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加强监督、关口前移，是有效预防腐败的关键。要在强化监督上下功夫，重点加强对党政部门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

3、发挥人民群众参与和监督国家各个领域腐败的积极性作用，到达全民重视社会腐败现象和问题，共同理直气壮的遏制和预防国家腐败，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5、要坚持改革创新的精神，按照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要求，切实加强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加强国家廉政立法，努力形成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

2024年3月，据新华社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23年，人民法院始终坚持对腐败犯罪依法严惩，审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2.4万件2.7万人，同比增长19.9%，依法惩处沈德咏、盛光祖、李文喜等30名原中管干部，赃款赃物一律追缴。落实受贿行贿一起查，严惩多次、巨额、向多人行贿犯罪。审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没收违法所得特别程序案38件，追缴违法所得4.5亿元及价值数亿元房产等。

学术腐败是90年代之后，风靡的一种社会现象，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典型案例有：

因存在严重学术诈骗行为，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奖项目“涡旋压缩机设计制造关键技术研究及系列产品开发”，被科技部公开撤销了其昔日获得的国家科技奖项。公众对这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可能并不陌生，因为早在去年3月，该成果的获奖者李连生，就因学术造假被西安交通大学解除了教师聘用合同。在央视等媒体的报道中，曾提到这一成果——6名老教授发现，早在2004年和2005年，李连生获得的另外两个重要大奖——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也存在造假嫌疑。

工程腐败是世界性难题。威尼斯世纪工程爆出的工程腐败恰恰是意大利政治经济生态的缩影。意大利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在欧洲国家中居于末流。与欧洲绝大部分国家相比，政商不分、官商勾结在意大利更为普遍，腐败问题经常见诸报端。人们熟知的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一面当总理，一面还是航母级媒体集团和AC米兰足球俱乐部老板，当官赚钱两不误。威尼斯洪水来袭，工程腐败问题再度热炒并不让人意外。

新型腐败的最核心属性是隐蔽性和复杂性，复杂性从属于隐蔽性，新型腐败的发生机制之所以变得更加复杂，是为了让其变得更加隐蔽。新型腐败是一个动态概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今天的新型腐败从手法和形式上来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明”。新型腐败的产生至少有三大根源：一是在与反腐败措施的相互博弈中逐渐演化出新的腐败类型；二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滋生新的腐败土壤；三是新技术的产生和发明带来新的腐败手法。

群体化

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高官化

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巨额化

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辄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基本查明涉案的31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亿元，人均高达1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亿元，人均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亿元，人均1.4亿元。

期权化

“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力”，其不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

腐败分子进行权力操作可用“扶持企业、促进发展”为借口，即使损害国家利益也可用“改革代价”遮掩，过程隐蔽，其交易方不是在职干部，甚至可能不是其本人，对象和内容都较为隐蔽。“权力期权化”改变了腐败获利的时间和方式，为腐败分子手中的“权力资源”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变现可能。

潜规则化

在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是滋生腐败的条件，如“潜规则”文化在官场流行，很多行为规则不公之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之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同时，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消解制度的倾向，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还有“圈子”文化，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进了班子还要进圈子，进班子不进圈子等于没进班子，进了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圈子不进班子等于进了班子。入围的干部争宠，不入围的干部被剔除，这种示范效果迫使大多数干部去遵从新的游戏规则。从追求庇护到跑官买官，并按照这一游戏规则提供的激励机制来作出行为选择，使正直干部越来越难以生存。

国际化

有的腐败分子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不法分子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些涉案的党政干部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

“裸官”问题浮出水面，暴露出以往外逃贪官贪腐时“留一手”（任职期间有意送妻儿出国，独自一人在国内），贪腐行为败露后立即逃往国外的腐败谋略。某些干部利用出国考察机会滞留不归的情况更是暴露出贪官风险意识的增长。

反腐败要靠法治。这里的“法治”，不仅包括构成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在内的静态意义上的法律制度，而且指立法、执法、司法、法治监督、法治教育等整个活动过程，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16字方针。反腐败要靠制度、靠法治，搞法治靠得住些。

