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宅如此“尊严”，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的位置有关系。自秦汉以来，凡州郡府县各级地方政府之主要首长和佐贰官员的生活区域，照例都是圈定在各自的衙署即机关大院以内的，俗称“内衙”或“私宅”等，并用屋宇式的宅门同以大堂为中心的办公区域划出界线。宋人孔平仲《珩璜新论》卷四:“或以衙为廨舍……儿子谓之衙内”，因知古人常将“衙内”作为官府子弟的代称，就是以他们这种特殊的居住条件为依据的。

《温公诗话》记北宋鲍当任河南府法曹时，河南知府“薛(映)尝暑月访其廨舍，(鲍)当方露顶，狼狈入，易服把板而出”。是说像鲍当这种处长一级(曹官)的官员，也有坐落在衙署内的住宅。因为是私人生活空间，又值盛夏季节，所以没戴官帽，恐怕还是半赤膊状态，所以当上司突然来访时显得很狼狈。

而像上述寇准、苏辙这些人在当时的境遇，虽然名义上的级别比鲍的曹官还高一些(司马为知府的佐官)，但实际上是到此接受管制的。所以，无缘住在“内衙”。反之，也有主动放弃这种荣耀的，如东晋罗含任州府别驾，“以廨舍喧扰，于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织苇为席而居”(《晋书》卷九十二)。此人名列《文苑传》，看来是希望在业余时间有一个可以读书写作的安静环境。

地方官连同随任家属免费享用机关住房的传统，一直维持到清朝覆灭。相反，京朝官的住房问题，却经历了较多的变化。前文说过，两汉时官员多居机关大院，东汉王充《论衡·诘术篇》称:“府廷之内，吏舍比属”，足见规模之大。《后汉书》卷六十四记赵岐的祖父官任御史，故其“生于御史台，因字台卿”，由此推断出同居的家属中，甚至包括成年的儿子媳妇。

但是，随着国家中央集权管理职能的日趋完善甚至繁复化，京朝机构及供职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据《文献通考》卷四十七提供的统计，汉晋时全国官员总数仅七千人左右，隋朝重新统一后达一万二千五百七十六人，唐朝更增至一万八千八百零五人，其中供职京师者就有二千六百二十人。假如仍沿袭两汉时大包干的办法，则不仅“京师百司”之机关用房要发生危机，亦将无法正常发挥衙署的办公职能，因为办公区内除了这二千六百二十员京朝官外，还得加上数倍于此的吏胥、杂役和卫士，而在生活区内居住的又不止是他们的家属，再要将侍候这一大家子的小丫鬟老妈子也算进去。闭起眼睛想像一下，这还成官署吗？

《后汉书》卷二十七记，张湛官拜太中大夫，“称疾不朝，居中东门候舍”。张湛以秩二千石的高级官员，不住官宅而自降住房标准，搬到候舍去，其表面理由是请长病假不理事，所以不该居住官宅。但进一层推度，则应是京师官宅紧张，不如自己识相。

总之，随着中央官制的不断扩张，京朝官住房办法的改革，势在必行。

对于大多数京朝官而言，衙与舍的分开就意味着向携眷免费居住官宅之传统告别，居住形式的多元化由此呈现。像柳宗元出生在长安祖屋而自有老窝可居，当然再方便不过。若甘愿打光棍，则官署里仍有单身宿舍可住。《唐语林》记“赵历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为目”，此“同舍”即含有同住一个宿舍的意思。

如果定要拖上老婆儿女一大家子，而在京师又无祖业，那就必须别作选择了。一种是买地建房或直接套购现成的公馆，如左丞相张说在永乐坊的豪宅，就是因风水先生怂恿而买下的“二手房”。假如经济条件困难，便只能陋室将就了。唐玄宗时副宰相卢怀慎请长病假，同僚宋、卢从愿等去他家探病，但见“器用屋宇，皆极俭陋”，堂堂副相“卧于弊箦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明皇杂录》)。

和卢怀慎同时任相的姚崇，居住条件与之半斤八两，《旧唐书》卷一二四称“(姚)崇第赊僻，因近舍客庐”。大概是因中心地段房价太贵，住所买在偏远的地方，为上下班方便，又在皇城附近的旅馆里包了一间，终因起居失调而“病店”。玄宗得知真相后，就在专门接待周边少数民族和外邦使节的涉外高级宾馆里，为他开一间套房，以方便妻孥同住照顾。但“(姚)崇以馆局华大，不敢居”。《长安志》介绍唐都城名人居所时，谓兴宁坊有姚崇宅，“屋宇并官所造”。看来，最终还是唐玄宗让政府出钱，在中心地段新盖了一所让姚相自认为是合适的住宅，从此避免了挤旅馆的苦恼。

