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然力薄才劣，无异能解，虽欲秉笔覼缕65，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终不能成章。往时读书，自以不至觝滞66，今皆顽然无复省录。每读古人一传，数纸已后，则再三伸卷，复观姓氏，旋又废失。假令万一除刑部囚籍，复为士列，亦不堪当世用矣！伏惟兴哀于无用之地，垂德于不报之所，但以通家67宗祀为念，有可动心者，操之勿失。虽不敢望归扫茔域68，退托先人之庐，以尽余齿69，姑遂少北，益轻瘴疠，就婚娶，求胤嗣70，有可付托，即冥然长辞，如得甘寝，无复恨矣！书辞繁委，无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无任71恳恋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宗元再次拜倒在您的座位前，承蒙您寄来书信，给予我教诲劝告，以及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深深的厚望，我真是感到欣喜万分又心神不宁，怀疑这就像是在梦中一般，捧读您的来信，万分感激之余，更是诚惶诚恐，心中不安。回想我自从获罪遭到贬谪到这里已经五年了，五年来，还不曾有过朋友故人和与我同事过的大臣愿意给我写信。这是为什么呢？当今朝廷，到处都是陷害和诽谤，到处都是怀疑和欺罔，这确实是令人奇怪又令人畏惧。自从遭到贬谪以来，我孤独无助，形单影只，忧心忡忡，焦虑烦闷，只凭自己的这半条生命苟延残喘罢了，而且现今已是百病缠身，腹中总有一‘股痛楚郁积不散，所以常常是不思茶饭，不食自饱。有时忽冷忽热，一会儿着凉一会J儿上火，现在已是日渐消瘦，然而这却并不仅仅因为这里的瘟疫毒气所导致的。忽然收到您的来信，捧受您的教诲指点，方才知道我有幸为您这位有大德大才的君子所宽恕，并希望我能排解以往胸中郁积的愁闷，振作起来重新做人。我有何德何能，敢蒙受先生您这么多的关怀。

我早些时候，曾与获罪遭贬的人亲近友善，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惊奇于他们的才能，认为可以和他们一起共同坚持仁义之道，有益于加强对社会、百姓的教化。当时的我过分自信，不自量力，勤勤恳恳，一心只以中正信义当作自己追求的目标，想以此来振兴尧、舜、孔子等圣人所开拓和倡导的思想学说，却不顾及自身的愚昧无知、平庸简陋，仍然尽心竭力，这份心志竞到了如此程度。然而却不曾料到已经是穷途末路，危机四伏，动辄得咎，做任何事情都总是不顺，而且触犯了王公贵族和天子近臣，终于遭受了不曾预想的罪责，招致无数的指责非难和众多小人的怒目而视。加上我本来就地位卑微低贱，突然起来倡议主张革新，自然得不到别人的信任。那些一心只想着追名逐利的人，对于我主张的革新一直就极力反对，一旦得势以后，就更是造谣惑众，谩骂攻击。在我遭到贬谪这样的不幸之外，还要承受无端的指责攻击，一时间仇敌遍地。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联合各种残忍暴戾、无能失职的人，里应外合，竭尽全力要致我于死地。所有这些都是先生您所见所闻的，但我却从来不敢向别人说起这些事。然而对于这些事情心中一直忿忿不平，难以释怀，所以今天又诉诸笔端，流露纸上，向先生倾诉。像我这样的人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抵销我自身的罪责，又如何敢领受别人的称赏呢？现在我们这一群所谓的革新人物，幸而得到皇上的宽容恕罪，各自都被发配到较好的地方，每天没有多少政务的事情，还能坐食朝廷俸禄，这已经是当今皇上英明贤德而给予我们的优厚待遇了，又如何敢更企望别人来给我们解脱身心上的病痛，希求更大的恩泽呢？由于自己年少气盛，不识时务，不懂得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也不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恰当，而只是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下去，随心所欲，意气用事，结果使自己获罪受罚，遭受贬谪，这都是咎由自取，自取其辱，这又能怪得了谁呢？