1．反腐败要靠法治，是由法律的性质决定的。

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腐败的本质是没有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从而违背人民意志的行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保证权力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行使，根本出路就在于提高社会主义民主的法治化水平，把《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民主权利，通过各种具体法律的形式加以保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要制订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2．反腐败要靠法治，是由法治的特点决定的。

防止和克服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必须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它既能从根本上规范人们的行为，防止和减少人们行为的随意性，堵住产生腐败现象的漏洞，有效减少腐败滋生的条件，起到防范于前的作用；又能惩治腐败，起到惩戒于后的作用。中国经历了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残余的影响至今犹存。当前，官本位、家长制、裙带关系、人身依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等旧的封建思想和观念还在影响着我们的一些干部和群众，这是滋生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腐败的产生与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有关，而克服封建传统影响，必须加强法治。

3．反腐败要靠法治，是由市场经济属性决定的。

依靠法治反腐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规范化、法治化的经济，它不仅要求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都必须依法进行，而且要求政府管理行为也必须法治化。这就决定了不管是市场主体还是其他管理部门都必须接受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市场经济法治化的特点和依靠法治反腐败是一致的。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将为反腐败创造更加有利的法治条件；另一方面，把反腐败纳入法治的轨道，在全社会各个方面，建立起严格的行为规范和有效的监督、惩戒机制，使任何权力的行使都有章可循，必将促进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更加完善，使反腐败工作与经济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4．反腐败要靠法治，是由党的历史经验决定的。

党的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反腐败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要经常地对党员和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和拒腐防变教育，他预言道：“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进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页）邓小平同志指出：“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治的原则。”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要依靠发展民主、健全法治来预防和治理腐败。党的十四大提出：“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治。”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反腐败斗争也要走依法治官的道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进一步明确了教育是基础，法治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的基本思路。2003年12月31日《党的监督条例（试行）》的颁布，是党建工作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党内监督工作从此进入了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

健全的法治是遏制腐败行为产生的震慑力和强制力。“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国法与党规党法虽有不同，但它们相辅相成、协调发展。依靠法治，就是要运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防止干部滥用权力，一旦有腐败行为出现，就要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制裁、惩处。法律不健全，制度有漏洞，坏人就会乘机横行，好人也无法充分做好事。因此，规范、监督权力的运行，防止产生腐败行为，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治、靠制度。要建立健全一整套规范权力运行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用法律和制度规范、分解、监督、制约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

腐败现象根源于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它与我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对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严重的破坏性。如果听任腐败现象蔓延，我们党和人民的政权就有可能被葬送。反腐败斗争是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的特殊表现形式，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腐蚀与反腐蚀、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政治斗争，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政权建设而迫切需要解决的政治任务。如何加强法治监督，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腐败的问题？对策是：

1．强化法治观念，提高职业道德水平。

腐败是从权力者思想腐败开始的。腐败的产生首先是思想的堕落，克服腐败现象必须狠抓思想教育。这是从内因入手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基础性工作，是从主观因素上根治腐败的重要举措。当前，尤其要提高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

（1）加强理论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学习宣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学习中纪委关于党政干部廉洁的各项规定，不断提高发展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努力成为带领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坚强领导核心。

（2）加强党性修养，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注重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增强党员的政治信仰和理论修养，以党风促民风，影响带动机关作风建设，让正气压倒邪气，使共产党员经受住金钱、物质、灯红酒绿等不良社会风气的考验，从思想上筑起坚固的反腐长堤。

（3）加强道德建设，提高权力主体职业道德水平。国家的一切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主体只是代行权力职能，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因此，要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理想，并把它奉为职业活动的行动指南；要磨炼职业道德意志，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辨别善恶，分清美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养成职业道德习惯，把道德规范变成自己高度自觉的要求，使自身权力的行使完全符合社会的要求。

（4）加强法治观念，使权力的运行法治化。深入“四五”普法，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意识，依法办事，而不能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甚至是领导者以言代法。要通过主观世界的改造，消除权力者主观腐败动机，矫正“不满足”、“攀比”、“侥幸”三个心理倾向，使权力主体对腐败行为“不愿为”。