退休离任须搬出官宅

“屋宇并官所造”，其性质自然是“官宅”了。若从所有制关系上考察，分布在长安居民区里的京朝官住宅中，还有不少与之同类的情况，就是皇帝为表示对大臣关怀，特赐一部分高级官员携眷入住产业属国有的宅第，一般情况下又随居者的调任、贬谪或告老还乡而收回。《大唐新语》卷三记，玄宗即位不久，老宰相李日知自请退休，一旦获准，“及还饰袋，将出居别业”，就是马上退还官宅，搬进其他房子。

当然，以“赐第”形式化官为私的也有，不过因改朝换代或获罪受处等原因，亦难保永业。如安禄山得志时，玄宗曾“敕于亲仁坊南街造宅堂”，送给他进京朝见时居住。等他垮台了，房子也就没收了。

唐朝一般不为京官提供免费住房的做法，基本上为以后历朝所继承，其中尤以宋朝最“悭”。自京都到各地州府，都设有楼店务(后改名店宅务)作为主管国有房产和邸店的行政部门，负责出租及修造事宜，相当于近世的房管局。官员在京都任职而又无私第的，皆僦屋而居，虽宰执大臣亦然。屡从太祖、太宗出征的老将刘福“既贵，诸子尝劝起大第。福怒曰:‘我受禄厚，足以僦舍以庇……’”结果等他死后，子孙们竟无私宅可居(《宋史》卷二七五)。杨砺官居枢密副使，照样借住楼店务的房子，死后，宋真宗登门悼念，才发现其“僦舍委巷中，乘舆不能进”(《宋史》卷二八七)。

然而，不向京朝官提供住宅的制度，虽然能节省支出，但工作上的不便仍很多。叶梦得《石林诗话》：“京师职事官，旧皆无公廨，虽宰相执政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则省吏遍持于私第呈押。”就是说，有时候他们已下班出省，各自回家了。忽然有紧急公文需要办理，按制度还得军政两府(即宰府、枢密院)的首长连署才能生效，只好由吏员拿着公文一家一家去请各位领导画押，“既稽缓，又多漏泄”。于是，“元丰初，始建东西府于右掖门之前，每府相对四位，俗谓之八位”。因知从宋神宗元丰时起，两府首长才有了建在皇城区的官邸。

不过，能免费住进“两府八位”的毕竟没有几个，中下级官员还得“僦舍而居”。所以，先后在刑部、吏部等部司供职的江休复曾抱怨说:“望月初请料钱(即月薪)，觉日月长;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江邻几杂志》)，可知房租是按月缴纳的，对比收入，“恩格尔系数”也不低。而且在《宋史?食贷志》等载籍里，还不时见到有关“楼店务增三分房钱”的争论。

调任不得带走公家用品

《玉堂丛语》卷二记，谢铎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把这些钱全积攥起来，“买官廨三十余区，居学官以省僦值”。就是把原先国家租借给学官们的住宅一次性买断，使其所有权关系从国有变为机关所有，专供在本机关任职者居住，不必再另付房钱。仔细推敲起来，用来买断产权的这些工食银，原来该按月分给各人的，谢铎的这一做法，从长远看是为后人办好事，从眼前看却是让现任者吃亏了，因为房子属机关所有，一旦调任或退休，还得退还。

相比之下，以礼部右侍郎兼北京国子监祭酒的林瀚，其做法更令人服帖。他捐出自己的十年收入为机关盖住房，为众人谋福利。

这两条资料，还透露出一点信息，就是同样为两都的京朝官，若在国立中央大学任职，因别无“外快”收入，经济上更困难，仅交付一家人的房租也是不可小看的负担。

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内的一应家具杂物亦由机关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以明代淳安县署为个案，据《海瑞集·兴革条例》载，知县的家具杂用有六十三种二百余件，县丞、主簿等有六十种，典史仅十九种。

洪武时，黄州府有个同知安贞，因“擅造公宇器用”，被部下吏员向按察司检举，按察司又向中央汇报。朱元璋得知后，为安贞开脱，说是：“房宇器用都是公家的，安贞若另迁他官，一样也带不走”。据此可知，官员调任或退休时，所有家具杂用，都要按清单归还。

《萍洲可谈》述，王安石从出判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夫人吴氏把官宅里一张躺习惯的藤床带回了家。王安石知道吴夫人“好洁成癖”，自己则以邋遢与她“每不相合”，于是“跣足登床，偃卧良久。吴(夫人)望见，即命送还”。由此可知，官员搬出公房时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也是历代的规矩，即使贵为宰相，亦不得违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