我在各位革新人物当中，罪责最重。然而神明又给我以惩罚，使我想一死了之都不能够。只好整天给人陪着笑脸。说尽好话，求得饭食，苟且偷生，一天又一天地在这个世上活着，迷迷糊糊地不知羞耻。然而除了以上原因之外，我能够坚持活下来还有其他更大的原因。我自己认为自从有了柳姓以来，至今已有二于五百年了，这两干多年来，柳家世代都有功名。如今我身带重罪，居住在这野蛮荒芜的地方，地势低湿，毒雾笼罩，恐怕某一天我突然死去，尸弃异乡，填于沟壑之中，使先辈的世系到我这儿中断，因此极为忧伤痛恨，心中如热水沸腾一般地焦灼不安。如今我还是茕茕独立，孤身一人，还没有子女。这里这样荒蛮偏僻的地方又很少有文人士大夫人家的好女子，找不到合适的女子以完成自己的婚姻大事，而且世人也不敢跟我这样罪大深重的人亲近联姻，因此为家族传宗接代的重大责任，一直不停地压迫着我的心。每当春秋时节，我总是独自一人去祭奠祖先，在孑然独立中回首观望，却没有子女后代跟随其后，每当此时，便不觉害怕得浑身发抖，恐惧担忧，唏嘘长叹，担心延续后代的大事恐怕就这样完了，每每想到这些，便悲痛至极，内心就像刀割一般。这也确实是先生您对我所同情怜惜的地方。我祖先的坟墓在故乡城镇的南边，在那边也没有我家的子弟后代侍奉，只把它托付给村里的邻居。自从我遭贬放逐到这里以来，家乡的各种消息都得不到，我也无法向家乡传递消息，这样替我家看守祖先坟墓的人就一定会更加懈怠。我日夜哀叹悲愤，害怕别人损伤毁坏我家祖坟上的松树柏树，害怕放牧牛羊的人不注意而毁坏我家祖坟。近来我已有四年没有回去扫墓祭坟了。每当寒食节的时候，我都面向北方长号大哭，用头撞地。不禁联想到那田野里道路上挤满了男男女女，无论是奴隶仆役，还是佣人乞丐，都能够在这个时候去给父母上坟扫墓，也无论是乞丐农夫，在他们死后，也都能受到子孙后代的悼念祭奠。然而我现在已经没有了生养子孙的希望，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在故乡的城西，我家有几倾田地，田地里栽着好几百株果树，这多是我的前辈们亲自栽种的，如今已经荒芜无人管理，只恐怕早已被人砍伐得一干二净，再也没有人爱惜了。我家中原有皇上恩赐的图书三千卷，都还放在善和里的老房子里，老房子如今已经三次变换主人了，书是否还保存下来就不得而知了。所有这些我都挂念在心，沉甸甸地压在心头难以释怀，然而对此却又无能为力。自己如果在世上立身一旦失败，那么一切事情也就跟着失败，分崩离析，一蹋涂地，自身受到摧残，家庭遭到衰败，这是人生中最大的耻辱。又怎么敢更希求有大德大才的君子来给我以抚慰体恤，仍然把我放在人中把我当人看待呢！因此我现在吃饭时根本就不管饭食的味道如何，也不管什么节操礼仪，也不经常地沐浴洗漱，因而常常是一挠皮肤，满指甲都是灰尘污垢。我确实是心中忧虑恐慌、悲痛伤心，没有什么值得向您奉告倾诉的，以致于说了这些。

自古以来的贤能人士，都能坚守自己的志向，安分守纪，其中遭受诽谤非议而最终不能澄清的，也仅仅只有百来个人。所以即使有诬蔑没有兄长的人偷嫂子的，诽谤没有老丈人的人打岳父的，然而最后都依赖于当世的豪杰人士，分清了黑白，辨明了是非、终于使他们光照史册。管仲遇一盗贼，却被提升为功臣；匡章虽然蒙受不孝的恶名，却被孟子以礼相待。当今社会已经没有了古人那种明辨是非、澄清事实的行动，却继承了古人诽谤谩骂的传统，要想当今世人为自己辨明是非，澄清事实，这恐怕是不可能了。直不疑明知自己受冤枉却仍然买金子偿还同宿舍的人；刘宽明知道自己被冤曲，却仍然下车步行回家而把牛给乡里人。这两人确实知道别人对自己的怀疑是冤枉的，但又没法辩解，因为这不是用语言口舌所能说清的。郑詹被捆绑着送到晋国，但最终活了下来，没被处死；钟仪在晋国做囚徒时弹琴发出的声音都是楚音，最终被送回楚国；叔向被抓获囚禁时，自己预测一定可以免罪；范痤逃避追捕爬到了高墙上，却以死而换来了生；蒯通将要被施以烹刑，最后却成为曹参的座上客；张苍、韩信本来都是要被斩首的人，最后却在汉代出将入相；邹阳关在狱中将被处死，却因为给皇上上书而活了下来；贾谊曾被贬斥放逐，后来却又被汉文帝在宣室召见；倪宽被贬谪到极为艰苦的地方，最后却官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刘向被关进在监牢里即将被诛杀，可最后都成为汉朝时的一代儒学宗师。这些人都是博学多才、能言善辩、奇伟独特、敢作敢为的人物，所以他们能从各种冤曲诽谤中自我解脱出来。如今凭着我的卑微怯懦、猥琐污浊、才疏学浅、笨嘴拙舌、再加上我心中惶恐惊惧，而且又疾病缠身，因此，即使我想要慷慨陈词，振臂呐喊来为自己开脱，然而同从前的人比起来，这其间的差距就更加大了！

