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察罕丹津筹建了当代格鲁派黄教著名寺院——拉卜楞寺，并成为拉寺施主，他迎请西藏高僧嘉木样大师主持寺院。

自亲王做了根本檀越后，竭尽全力，支持拉寺的宗教大业，寺主嘉木样亦对他寄于种种厚望。拉卜楞寺初创体制后，嘉木样深感自己年迈体弱，力不从心，就给施主亲王夫妇嘱托：“您等虽让我至此的主要意义寺院已经落成，但往后发展寺院的管理如何加强，对我从西藏领来的噶然巴们要很好的奖赏” 。正值拉寺稳健发展且有初步影响的时刻，寺主于1723年染疾去世，这对施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使拉寺政教权益得到合法继承，亲王以其尊贵的身份，精心竭力，摈弃寺内纷争，寻访寺主灵童。由于种种阻隔，寺主道座虚位数年。亲王未及如愿，便于1735年去世。

固始汗（顾实汗）五子伊勒都齐最早游牧在青海湖迤北地区。其有二子，长子罕都，次子达尔吉·博硕克图济囊。罕都曾与父亲奉祖父之命率兵进军玛尔康，重新统辖征服了多康六岗的广大地区。后来因受康区宁玛派影响，改信红教，被青海诸公闻知，起兵讨杀，属部由其弟达尔吉统管。达尔吉部最早随父住牧青海湖边，后因居住在玛曲（黄河）南岸的作格、兰都等地的土默特部火落赤台吉们，在西河宴请达尔吉，声称：“草原肥美，帐群稀少”。于是他率部向南迁徙。渡黄河南下，经拔永、则永，渐统辖了卓尼南方的全部农区，以及同仁、阿坝然多、索吉等地。十七世纪中叶，西藏与不丹发生冲突，达尔吉应西藏地方政府请求，调征康地蒙藏军队援藏，因建有战功，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特封其为“噶尔丹俄尔德尼博硕克图济囊”然而就在出征之际，他不顾属部合理建议，强行调征，“结果因辖地过大，有些地区的动乱没有及时安定，并且各地信奉教派不同，加之战争负担加重，以及战后战利品分配不均等因，引起部众不服，失去民心。于是，许多地区和部众乘机纷纷叛离而去，有些逃入藏中，有些各自为阵。从此，康区、松潘、果洛等地陆续分离出去”。十七世纪末，新疆准噶尔部噶尔丹称汗后，猖狂扩张，先后攻占新疆、青海和西藏大部分地区。清廷大震，曾三次发兵，在西藏藏兵及和硕特部的强有力支持下，噶氏惨遭失败。自此，“清政府为加强对青海地区的统治，”“对青海各部分别功罪加以赏罚”。因和硕特部愿意归顺，加之协清定国有功，于1697年，康熙帝出巡疆域经宁夏城抵香达普时，派使召请各部头领。王公台吉们经章嘉活佛的解释，消除疑虑，前往受封。

康熙帝封固始汗的小儿子扎西巴图儿为亲王，对其他人亦分别授予郡王、贝勒、贝子、公、扎萨克等爵位和印玺，还赏赐了大批财物，各王公满愿返归，从此，各王公台吉皆以获清封爵厚禄为荣，尤其达什巴图尔自荣得“和硕亲王”高封后，势力强雄，横侵邻部，独霸牧地。然而达尔吉幼子根特尔仅讨了个小小的“辅国公”， 为此，达尔吉统领的前首旗，内外交困，处境十分艰难。

1698年，达尔吉病故，达尔吉有四子，长子岱青巴图尔，次子墨尔根诺颜，三子察罕丹津，号岱青和硕齐，幼子根特尔。河南蒙旗亲王就出自伊勒都其次子达尔吉一系的察罕丹津。

岱青和硕齐（察罕丹津）袭位时，他的领地只剩下包括甘南和青海黄南等小块地区”。他继先父遗业，于1701年远道入觐，清帝亦仅赐以“多罗贝勒”的封号。虽比弟有所高升，但仍无法改变危难的窘境。为能弥补先人在政治上的失利，挽回康熙帝对父亲的看法，他在积极向朝廷靠拢的同时，仍竭力争得格鲁派集团势力的支持。

继于1703年，专程赴藏，拜谒并与嘉木样订下了供施建寺之同盟。只因这位佛学泰斗身负要职，允而未行。

复于1708年秋冬，再次遣员，嘉木样这个当时卫藏政教界的风云人物终于顺应时局和施主之请，放弃了先前终身西藏弘法的愿望，抵达安多另谋前景。前首旗首领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此后，该旗旧业在察罕丹津的经略下渐渐复兴。

察罕丹津嗣位后，在动荡不定的局势中，以敏捷的头脑和杰出的政治才干，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河南蒙旗走上了复兴的道路。

1709年6月17日察罕丹津派遣的迎使与嘉木样师徒一行离开拉萨。数日后由亲王派遣的百骑接往辖境，并举行盛大迎典。迎使敬献亲王夫妇“精致金鞍一套、三匹驼驼、十匹骑马、二十头牦牛，红氆氇制花帐蓬一顶”，给嘉木样“随行人员奉赠氆氇九百膀”后渐次由亲王夫妇迎至亲王府。

