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中文版译文如下：

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

我以巴黎社会出版社德法对照版的《费尔巴哈》中的德文原文为依据，参考对照页中的法文译文，把它翻译如下：

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被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的统治条件；这个阶级的由篡夺而来的社会权力，在历次的国家形式中都得到了实践唯心主义，的表达，……（注：马克思此处所用praktisch-idealistisch一词，在德语中称为“带连词号‘－’的复合形容词”。被连词符号连接起来的两个形容词之间可能的词法关系有：并列关系，同位关系，限定词（前者）对基础词（后者）的修饰关系，等等。第三种情况在德语中极为常见（参见：窦学富·带连词号“－”的德语复合形容词词义分析。德语学习，1996.(5).34-38.）。从praktisch-idealistisch所处的上下文来看，该复合形容词属于第三种情况。据此，本文将它译为“实践唯心主义的”。它的词法涵义是：与之相应的复合名词为“实践的唯心主义”或“实践唯心主义”。）

按照编译局的译文，这段文字有三层涵义：1.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是阶级统治的物质条件；2.统治阶级的权力来自其“财产”；3.作为国家的社会权力是一种“实践的观念”。

按照译文，也可以划分出三层涵义：1.一定的生产力发展为阶级统治提供了物质条件上的可能性；2.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主体条件是：在社会分工中履行公共职能的那个阶级，凭借工作之便，把公共权力变成了谋取阶级私利的工具，从而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马克思用Besitz一词来刻画这个转变过程（译之为“篡夺”）（注：Besitz是由及物动词besitzen转化而来的名词）。它的基本义是“占有”，“占据”，引申义是“占有物”，“财产”。马克思在此使用的是该名词的本义：“占有”。他在《费尔巴哈》中涉及“财产”这一概念时使用的是另一个较正式的名词Eigentum。Besitz在语义上要求一个宾语，以表示“对…的占有”。这个逻辑宾语在文中由Macht（权力）一词承当。所以，对照页中的法译文把Besitz译为及物动词Posséder（占有）。Bestiz被马克思用来描述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社会权力最初并不是行使权力的那个分工集团的私有物，但该集团却利用履行社会职能的机会“占有”了这个权力，更确切地说，“篡夺”了这个权力。因此，他在后来用英文写作的《法兰西内战》中，用usurp（篡夺）一词来描述这个公共权力被剥削阶级化的过程。参见：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柏林：Dietz出版社，1978.（I,22）.56。；3.对公共权力的这种阶级性质的“占有”或“篡夺”，使得社会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即国家。经历了这一重大转变的社会权力，无一例外地具有“实践的唯心主义”之性质。

比较这两段译文，二者对第一层涵义的理解是相同的。编译局译文中的后两层涵义恐怕都有违背原意的不妥之处。第二层涵义的失误在于，没有注意到在短语derensoziale,ausihremBesitzhervorgehendeMacht中，Besitz和Macht之间在语义逻辑上有一种动宾关系。相形之下，德法对照本中的法译文则以法文惯有的严谨性和准确性将它译为：lapuissancesocialedecetteclasse,découlantdecequellepossède。颇得德文原文的真意。第三层涵义的误译似乎不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受阻于一个令人困惑的理论问题。译者并非不识idealistisch这个词的正常所指，令他不理解的恐怕是复合形容词praktisch-idealistisch所要表达的思想。按照该复合词正常词意和所处的上下文，应译为“实践唯心主义的”。然而，根据哲学界的现有思考模式，唯心主义必定是同纯粹思想有关系的，绝不能把它同国家机器这一类以暴力实践为形式的事情联系起来。于是，便全然不顾idealistisch（唯心主义的）和ideell（观念的）是两个意义十分不同的词这一事实，将前者强行译为后者（大概由于两者都有相同的词根Idee之缘故吧）。这种削足适履式的翻译错误从一个侧面说明，多年来，我们对“唯心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比较狭窄，只知其一（哲学唯心主义），不知其二（非哲学形式的唯心主义）。因此，有必要重新检讨现行教科书中关于唯心主义的概念，以使它能够适用于像国家这样的非纯粹精神的现象。

从上面我们对praktisch-idealistisch的翻译和诠释中可知，唯心主义并不是哲学领域里独有的现象。那么，这个“实践的唯心主义”是如何定义的呢？它与哲学唯心主义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中的另一段话为此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线索：

对现存经济界限的这种唯心主义的表达(idealistischeAusdruck)，不仅仅是纯粹理论上的，而且也存在于实践的意识(praktischeBewuβtsein)当中；就是说，使自己获得独立并同现存的生产方式对立的意识，不仅构成宗教和哲学，而且也构成国家。

这里，人们的社会意识被分成两大类：实践的意识和理论的知识。公共权力或国家被归之于实践的意识。这个分类对于扩展唯心主义这一概念至关重要。因为，既然公共权力的一般本质是意识，那么，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就可能变成唯心主义化的权力——国家。唯心主义的概念只有对于意识这种第二性的事物才是有意义的。