贤能的人在现今世上不得志，不能被重用，那么他对于后世必定很有作用，并为后世所尊崇，古代那些著书立说的人都是这样的。近来我想专注于这一方面，然而却才华浅薄、能力低下，没有特殊的本领能通过著书立说来把自己从中解脱出来，即使想秉笔抒怀，无奈却精神不振、心志耗尽，丢前忘后，始终写不成文章。以前读的书，自以为读得很通很透，可到如今却已经忘得一千二净。每次读古人的传记，看到几页以后，就要再三地翻回到前面去，再重新看看人物的姓名，可随即又全都忘了。假使我万一由刑部的囚犯名册中除名，解除了我的罪名，重新恢复士大夫的行列，那我也没有能力为当今社会所重用了！我只能在这难以发挥作用的地方空发哀叹了，只能在这无以报效的场所留存德行了，然而心中却一直惦记着要保存继续全家对祖宗的祭祀，因此只要稍有可以办到这件事情的念头在心中闪现，我就紧紧抓住不放。我虽然不敢想能够回到故里去扫墓上坟，不敢想退隐回故乡去，住在先辈所留下的房屋里了此残生，假使我能够再稍稍地往北迁移一点，能减轻一点那种瘟疫病毒的侵害，能够娶妻结婚，能够生养子女后代使自己有所托付，使家中的世系能够延续下去，那么我就是就此与世长辞，也象是在睡一个好觉，心中再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信中语言说得太多太繁，不着边际，难以说清楚。然而可以从言辞语句中来探求作者的心志意图，君子一定能够看出其中心主旨。对您极其地恳切留恋。不再多说。宗元再次拜首。

据文中“伏念得罪五年”知这篇文章当作于元和四年（809年）作者贬永州司马时。根据中华书局出版的《柳宗元集》为该文作注引旧说云：“公谪永州已五年，与京兆书，望其与之为地，一除罪籍耳”。可知当时作者遭遇种种不幸，于是写下这封书信，诉说了生活在当时环境的悲苦，并且希望改变所处环境，解除“罪籍”，重新过上一介平民的正常生活。

文章开篇诉说了作者贬至永州五年来的情况，“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召重忧，残骸余魂，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独瘴疠为也”，可以说从精神到身体状态整个的一塌糊涂。然而此时“忽捧教命，乃知幸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没，复起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突然收到京兆尹许孟容来信，而且表达出了帮助“复起为人”的意思，不禁喜出望外。作者在高兴之余又强忍压抑自己，这是因为，“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仇，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闻见，不敢为他人道说。怀不能已，复载简牍”。继而谈到家庭变故，“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神理降罚，又不能即死”，来到永州第二年的元和元年五月，母亲卢氏病故，这样的惩罚使得自己想死都不能一死了之。“自以得姓来二千五百年，代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霿，恐一填委沟壑，旷坠先绪，以是恒然痛恨，心肠沸热。茕茕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无与为婚，世亦不肯与罪大者亲昵，以是嗣续之重，不绝如缕。每当春秋时飨，孑立择奠，顾盼无后继者，懔懔然欷欺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伤骨，若受锋刃”，因尚无子息未能完成柳氏家族传宗接代的责任。通过卑微的诉说陈情，作者将自己压抑到了悲惨凄凉境遇的极致。“自古贤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谤议不能自明者，仅以百数”。至此，作者扭转笔锋，列举古来贤人才士尽管正直安分，遭受诽谤非议而不能澄清也只有百来个人，开始了自我解压的辩驳。比如像“无兄盗嫂”、“娶孤女云挝妇翁者”等等这些人，他们都能够自我解脱出来，而我性情、才能不如人，即使想慷慨陈词、振臂呐喊，恐怕难以做到他们那样。“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着书者皆是也”，这是作者表明不屈心志的铿锵之声，也是致许孟容书启中的最大亮点。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心志，但在给许孟容的信中昂扬过后又是卑微陈述：“宗元近欲务此，然力薄才劣，无异能解，虽欲秉笔视缕，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终不能成章。往时读书，自以不至底滞，今皆顽然无复省录。每读古人一传，数纸已后，则再三伸卷，复观姓氏，旋又废失。”可怜巴巴的已经到了如此境地。作者之所以这样说还是为了起复，“假令万一除刑部囚籍，复为士列，亦不堪当世用矣”。既然谦卑地说到朝廷可能不会任用，那么，稍微往北迁移一点，减轻瘟疫瘴疠侵袭，娶妻生子延续世系，就算与世长辞如同睡了一个安稳觉。这是等同于普通百姓的最低生活要求。通篇下来，致许孟容的书启文章先抑后扬，扬中有抑，如同一曲表达心志的情感交流乐曲，抑扬顿挫，婉转铿锵，洋洋洒洒地铺陈其旨。

