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日是俄罗斯政府高级官员递交个人收入和支出申报表原定的最后期限，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总理梅德韦杰夫都已如期申报了2012年的收入状况。普京此前在“全俄人民阵线”会议上强调，“要用烧红的铁烧尽腐败”，以示反腐决心。作为反腐重要一步，俄罗斯联邦官员必须每年进行财产申报，所有申报表将被公诸于众。不过，由于还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尚未递交收入与支出申报材料，普京2013年4月2日签署命令，将申报最后期限从4月1日推迟至7月1日，并宣布拒绝申报财产者将被解除公职。

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尼日利亚等国也都不约而同地实施了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申报制犹如一把利刃，直刺腐败者的要害，为推动各国的廉政建设、净化社会风气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美国在实行家庭财产申报制后，因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而受处理的大小官员不计其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众议院议长赖特违反道德法规案。1989年赖特因在过去10年间先后69次违反国会对议员财产收入的法规而被迫辞职，成为200多年来美国第一个违法贪财而被迫辞职的众议院议长。墨西哥《信息公开法》通过后的第7天，1万名因未能及时申报财产的公务员受到处罚。韩国在1993年宣布实行《金融实名制》之后，1个月内包括韩国大法院法官在内的一大批高官先后辞职。

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199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

2006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下简称《有关事项规定》)作为重要的党内法规将颁布实施。中国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实质上就是借鉴、采纳世界上通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有关事项规定》应该针对原有规定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注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领导干部所申报的财产，必须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申报者及其家庭成员的财产状况。按照以往规定，申报的种类和人员范围过窄，如1995年《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申报的内容只是强调“个人收入”，很容易给规避申报者以可乘之机。新的规定强调，申报的财产范围应当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债权和债务；申报的对象范围，既包括领导干部本人，也包括财产申报者的近亲属（父母、岳父母、妻子、子女以及与其共同生活的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防止一些官员通过转移非法财产给其父母、未成年子女的方式来逃脱监控。

按照以往规定，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一般要求向各自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构报告，同时报上级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构备案。

这就形成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一个本该受到监督的领导者，却同时又是监督他的同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同级纪检、监察机构的顶头上司，其监督的有效性可想而知。要克服这一不足，需要建立一个规范的、独立的受理报告的机构，或者改变同级纪检、监察机构的隶属关系。

按照以往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在把个人重大事项报告给组织后，只有少数领导知情，对其余的人则一概不予公开。其实，应该根据党员领导干部的公众化程度确定公开的范围，公众化程度高的实行完全的公开，公众化程度低的实行限制性公开。

例如，美国的财产申报制度就分为公开申报和秘密申报两大类。所谓公开申报，是指个人财产报告要向社会公开，任何公民均可查看或复印。大约有2.5万名高级官员和雇员要公开申报。秘密申报的材料则有限制地公开，由各单位内部掌握，适用于大约25万名政府中、下级官员和雇员。但是，如果申报者的财产申报有问题，有关司法机关调阅其申报资料的，则不在此限。

实现官员财产公布的困难

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说，为了不使党员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流于形式，必须有一个让瞒报、漏报或不报者承担相应后果的“制度保障设计”。只有法规具有威慑力了，才能让党员领导干部申报的内容真实可靠。

官员财产申报处于胶着状态

官员财产申报、公示的制度建设目前处于一种胶着状态中：对这一制度本身的意义基本没有争议，但对推出时机和实施举措，仍缺少共识。而且官员财产申报也面临着核查困难、官员抵触、涉及面广等难题有待继续梳理。

核查困难

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一系列技术条件不完善的情况下，若想对申报的财产进行准确核查，难度几乎相当于对申报者立案调查，以“有罪推定”的方式逐一核查是不实际的。

综合来看，造成核查难题的因素大致有：一是金融实名制覆盖不了现金交易。二是身份信息仍需更加准确。三是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完备。四是境外资产、珠宝、古董等财产的底数，现有技术与配套制度更不能轻易摸清。五是信用意识缺失。

