性与启发性，同时也是对程朱理学基础理论的深刻批判。

对宋儒反复辩论过的“智”“仁”关系问题，张岱认为，智、仁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而统一二者之“所倚”，恰恰就是“一灵独往”的“仁心”，而“仁心”就是王阳明反复论述过的“良知”“这个独体”，与此相关的是“率性”问题。对于“率性”问题，张岱认为，正因为“吾人住世”所倚所恃的是一元的“仁心”即良知，而良知则出自“率性”，故惟有“率性”者方可能具有“仁心”与“良知”。他还认为“率性”不仅是“人而天者也”，更是一种美，一种基本的人格的价值取向。从学理上看，这就从本体层面过渡到了经验层面，而这一点，又恰与他的人格观念和美学理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此外，张岱生性喜爱佳山水，“一往有情深”。山水在他笔下，往往成为一种哲理性颇强的审美解悟对象。无论处“少壮浓华”抑或至“米炊不继”，张岱都从未改变过“率性”与“居心高旷”的基本人生追求。直至晚年，饱受尽生活煎迫的他仍对自由充满了无限的向往之情。而就张岱的经历来看，他哲学思想带有美学化倾向则是有其必然性的：中国传统哲学本身就多带有美学化倾向，而独以老庄一线、特别是经过王阳明对宋儒程朱一系之溶合释道进行全新的内在逻辑改造之后，这种倾向尤重；而恰好张岱在哲学上是继承王学的，加之他本人兼通多种艺术门类而有极强的艺术家气质。

张岱和同时代的其他明史作者比较，最显著的特点是文人修史。作为晚明一位“绝代散文家”，其所撰史书，文笔自然优美。更为可贵的是，张岱能始终秉持“事必求真”、“宁阙勿书”的治史原则，在“成王败寇”这一观念深植于正统史家心中的情况下坚持不以成败论英雄，留下了《古今义烈传》等十余种有价值的史学著作，还从历史事实出发，认真总结并揭示了明代灭亡的过程及原因。

张岱散文的杰出成就既体现在文化蕴含、语言、结构诸因素上，同时也体现在题材选择，文章立意的大胆突破上。其为文“不再当政治和宗教的差”（周作人《再谈俳文》），而是始终将文章着眼点放在普通人、平凡事上，在平中见奇见趣，突破了传统散文的宗经、载道原则，在中国散文上具有重大的革新意义。

大体而言，张岱的散文既能将“公安三袁”清新洒脱的笔法与竟陵派钟惺、谭元春幽深冷峭的意境融为一体，又能避免双方的流弊，以深厚救浅薄，以严谨救率易，以明快救僻涩，兼有诸家之美。

《琅嬛文集·卷五·自为墓志铭》：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崇祯五年（1632年）十二月，张岱住在浙江杭州西湖。这年冬天，天气很冷，接连下了三天大雪，湖中行人、连飞鸟的声音都消失了。只见白茫茫一片，真是个冰天雪地的世界。

某天初更后，张岱穿着毛皮衣服，带着火炉，撑着船前往湖心亭看雪。他放眼看去，湖面上冰花一片弥漫，天、云、山、水，浑然一体。这时候，湖上比较清晰的影子，只有西湖长堤在雪中隐隐露出一道痕迹，湖心亭的一点轮廓，和他一叶小舟，舟中的两三点人影，除此之外便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了。

到了湖心亭里，张岱遇到两个人，他们铺毛毡相对而坐，一个童子正在烤酒，酒炉里的水烧得滚沸，直冒出热气。他们看见了张岱，非常高兴地说：“在湖中怎么还能碰上您这样的人呢？”拉着张岱一同饮酒赏雪。张岱也不客气，坐下来痛快地喝了三大杯酒后，就和他们握手道别。临行前，张岱问他们姓氏，得知他们是金陵人，在本地客居。下船时，船夫小声说：“不要说相公您痴，还有像您一样的痴人呢！”