根据这段话所蕴含的广义唯心主义的定义，与哲学唯心主义定义中的“存在”（自然界）相当的角色是“经济界限”（社会化的自然），也可称之为“社会存在”；而与“思维”（精神）相当的是“意识”，包括理论的意识（如哲学）和实践的意识（如社会权力）。可以看出，这个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关系，与狭义的唯心主义定义中思维对自然存在的关系在结构上相似，即广义的关系是对狭义的关系的扩展。因此，可以用这个扩展了的思维对存在的关系来定义不同形式的唯心主义。不难设想，在这个广义的关系中，如果意识的任何一个分支脱离了客观存在，即实现了“自我独立”，把自己设想为第一性的东西，便构成了意识对存在的“唯心主义表达”：或者是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如哲学；或者是实践上的唯心主义，如国家。前者是我们在狭义的定义中已经熟悉的，而后者正是广义的定义所要规定的。

总之，实践的唯心主义就是“主张”实践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那种唯心主义。这个自以为能够决定社会存在的“实践的意识”即国家。由于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还比较陌生，因此，在对它的理解上还有一些难点有待澄清。例如，实践的唯心主义究竟是如何“主张”社会权力为第一性的呢？是否由当权者在群众集会上大声宣布：“公共权力决定社会生活”，这个权力便唯心主义化了呢？果真如此，政治唯心主义同哲学唯心主义就没有任何区别了。要弄清楚二者的区别（以及联系），又涉及到被唯心主义的抽象定义所掩盖着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这一重要的问题。

原来，当实践的唯心主义“主张”公共权力为第一性事物的时候，并非象哲学唯心主义那样以纯粹理念为中心（本体）来构造一个哲学思辨的体系，从而用抽象概念的语言来说出其唯心主义；实践唯心主义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以公共权力（实践的意识）为中心来构造一个政治统治的体系，进而用政治行动的语言来“说出”其唯心主义。这意味着，作为实践的意识，国家权力既是意识的主体，又是行动（实践）的主体，一身而二任。该权力的行动指南是某种由悠久的掌权经验积淀而来的政治本能，使得它在能够理论地编造出“公共权力是第一性的”这一信条之前，就早已经在本能地如此行动了。至于如何从理论上来为这个原始的、粗俗的唯心主义辩护，那是很久以后才产生的哲学唯心主义的任务。可见，实践的唯心主义是理论的唯心主义之祖。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构造一个哲学思辨的体系，词语概念和思辨技巧是基本的要素；但是，要构造一个政治统治的体系，不仅需要武装的人们，而且也需要物质性的附属物，即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维持这些统治要素的开销是很大的。于是，全体社会成员便被强行征收所需要的财物，这就是捐税。作为整个社会生活都必须为之低头就范的统治费用，捐税的出现是公共权力唯心主义化的基本标志。表明，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公共权力已经凌驾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上而独立，变成了虚假的第一性的东西。随着这个政治统治体系的发展扩大，甚至连捐也不够用了，国家便发行期票，以国债的方式借款。再接下来，更有那纯属国家单方面行为的赤字预算，卯粮寅吃……与此同时，当政府官员的薪金不够用时，损公肥私，贪污受贿便在所难免。

如前所述，实践的唯心主义是作为“实践的意识”的社会权力对于一定经济基础的唯心主义表达。马克思把这个经济基础称之为“现存的经济界限”、“现存的生产方式”，或“市民社会”。追溯这些物质基础的形成和发展，是理解实践的唯心主义这一概念的前提；而劳动的分工则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分工是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过来，分工又成为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最初，只有以男女的自然条件为基础的一些简单分工。随着经济生活的扩展，工商业劳动逐渐从农业劳动中分离出来；后来，又出现了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这样，以农业生活为自然前提，以工业和商业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活动，便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本面貌。此外，在工业和商业各自的领域中，又有许多具体的分工。另一方面，由不同的分工部门组成的市民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是说，分工也就意味着必须有某种公共机构来管理、协调不同的分工部门，维护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秩序。这个基于社会共同利益的管理机构，即是国家权力的萌芽。

公共权力固然是由劳动的分工所造成的市民社会共同利益的反映；然而，作为不同的分工部门的协调者、管理者和集体安全的保卫者，这个公共权力机构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分工部门。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这个新部门也在扩展：在量上越来越大型化，在质上越来越独立化。表明，一个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专职权力机构正在形成。与此同时，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的日益复杂化，产生了对相关知识和技能（如书写，测量，计算等）的需要。于是，从作为“实践的意识”的管理部门中，分化出来一些专门从事“纯粹的意识”的子部门。至此，劳动的分工走到了一个质的关节点，出现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完全分离的社会大分工。经过这个分工，原来站在社会之中行使社会公共职能的那一部分人脱离了直接的物质生产，开始站在社会之上，专门从事经济生活的领导、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科学艺术的创造等属于精神生产的活动。这部分人便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其余的大多数人则继续停留在物质生产的各个部门，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保证除了生产出维持自身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外，还要生产出维持精神生产的部门生存所必需的劳动产品。这些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便沦为社会的被剥削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社会大分工，造成了极为重要的历史后果：在精神劳动（或意识生产）的若干分支机构中，执掌公共权力的那个部门通过对权力的篡夺，率先演变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独立机构，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了对群众的经济剥削；并动用军队、警察和监狱等暴力工具来保卫这种统治阶级的私利。这样一来，在公共权力（实践的意识）和市民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上就产生了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现象：本来是第二性的、作为社会公仆的公共权力由于把自己的利益置于整个社会的利益之上，从而将自己变成了虚假的第一性事物，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个利用组织化的暴力作为其生存手段的唯心主义就是国家，即剥削阶级用来保卫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暴力机关。可见，“实践的唯心主义”这一概念深刻地揭示了国家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