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03-10 15:58
定制婴儿，指通过“植入前基因诊断”，用“试管受孕”形成胚胎，然后检验胚胎的基因，再选择不具有特定基因（例如癌症）的胚胎植入母体，最后发育成婴儿。成功培育出“定制婴儿”的科学家们说，这项技术是为了帮助人类征服那些潜藏在生命特征深处的疾病，是用更加纯洁的基因作为打开人类幸福未来的钥匙。
英国首名经基因筛选而免患遗传性乳腺癌的婴儿2009年1月9日在伦敦降生，英国媒体称她为“无癌宝宝”。英国媒体援引婴儿母亲的话说，孩子父亲家庭3代中所有女性都患有乳腺癌，患病最早的年仅27岁。她和丈夫2008年6月决定采取行动以让后代免于乳腺癌困扰。
这种检验方式称“植入前基因诊断”，通常是先用“试管受孕”形成胚胎，然后检验胚胎的基因，再选择不具有特定基因（例如癌症）的胚胎植入母体。伦敦大学学院附属医院2008年为夫妇两人检测了11个胚胎，证实其中5个不含可致乳腺癌的BRCA1基因。医生将其中两个植入孩子母亲的子宫内，最后有一个发育成婴儿。
社会普遍对此类有家族遗传病史的家庭抱有同情，因为这些家庭的成员生活在随时可能罹患某种癌症的恐惧之中。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人类受精与胚胎管理局在进行了公众咨询后，决定允许使用PGD技术来筛选乳腺癌基因。于是，这名定制的抗癌女婴诞生了，同时也结束了这个家族的乳腺癌遗传病史。更重要的是，伦敦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和医生还被批准使用PGD技术对胚胎是否含有其他容易导致恶性疾病的基因进行检测，其中包括肠癌和视网膜母细胞瘤。
定制了抗癌女婴的年轻父母(他们只有30多岁)很高兴，因为他们的女儿不会因遗传BRCA1基因而可能在未成年就死去，而且今后家族中也不会再有人遭遇这种厄运。科学家和医生也很高兴，因为他们在基因工程这一尖端技术领域取得了成功，让人类消灭遗传性疾病成为可能。
“定制婴儿”的出现，首先给我们这个时代现存的“代际合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西方社会学家用“代际合同”这个概念来描述一个社会中几代人之间关于权利与义务的习惯性规则。代际合同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地理环境中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古罗马的“父权传统”给予作为家主的父亲对子女的人身和财产完全的控制权；今天的西方社会则习惯于在子女达到法定年龄后即实现其对父母的完全人格与财产独立；而在现代中国，则仍然在社会风俗中保留着父母对成年子女一定的控制权。代际合同没有法律效力，但是它却在现实生活中最有效地形成了不同代际的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定制婴儿”对当下的“代际合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有没有权利使用自然选择之外的手段剥夺那些可能带有疾病基因的胚胎成长为人的机会，原因则仅仅是他们患病的几率较高于那些基因“纯净”的胚胎？这个问题不仅比全球广泛争论多年的“堕胎”问题更直接地关系到父代与子代之间的生存权分配原则，而且又一次拷问了人权领域一个纠结已久的命题：人有没有生存的自由？他人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合法地剥夺他人的生命？
试想一下，如果基因甄选技术被允许广泛应用，那么“甄选权”以什么为标准呢？如果是因为那些被抛弃的胚胎含有致病基因，如果发病会给社会造成负担，那是不是说明人的生命本身已经不是最值得珍视的财富，要重新沦为斯巴达式的工具意义呢？还是说仅仅因为我们是父辈，就能决定下一代的生死？那我们是不是要回到那个“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的时代呢？
再往深处想，我们这个社会的另外一项价值基础——公平，同样将在基因甄选技术投入普遍应用时遭遇尴尬的命运。基因甄选技术同样可以为父母提供关于挑选更长寿、更聪明甚至更英俊美丽的新生儿服务。而且只要父母们愿意，这些“优良品种”甚至不需要含有一丁点儿父母本身的基因。当然，这种服务不可能是平民父母们所能奢望的，巨额费用必将使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富贵人家所垄断的特权。
人类的整个近现代历史都在为实现社会平等而斗争，也仅只岌岌可危地守住了“机会平等”这条底线。而当基因甄选技术能够为富人提供绝对具有先天优势的“定制婴儿”之后，机会平等——这道社会平等的最后堤坝也将在瞬间崩塌。社会阶层的流通渠道会从根本上封闭，社会可能重新回到充满歧视和压迫的时代。看看风靡全球的《X战警》《HERO》等关于基因改良体裁的影视作品，这种焦虑并非杞人忧天。
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会总裁杰里米·里夫金在他的《生物技术世纪—用基因重塑世界》一书中曾感叹道：“从此以后，遗传工程生物就像计算机或其他机器一样，被看作是发明。生命的内在价值和利用价值的界限统统消失，生命本身被降格为一种客观状态，没有任何可以区别于纯粹机器的独特或基本品质。”的确，假如未来人真的能够像机器那样进行精确定制，完美得没有缺陷，那人类还能称得上是人类吗?梵高有精神病，假设我们在他出生前消除了他的精神病基因，或者出生后做基因治疗，还会有画向日葵的梵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