张岱从湖心亭看雪回来后，曾为了抒发对人生渺茫的感慨以及追忆西湖乘舟赏雪的经历而写下《湖心亭看雪》。

明清之际，南京有两个很有名的说书艺人，一个是王月生，一个就是柳敬亭。柳敬亭有一副麻脸，人称“柳麻子”，长得黑黑的，而且脸上有疤痕、疙瘩。看上去心神不定，土头土脑的。但是，他却善于说书。他每天只说一回书，每回收一两银子，还要在十天之前预先约定，不然很少有空。请他去说书的人，一定要安安静静、屏住呼吸坐在那儿认真地听。如果在他刚刚开口的时候，发现底下有人在轻轻地咬耳朵说话，或者有人打呵欠伸懒腰，觉得疲倦，他就不说了，而且别人也不能勉强他再说下去。到了深夜，擦好桌子，剪掉灯花，备一杯香茗，他就会有条不紊地继续说下去。或快或慢、或轻或重、或吞或吐、或抑或扬，无论声调还是音量，都与故事内容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人觉得合情合理、刻骨难忘。这时，如果拉着一般说书人的耳朵，让他们来认真地听一听，恐怕他们在相比之下，都会咬住舌头，不敢再说书了。

在明朝灭亡之前，张岱在南京听过柳敬亭说书，曾为了记述柳敬亭的说书情状而写下《柳敬亭说书》。

明中叶以后的商业活动，空前繁荣。不但货物种类繁多，且谷布丝棉、盐糖茶酒等日用消费品的比重上升，以致交换的领域，从地方市场走向跨区域市场，甚至远达海外。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方面提高了城镇生活的水平和消费方式，另一方面则扩大了人们的眼界，以致饮食消费尤其惊人。于是富豪之家的穷奢极欲，文人雅士的精究饮食形成风气，集两者之大成的张岱，在他的《陶庵梦忆》里，用了不少篇幅记述了自家的饮食生活和饮食品。

张岱自称“越中‘好吃’的人没有超过我的”，喜欢吃各地的特产，但是不合时宜的不吃，不是上佳的食物不吃。比如：北京的一定要吃苹婆果、马牙松；山东的一定要吃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的一定要吃福橘、福橘饼、牛皮糖、红腐乳；江西的一定要吃青根、丰城脯；山西的一定要吃天花菜；苏州的一定要吃带骨鲍螺、山楂丁、山楂糕、松子糖、白圆、橄榄脯；嘉兴的一定要吃马鲛鱼脯、陶庄黄雀；南京的一定要吃套樱桃、桃门枣、地栗团、窝笋团、山楂糖；杭州的一定要吃西瓜、鸡豆子、花下藕、韭芽、玄笋、塘栖蜜橘；萧山的一定要吃杨梅、莼菜、鸠鸟、青鲫、方柿；诸暨（今浙江诸暨）的一定要吃香狸、樱桃、虎栗；临海的一定要吃枕头瓜；台州的一定要吃瓦楞蚶、江瑶柱；浦江的一定要吃火肉；东阳的一定要吃南枣；山阴的一定要吃破塘笋、谢橘、独山菱、河蟹、三江屯蛏、白蛤、江鱼、鲥鱼。而且不管多远，只要是张岱想吃，就不惜时间去品尝，如不一一弄到手，绝不善罢甘休。

而且，张岱善于吃蟹，他认为食物不加盐、醋的，够滋味的就是河蟹。河蟹到十月时更加肥大，连蟹足都有很多肉。尤其是壳里面的蟹黄、蟹膏厚实而实惠。因此，他每到十月时节，就与友人举行吃蟹会，所搭配的菜色，则是肥腊鸭、牛乳酪等，在蔬菜、果品上则搭配兵坑笋、谢橘、风栗、风菱，饮品上则是兰雪茶。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进了北京。接着，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明朝灭亡。四十七岁的张岱，生活起了剧烈的变化，这使他的内心非常痛苦。他觉得自己悠悠忽忽的，既不想苟活，又不能寻死，于是，他就躲到剡溪山中隐居，过着贫苦的生活，并埋头著书。他回想起过去奢华不羁的经历。怀着忏悔的心情，为自己写下《自为墓志铭》。

亲属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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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与谈迁、万斯同、查继佐并称“浙东四大史家”，在“浙东四大史家’’中，就著述数量、质量而言张岱的成就最为突出，留下了一大批很有价值的史学著作，恰如董金鉴于《快园道古序》中说的“先生本世家子，年五十遭国变，杜门谢朋好，著书等身”。除了参与编撰《明史纪事本末》和康熙壬子年（1672年）《会稽县志》外，张岱的主要著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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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创作上，张岱以小品文见长而以“小品圣手”名世，著作题材广泛，行文或清新通脱，或细致沉郁，富有情趣，自成一格。其小品文多描写江南山水风光、民风和对过去生活的回忆，文笔丰神绰约，富有诗意，有“晚明小品集大成”的誉称。