心理抵触

多次为官员财产申报求法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曾作过一项调查，称接受调查的官员97%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

大部分受访人士表示，腐败的官员肯定反对公开自己的财产，即使申报也一定瞒报。这一点不辨自明。而大部分官员都是清清白白做事的，不过，出于种种考虑，也会在心理上有一些抵触。对这一“革自己命”的制度，“很难想象有多少人愿意给自己套上紧箍咒。”

家属障碍

官员财产申报的复杂性之一为“涉及面广”，即牵涉到家属、近亲。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长义认为，从我国的国情看，公务员个人财产与其家庭财产相互融合，二者界限难以区分。如何确保公务员申报财产又不侵犯其他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1993年7月2日，台湾公布“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同年9月实施，2008年有过一次修正。该法规定：“公职人员应于就（到）职三个月内申报财产，每年并定期申报一次。同一申报年度已办理就（到）职申报者，免为该年度之定期申报。”

1998年9月，香港官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推行，政府高官及副手、行政会议成员等都要申报，部分高官配偶还要申报职业。

2013年10月19日，澳门特区政府全力打造阳光政府形象，澳门终审法院在其网站首次公布了被称作“阳光法”的《财产及利益申报法律制度》，包括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成员、立法会议员、司法官及各局级官员等400人已申报财产。

2014年4月5日，广东省某央企机构的副处级干部说，财产申报表格太短，申报人无法如实填写，比如申报房产信息，表格仅设置3到4行可填住房数量。“不知道怎么填，干脆就填一处”。

房产多处，却最多能写三四套。这不是逼人作假吗？申报表格太短只不过是一种忽悠民意的借口，这恰恰是不引入公众监督的恶果。形式太假，也可能乱了事实的真。这也是以假乱真的含义吧。

这些举措，对于防范官员隐瞒实情、欺骗公众等损害民众利益的行为应该说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至少是对“官员无隐私”认识深化的表现，但由于不对公众公布，显然不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这在一定程度上，还不能发挥出官员隐私具有公共意义的作用。官员的财产状况、婚姻状况、家庭成员从业状况没有依照一定的方式向社会公开，从而使得权力寻租的灰色空间并没有减少。

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在谈到对官员监督存在的问题时认为：“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凡此种种，都说明立法机构的主动作为，在缩减官员灰色隐私空间上大有可为。”世界各国反腐经验表明，领导干部财产若不向公众公开，廉政监督将可能成为一句空话。如果财产申报制度比较完善，将官员申报的财产对外公开，可以设想，一旦有干部出现正当收入与消费水平严重不符的情况，相关部门就可以立即要求申报人作出解释，这样或许可以使不少腐败官员悬崖勒马。

官员隐私涉及范围很广，而中国的法律并无清晰明确的界定，一直局限于纪律层面，没有上升至法律层面，以至于在2006年，某省会城市的市民表示“非常想知道市长的年收入”时，该市法制局长却表示：“市长的年收入属于个人隐私，无须向社会公众公开”。2005年4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公务员法》，未能就官员财产公布作出明确规定；2007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未将官员的财产等个人情况列为政府必须主动公开的信息。这就意味着，政府对官员的财产等情况严格保密，从而令公众对官员的财产无从知晓与监督，因为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官员不公开个人财产收入，至少并未直接违法。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王士伟认为，尽管各国在有关官员提交的财产申报书是否向公众进行公开问题上，做法各有不同。比如美国强调了申报书一定要予以公开，提交的申报书在6年里允许要求检查的任何人对该申报书进行检查，或者要求得到一份副本。而法国的做法则是接受财产申报书的委员会——包括最高行政法院副院长、最高法院首席院长和审计院首席院长，每隔3年发表一份公告，公告只对财产申报内容做出评价而不公开申报书的具体细节。但是，官员家庭财产收入必须进行申报，使之处于公众监督之下的核心理念则是一致的。“而目前中国应该做的就是要加快财产收入申报制度的立法进程，使之早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