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夏，宣中华毕业，被一师聘为附属小学教员。期间，宣中华广泛地接触杭州各业工人，积极支持和协助浙江印刷公司的工人建立具有近代工会性质的“互助会”，与陈范予、倪忧天等创办全省第一张工人报纸《曲江工潮》。他还到印刷工人的“工余补习学校”讲课，宣传新文化、新思潮，受到工人群众的欢迎。

1921年春，宣中华应陈望道邀请，去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工作；不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往返于沪杭之间进行革命活动。夏秋间，宣中华由中共党员沈定一介绍，到萧山衙前农村小学任教。他以农村小学为阵地，从事革命活动。与其他进步青年教师经常深入绍兴、萧山等农村，帮助贫苦农民学习文化，宣传革命道理，引导农民组织起来与反动政府、地主豪绅作斗争。9月，与沈定一等组织发动了以萧山衙前为中心的萧绍农民运动。在短短的一二个月时间内，萧绍平原有82个村的农民组织了农民协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租减租斗争。10月，宣中华以浙江农民协会代表身份前往苏俄，出席共产国际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出国之行，使宣中华有机会亲眼目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俄发生的巨大变化，对他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与会期间，宣中华提出了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

1922年4月，宣中华与俞秀松等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组织。下半年，又应中共党员沈定一邀请，赴萧山衙前，任东乡教育会总干事。在此期间，他一方面从事农村调查，另一方面协助创办进步刊物《责任》，并在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揭露反动军阀及外国帝国主义罪行，呼吁人民起来斗争。为此，遭到反动派的忌恨，而被通令缉拿，《责任》周刊也被同时查封。

1924年1月10日，经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讨论决定，批准宣中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宣中华作为跨党的浙江省中国国民党党员代表，出席了1月20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宣中华回到浙江，即于3月30日在杭州筹建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并当选为执行委员，负责组建各县市党部和领导工农民众运动。他经常在临时省党部机关刊物《浙江周刊》上发表文章，积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因而屡遭军阀当局的通缉。

中国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的建立，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浙江的实现。但在这个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自始至终存在着左、右两派的斗争。1925年5月，业已反共叛党的沈定一，在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回浙后，即与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密谋策划，于7月5日在萧山衙前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上，戴季陶、沈定一极力兜售“戴季陶主义”，反对国共合作，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等等。宣中华当即在会上愤怒地予以驳斥，宣中华的发言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代表的拥护和支持。大家纷纷起来谴责戴、沈等右派背离中国国民党“一大”路线，破坏国共合作的叛卖行径，并挫败了他们在选举出席中国国民党“二大”代表人选问题上企图排斥共产党员的阴谋。

衙前会议之后，沈定一变本加厉地反对浙江各地的国共合作，并于1925年11月参加了在北京非法召开的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完全蜕变为国民党极右派。宣中华早先曾受过沈定一革命思想的影响，共同从事过革命活动，相互关系颇为融洽。但对于沈定一反共叛党的行径，宣中华却深恶痛绝，明确表示与沈斗争到底。同年12月15日，宣中华在海宁硖石镇东山亭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浙江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会议通电全国，愤怒声讨西山会议派的反动行径；决定成立全省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代行临时省党部职权，与沈定一把持的右派临时省党部实行了彻底决裂。

1926年1月，宣中华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浙江省中国国民党组织作党务工作报告，对沈定一等人的分裂活动，予以彻底揭露和批判。国民党中央鉴于沈定一的叛逆行径，决定予以党纪惩处。会后，宣中华回到杭州，于3月6日在杭州湖滨民众教育馆演讲厅，支持召开了国民党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正式成立省党部，宣中华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并由中共上海区委指派，担任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以宣中华等共产党员为首组成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得到了广州国民党中央的承认与支持，从而取得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重大胜利。

此后，宣中华积极从事组建浙江临时省政府和迎接北伐军入浙等重要工作。1926年底，他赴南昌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会晤，商洽有关临时省政府的人选问题。返浙后，即于1927年1月以特派员身份赴宁波，组建浙江临时省政府，并当选为临时省政府政治委员会委员。随后，他率省党部代表团去温州等地迎接北伐军由福建进军浙江。2月17日，北伐军进驻杭州，不久浙江全省光复。2月24日，在杭州主持召开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会议，再次当选为执委会常务委员。在中共党组织和以宣中华为首的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领导下，浙江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工农运动空前高涨，各县市的各级工会组织和农会组织纷纷成立，工会和农会会员队伍迅速壮大。

正当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时，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新右派却加紧了背叛革命的阴谋活动，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反革命事件。杭州也发生了“三·三〇”事件，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和唆使的大批流氓、暴徒，手持铜锤铁棒，袭击杭州总工会，并在省党部门前示威，意图捣毁。宣中华立即召集省党部全体工作人员布设防线，严阵以待，并亲自站在省党部大门口，与流氓暴徒进行面对面的抗争。第二天，在中共杭州地委和宣中华的指导下，杭州市工、商、学各界举行“三罢”斗争，成千上万的民众纷纷涌上街头，愤怒抗议反动派的暴行。当示威游行队伍行至太平坊附近，突遭反动军警的枪击，当场死伤数十人，演成了骇人听闻的流血惨案。

面对急剧恶化的形势，宣中华赴沪向中共上海区委作了汇报，然后回杭参加杭州地委召开的紧急会议，明确指出：必须提高警惕，密切注意国民党右派的新动向，做好爆发突然事变的应急准备。

4月11日，杭州市公安局局长章烈执行蒋介石的密令，在杭州反动了“四·一一”反革命武装政变。大批军警突然包围和封闭了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机构，搜捕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宣中华因得到革命同志的通知，得以及时转移，暂避他处。经中共杭州地委紧急研究，鉴于宣中华已遭通缉，无法在杭州继续活动，决定派人秘密护送他去上海。

4月13日夜，宣中华秘密来到沪杭甬铁路工会负责人薛雨霖（薛暮桥）的家中，共商赴沪安排。14日晨，宣中华化装成铁路列车长，在薛雨霖和杭州铁路工会共产党员沈乐山、方仁郎等护送下，由艮山门搭乘火车赴沪。下午，当火车抵达上海近郊龙华车站时，不幸被密布在车站周围的国民党特务发现而遭逮捕。国民党反动派以为可以从他身上挖出整个江浙地区中共党组织的线索，15日，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等在龙华警备司令部提审宣中华。面对诱降和酷刑、枪杀威胁，宣中华不为所动，正气凛然地说：“你们杀了我，无非只不过一个宣中华，但千千万万个革命者会来杀你们的！”“中华今为革命而死，虽死无憾”。4月17日深夜，遍体鳞伤的宣中华被押解至龙华荒郊，惨遭杀害。

1920年，宣中华创办，是浙江省第一张工人报纸。

1922年下半年，宣中华赴萧山衙前开展革命工作，在进步刊物《责任》上发表许多文章。特别是《杀宣统》一文，轰动全国。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但慷慨激昂地说：“清室是国民的仇敌，正应杀得干干净净以雪大愤”；而且义正词严地痛斥北洋军阀政府，是“完全和清室一鼻孔出气的'封建余孽'”。

宣中华是五四运动时期杭州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浙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周恩来在《关于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中，曾把宣中华与党的杰出领导人李大钊、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相提并论，对宣中华在浙江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予以高度的评价和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