散文

张岱的散文可粗略分为三类：

①史传散文。以《石匮书》《石匮书后集》《古今义烈传》《史阙》等历史著作中的纪传作品为代表。张岱是大史学家，其史学著作不但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有很强的文学性，“统腐《史》《世说》为一家之言”，有着独特的个人风格。上述诸作中的绝大部分人物传，特别是《石匮书》及其《后集》中的“石匮书曰”，都可以作为优美的议论散文来读。

②回忆录。以《陶庵梦忆》《快园道古》和《西湖梦寻》为代表。这三部作品均为张岱于甲申（1644年）国变后所作。《陶庵梦忆》回忆“少壮秾华”之作，广记风物、民俗，之“如历山川，如睹风物，如瞻宫阙宗庙之丽，《采薇》《麦秀》同其感慨，而出之以诙谐”；《西湖梦寻》记西湖名胜，所重亦在“梦”，是“梦中之西湖”（张岱语），每记旧游之地，“故宫离黍，荆棘铜驼，感慨悲伤”，不能自已，与《陶庵梦忆》同一格调；《快园道古》以平易语言记“国朝”典章掌故，或追忆归闻，“忆即书之”，合笔记体与回忆录合一，颇具特色。

③小品和游记。以《琅嬛文集》（凤嬉堂抄本作《张子文秕》，按文体分为十八卷）为代表。 这部作品是张岱精选之作，又经友人王雨谦“痛芟雠校，在十去七”的各类文章的精选本。全书包括序、记、启、疏、檄、 碑、辨、制、乐府、书牍、传、墓志铭、跋、铭、赞、祭文、琴操、杂著、颂、词诸体。除琴操外，体裁与一般明人小品集相似，创作时间自少壮至暮岁，近六十年。

诗作

夏成淳校点的《张岱诗文集》已基本上将《张子诗秕》“目录上”中所列诗词的全文印行于世，未收残诗则见张海新所编的《水萍山鸟：张岱及其诗文研究》。

张岱诗文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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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未给张岱列传，记载张岱生平的史料主要有：张岱《琅嬛文集·卷五·自为墓志铭》、《〔乾隆〕绍兴府志·卷五十四·人物志十四·文苑·国朝》（乾隆五十七年刊本）、《〔嘉庆〕山阴县志·卷十五·人民志第二之七》（嘉庆八年徐元梅等修，朱文翰等辑）、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明遗民所知传》、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四十三·列传第三十九·逸士》、商盘《越风·卷一·张岱》（嘉庆十六年闰三月徐兆递修本）、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六·史部三十二·地理类存目五》、阮元《两浙輶轩录·卷二·张岱》、徐承礼《小腆纪传补遗·卷三·列传·儒林》、张其淦《明代千遗民诗咏三编·卷二》等。

张岱的别名、字号

表字：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自称：“初字宗子，人称石公，即字石公。”陈卫民、周晓平《张岱字号、籍里、卒年辨》以此为依据而讹作“字宗子，又号石公”。

别名：《徐文长佚稿》题：“山阴张汝霖肃之父、王思任季重父选评，张维城宗子校辑。”而“宗子”是张岱的表字，可知“维城”是张岱的别名。张岱的祖父张汝霖在《刻徐文长佚书序》中即称：“余孙维城搜其佚书十数中刻之，而欲余一言弁其端。”

别号：①陶庵。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自称：“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六·史部三十二·地理类存目五》误作“岱字陶庵”。②陶庵老人。《琅嬛文集序》末署：“陶庵老人张岱书于快园之渴旦庐。”③蝶庵。《砚云甲编·陶庵梦忆序》谓张岱晚年“更名曰蝶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六·史部三十二·地理类存目五》可能即据此而有“自号蝶庵居士”的说法，称：“岱字陶庵，自号蝶庵居士，家本剑州，侨寓钱塘。”但其中的“字陶庵”和“家本剑州”均是错误，故“自号蝶庵居士”一说难以成立。④古剑老人。《越人三不朽图赞小叙》末署：“岁在上章涒滩仲秋古剑老人识。”⑤古剑陶庵。《史阙》和《明纪史阙》两书内每卷首页均有“古剑陶庵张岱紬”的题款。⑥古剑陶庵老人。《史阙序》末署：“古剑陶庵老人张岱撰。”下钤有“天孙”白文印。⑦古剑蝶庵老人。《西湖梦寻自序》末署：“岁辛亥七月既望，古剑蝶庵老人张岱题。”⑧六休居士。《快园道古·卷十三·佚隐部》称：“陶庵晚年号六休居士。”