此后，“在半年长的时间里，嘉木样一行一百二十一人的生活费用全部由王府妥善安排”。是年9月25日，系宗喀巴大师圆寂吉日，亲王给嘉木样“敬献金质曼陀罗及金质花束、宝物和用具、缎料等五百件（匹），牛马五百头（匹）、羊四十只”。广开财门，大张宴席，朝供拜谒的藏蒙王公头人及僧俗象云彩一样纷涌而至，争先敬献金银绸缎及牛马羊等财物无量。是年也系宗喀巴创建噶丹寺之年，供施二主为创建寺院体制做了积极的准备工作。翌年四月，供施主一行约数百人，辗转各地查探择址，最后确定在瑞祥皆具的大夏河畔扎西奇地方建寺。七月，亲王奉献能容纳数百僧众的毡制四方大帐一顶，暂代经堂，并举行隆重的建寺奠基仪式和庆典，“献僧百人”，“连同跟随（嘉木样）的噶然巴们等总计三百余人，于是月十三日正式建立法会”。

1711年破土动工修建大经堂，亲王监管修建工程，命属部拉运木料并出工建立八十根明柱的经堂。同时，奉则永、拔永和然多的五百户人家做为拉寺神民。在亲王的竭力资助下，先后建立了大经堂和佛宫，拉寺初具规模。

1716年创立了下续部学院的体制，直至1721年供施二主亲密合作，顺利地建立了一座显密双修，在安多地区有初步影响的格鲁派大寺，察罕丹津赢得了安多地区蒙藏人民的忠心拥护。

拉寺的建成，既迎合了清朝政府“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政策，又达到了复兴属部的目的。为此，他极力维护格鲁派的政教利益，提高和壮大自己的声誉和势力。

就在迎请嘉木样返乡建寺的同时，在藏王拉藏汗和第巴桑杰嘉措争夺西藏地方统治权的斗争中，势力强雄的拉藏，杀死桑杰嘉措，奏报清廷废除了六世达赖，另立博克达地方出生的阿旺益希嘉措为新达赖。此消息传到青海王公台吉及藏蒙人民之中后，当即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蒙古王公中的实力人物察罕丹津和罗卜桑丹津得知后，竭力护持早就家喻户晓并转生于理塘的呼毕勒罕。

于1715年晋京上奏康熙帝：“理塘地方新出胡必尔汗，实系达赖喇嘛转世，恳求册封。其从前班禅呼土克图及拉藏汗题请安置禅榻之胡必尔汗是假”。奏请被拉藏闻知后，策划加害对方所主。鉴此，察、罗即刻采取保护措施。同时察罕丹津胞弟根特尔利用与准噶尔的姻亲关系，煽动准部举兵入藏伐拉。致使和硕特内部失和，引发争端。清廷恐其内部分争，特遣侍卫赴青召令“将胡必尔汗送至红山寺居住”。

清旨发布后，青海台吉意见分歧，察、罗为首的一派不从，密谋整兵伐异。内战引发之机，清廷即速整兵待命，察等恐惧，将呼毕勒军送往塔尔寺。准噶尔乘和硕特内部分争，举兵入藏，于1717年攻克拉萨，杀死拉藏汗，监禁伪达赖。

1718年，察罕丹津入京请安，康熙帝以其“当人心疑惧之时，委身效顺，甚属可喜”，另则拥立和保护真达赖有功，特由“多罗贝勒”晋升为“多罗郡王”。

1719年，清廷遣使抵达西宁，诏令察罕丹津等人所立的呼毕勒罕为新达赖，命青海蒙古王公台吉分别派兵护送入藏坐床。察积极应诏，亲自率兵护送。次年十月，正式在布达拉宫登座，是为七世达赖喇嘛。

1723年，清廷以青海蒙古王公历年效绩，各加封赏，察罕丹津荣获“和硕特亲王”封号，驻前头旗。不久，其侄丹衷病亡，临终遗嘱将牧地、财产奉献朝廷，清朝遂将其财产牧地及牲畜悉数赏给察罕丹津。七世达赖的拥立，迎合了藏蒙人民的迫切愿望，也受到了清廷的赏识。为此，他积极站在清朝中央政府一边，同妄图分裂祖国的反动势力做了坚决的斗争。

当时青海诸公护送达赖坐床回归后，罗卜藏丹津目睹先人祖业失落，“阴凯复先人霸业，总长诸部”，借康熙玄烨薨崩和1723年雍正胤祯新嗣而无暇一顾之机，秘集青海诸台吉于察罕托罗海会盟，令各部重袭蒙古旧号，不得复称清廷封号，自称“达赖浑台吉”。此举当即遭到了察罕丹津和其他王公的强烈反对。因而罗卜藏丹津发兵四千攻击郡王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鼐，势不可敌。雍正调兵保护察罕丹津，结果罗先发制人，察不敌率眷及部下百余逃至老牙关，后从河州转移兰州。罗与塔尔寺主持达喇嘛察罕诺门汗遥相呼应．青海所有寺庙及藏族部落二十万众并起抗清，声势浩荡。清廷立即发兵严密包剿，叛兵溃不成军，罗卜藏丹津败逃新疆。清廷契机颁布了《禁约青海十二事》和《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从此把青海蒙古部划分为二十九旗。察罕丹津荣获扎萨克头衔，掌管和硕特前首旗即河南蒙旗。为此，其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成为一举足轻重的权势人物了。该旗辖界牧地由此扩展到“南当黄河之曲，东至拉卜楞希拉德布沙，拉南右翼中旗界，南至和托果尔希里克，接士尔扈特南前旗界，西至巴尔鄂博巴彦乌拉，接南左翼中旗界，北至额尔德尼布拉克乌鲁勒卜达克，接贵德门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