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亦如作者文后所说“书辞繁委”。作者在文中援引直不疑等十七个例子，揭露当时造谣诬陷成风，是非不辨的丑恶现实，感慨“已无古人之实，而有其诟，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的处境。对作者的谤议，纯属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所谓“疑似”更为愚蠢可笑。作者愤怒地说：“自古贤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谤议不能自明者，仅以百数。”言外之意，多不可胜数。郑詹做人质，晋人欲烹之，郑詹抓住鼎耳大哭，得释。楚国钟仪不忘故国，以南音感动晋侯。叔向因栾盈出逃受牵连，后来幸免等等，这些都是冒死力争才得全生。可是现在作者被远贬僻地，身受诬谄无力辩驳，又加以重病在身，已不能像他们一样力争。再者说蒯通、张苍、韩信、邹阳、贾谊等人遭到误解诬谄，都是由于国君明智，后来都分别作了上客、将相、御史大夫、儒宗等，暗示自己没遇明君，免罪也无望。作者满含悲愤数列如此之多的例证，不仅尖锐地揭露黑暗现实，陈述自己不白之冤，而且寄寓对京兆尹许孟容挽救自己的厚望。作者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把自己和古贤才士并列，使文章的含量的浩繁，驾驭如此丰富的内容，言志抒情，深沉厚重，具有牵动心肠的力量。文章的“繁”还表现在从不同侧面、多角度地表现同一内容，色彩斑斓。文章用六处反复陈述自己被摧残的苦况，如“兀兀忘行”至“内消肌骨”；“居夷獠之乡”至“未有子息” ； “是以当食不知辛酸节适”至“尘垢满爪”； “虽欲秉笔”至“终不成章”；“每读古人一传”至“旋又废失”。至此，把一个身居穷乡僻壤，朝不饱食，夕不得浴，满身疾病，孤苦伶仃，心忧百结，精神恍惚，才智殆尽的形象，兀立读者面前。这个多视角的形象包容深刻的社会内容。

这篇文章另外的独特之处是委婉运笔，如对许孟容的感激之情，不直接倾吐，而是先压一笔“得罪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以书见及者。何则？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积势贮情，忽然扬笔“忽捧教命，乃知幸为大君子所宥”，突出了对许孟容不畏时俗、不忘旧交的盛情，充满动人的张力。又如，明明说自己谪居不能代为冢嗣，却又说“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曲尽自己“恒然痛恨”的衷肠。总之，这种委婉的抒情方法，纵贯全篇，不胜列举。

文章鲜明地阐述了作者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的目的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以及横遭“贵近”、“鬼神”、“射利求进者”造怨恨怒，身谪瘴疠之地隐忍含愤几至于死的不幸，从而有力地揭露抨击唐朝统治者的昏庸和小人弄权的黑暗社会。进而展示了作者的崇高志向、高尚品德和正直为人。启示人们认识改革的复杂艰巨性，对现实社会具有鲜明的借鉴意义。

明·茅坤《唐末八大家文钞》：子厚最失意时最得意书，可与太史公《报任安书》相参，而气似呜咽萧飒矣。予览苏子瞻安置海外时诗文及复故人书，殊自旷达，盖由子瞻晚年深悟禅宗，故独超脱，较子厚相隔数倍。

清·孙琮《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柳柳州集》：鹿门先生谓此书与司马迁《报任安书》相似，然亦有大不同处。迁书激昂，此书悲愤；迁书写得雄快，此书写得郁结；迁书慷慨淋漓，此书呜咽怜惜。分道扬镳，各臻其妙。前幅写被罪之由，倦倦引过；后幅写免死之故，瞳瞳宗祧，尤是仁人之言。

清·浦起龙《古文眉诠》：河东谪遣后致中朝亲故第一书也，自诉自咎，情悃真实，其祈请不及官位，但於宗祀承续一节，恳恳陈之，亦可观其性分，比於昧心妄想，掩盖谄曲，逐遭而弃本者相万也，毕竟君子人语。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世称“柳河东”。贞元九年（793年）中进士，贞元十四年（798年）考取博学宏词科，先后任集贤殿正字、蓝田县尉和监察御史里行。因参加主张革新政治的王叔文集团而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今属广西）刺史，故又称“柳柳州”。与韩愈皆倡导古文运动，并称“韩柳”，同列入“唐宋八大家”中。有《河东先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