总而言之，张岱一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陶庵老人、蝶庵、古剑老人、古剑陶庵、古剑陶庵老人、古剑蝶庵老人，晚年号六休居士。

张岱巧对陈继儒的时间

张岱在不同的著作中对其作“巧对陈继儒”时间的记述不同，有六岁、八岁、九岁三种说法。据《陶庵忆梦·麋公》，陈继儒是在张岱九岁时（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才得到大角鹿，可知此事发生在张岱九岁之后。

《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

清初以来，谷应泰纂修的《明史纪事本末》是“窃”张岱《石匮书》而成之说一直十分流行。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授胡益明依据“张岱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著作叫做《石匮藏书》而是称作《石匮书》”和张岱《与周戬伯》这一信件中的叙述反驳谷应泰以五百金购《石匮藏书》而修《明史纪事本末》的观点，得出“张岱确实受聘助修过《明史纪事本末》，但所谓谷氏（谷应泰）以五百金购其书显然不是事实，而系传闻”的结论。

张岱的卒年

关于张岱卒年的说法，大概有以下几种：

①康熙四年（1665年），享年六十九岁。《〔嘉庆〕山阴县志·卷十五·人民志第二之七》（嘉庆八年徐元梅等修，朱文翰等辑）引《绍兴府志》称张岱“年六十九卒”。

②康熙五年（1666年）以后，享年七十余岁。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三·明遗民所知传》称张岱“年七十余卒”，刘大杰《明人小品集》“张岱小传”及朱剑心《晚明小品选注·附录·作家传略》赞同邵廷采之说。

③康熙十八年（1679年），享年八十三岁。此说见《辞海》（1979年定稿本）“张岱”条；马兴荣校点本《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中的“点校说明”同。

④康熙十九年（1680年）年底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初，享年八十四岁至八十五岁之间。此说见何冠彪《张岱别名、字号、籍贯及卒年考辨》。

⑤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享年八十八岁。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四十三·列传第三十九·逸士》称张岱“年八十八卒”，徐承礼《小腆纪传补遗·卷三·列传·儒林》承之。

⑥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享年九十三岁。商盘《越风·卷一·张岱》称张岱“年九十三卒”。

北京图书馆特藏部所藏张岱手稿本《琯朗乞巧录》中的自序末署：“庚申菊月八十四岁老人古剑张岱书于琅嬛福地。”由此可知，康熙十九年（1680年）九月张岱仍在人世。同时，张岱的《大善寺修塔功德圆满碑》称：“肇惟天监初成，正值梁武舍身之日；后经永乐再造，适当建文逊国之时。岁月延迁，已至千一百八十年于此。”而“梁武舍身之日”指天监三年（504年）四月八日（释迦牟尼诞辰）萧衍下《舍事李老道法诏》来宣告舍道奉佛一事，则张岱为此文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时年八十八。由此可知说法①、说法②、说法③和说法④明显错误。

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云：“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恐一旦溘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因思古人如王无功、陶靖节、徐文长皆自作墓铭，余亦效颦为之。甫构思，觉人与文俱不佳，辍笔者再。虽然，第言吾之癖错，则亦可传也已。曾营生圹于项王里之鸡头山，友人李研斋题其圹曰：‘呜呼，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圹。’伯鸾高士，冢近要离，余故有取于项里也。明年，年跻七十，死与葬，其日月尚不知也，故不书。”说法①和说法②应该是误解此段叙述的结果。

此外，国家图书馆藏周作人原藏余烜佑启楼重修本《三不朽图赞》中陈治德的跋文称：“古剑老人，余外大父伯兄也。尝著《三不朽图赞》，付梓工蔡尔达镂板，未半而老人谢世。后四十余年，舅氏式宣以未梓图赞五十余篇授余，曰：‘幸勉力完之。’余检其目，有尚存蔡处未镂者，而蔡子仲明远出。复迟数年，仲明归，乃醵资付梓，竟合旧刻，共若干篇。非独余无负舅氏委任，而老人未竟之志卒成于四、五十年后，幸矣！乾隆五年重午后二日，冰怀陈治德识。”由跋文可知《三不朽图赞》一书成于乾隆五年（1740年），其时距张岱之卒已经“四、五十年”。若张岱卒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其时距张岱之卒五十六年，与跋文中“老人未竟之志卒成于四、五十年后”的说法基本不相吻合；而若张岱卒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其时距张岱之卒五十一年，则可与跋文中“老人未竟之志卒成于四、五十年后”的说法相吻合。故基本可以排除说法。

总而言之，张岱的卒年当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