2．健全法律体系，依法办事依法行政。

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一是要把反腐败斗争中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借助于国家的强制力，使之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二是要随着形势发展及时制订行为规范，供广大党员干部遵守。尤其要发挥党内法规较之国家法律更加及时、灵活、针对性强的优势，把国家法律不便做出规定的问题及时从党内法规的角度提出严格的纪律要求。这样做，既有利于监督约束党员干部行为，也有利于保护党员干部。

依法办事是靠法治反腐败的基础环节。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如果不依法办事，就容易违背人民意志，产生腐败问题。这就要求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公务活动中都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随着依法治国及“法治江苏”建设进程的加快，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逐步法定化，依法行政越来越成为政府管理工作的一项基本准则和要求。因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对廉政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要确保各项法律法规，尤其是有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方面法规制度的实施。有些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的发生，并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法规制度，而是不执行或不认真执行，使这些法规制度成了一纸空文。要依靠法治反腐败，就必须保证各项法规、制度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

3．依法治理权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全国人大应逐步建立并完善修改、监督宪政制度；检查监督法律实施情况制度；听取、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制度；审查和批准政府计划、预算制度；受理申诉、控告、检举制度；询问和质询制度；特定问题调查制度；罢免和撤职等八个具体监督制度，以约束权力、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我国监督体制还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因此要逐步改革监督体制上的缺陷，不断扩大监督的范围和力度，使权力运行过程中腐败行为“不能为”。

4、给权力制定一些规范，实行权力监督。

习近平在18大期间作重要讲话，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社会公德薄弱曾一度象征着道德文化的衰退。但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如今出现的种种不堪现象却是发展中国家物质社会进化到某一程度后所展现出来的必然趋势，即人的主体精神跟不上所应有的时代节操与文明，以至于物质、精神多有不相适应。而近年来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贪污事件“内幕惨遭披露”、真相能浮出水面，实在是标志着法治社会的一大进步……

自古无商不奸，无官不贪。黑白当道，互为依托俨然成为一时风气。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当下贪腐多，应该是从前有着太多的漏网之鱼，以至于许多见不得光日之事没法昭然示众而变得不为人知。人言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君且看历朝历代有名的贪官污吏，哪一个不是变色龙、狠角色、软画皮？在此物欲横流、竞争激烈的新新时代里，人们的意识更是不免发生了偏离、扭曲。弱肉强食、尔虞我诈使得一切近乎真假难辨！而作为领导者的他们，既可以是嫉恶如仇的“正人君子，”也可以是同流合污的“假面包公！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其中的是非曲直，还须大众市民亲辨之！

古人云：人之初，性本善。鉴于贪腐现象是个社会问题，需要国家领导长期的整治、努力。因此，个人认为一切还要先从教育根源抓起：即下一代的成长教育。切记切记：家庭教育与学堂教育都很重要。而教育的更高模式则是社会教育、自我教育！

其次是“规则、秩序”。即塑造一个健康、友爱的社会环境，重点完善各项法律体系、提高各种非法打击力。特别是监察制度的确立，有助于相关工作人员做到有法必依，令到即止或必行。在我看来，也只有教育与法治双管齐下，才能是标本齐治的最好方法。

幸运的是：在现代高科技术下，用法制来监察、带动、提高行政效率,用法律、行政手段来打击犯罪、违法，杜绝各种管理漏洞、缺陷，用规章制度来限制、防止权力的膨胀与紧缩将越来越成为可能！科学技术势必会成为维系社会经济运转，维护社会治安管理的强有力工具与保障！

批语：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己身！务求淤泥不染，难为愧对清流！外加一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然，也许还可以用之有理！

2023年3月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分别在会议上作工作报告。

最高法工作报告显示，人民法院依法惩治腐败犯罪。五年来，审结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11.9万件13.9万人。依法从严惩处孙政才等92名原中管干部，对赵正永、孙力军、王立科、傅政华、刘彦平等依法适用终身监禁，对赖小民依法判处并执行死刑，彰显党中央有腐必惩、有贪必肃的坚定决心。

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五年来，检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中充分发挥检察作用，共受理各级监委移送职务犯罪8.8万人，已起诉7.8万人，其中原省部级以上干部104人。

此外，检察机关严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出台专门规定，严格规范办理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犯罪案件，五年来立案侦查5993人。持续整治“纸面服刑”“提钱出狱”，推动查处监管人员职务犯罪23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