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13 13:00
《寻找他乡的故事》是由香港亚视于香港回归祖国后斥巨资拍摄制作的人文主义高水准之作,是一部反映当代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拼搏奋斗经历的40集大型纪录片,在香港播出时,好评如潮,曾获得当年最高欣赏指数电视节目冠军,以及壹周刊办的“壹电视十大电视节目大奖”。
该系列片题材新鲜感人,以四散在世界各地华人故事为内容,既缅怀早年华侨投身异乡的凄苦,也追访了新一代华人移民到偏远他乡的目标和心态。同时透过节目的画面,又介绍了当地的景物风光、社会近况,不是旅游特辑,胜似旅游特辑的电视节目,使人耳目一新。
本节目由金庸题字,钟景辉、游继彪旁白,喜多郎配乐。日本音乐大师喜多郎用合成电子技术和对生命的深思汇集合成悠远宁静而又略带乡愁般忧伤的曲风为节目增色不少。
《寻找他乡的故事》作为亚视记录片巨献,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容错过的。摄制组走访南北半球每个角落,揭开中国人在异乡挣扎求生,安身立命的故事。《寻找他乡的故事》是亚视最严谨的制作,最珍贵的纪录片,最真实的海外华人发展史与血泪史。
节目中不但有在海外成功富足的中国人;也有生活平淡知足的中国人;也有为理想赔上一生幸福的中国人;也有为生存而受尽煎熬创伤的中国人;更有最后一无所有无依无靠的中国老人。一幕幕富与贫、喜与悲的华人海外事迹无一不让人感叹和心酸。萨拉热窝地雷阵中创业兴家的中国人,到卢旺达寻梦的浙江针灸师,迷失于百慕大情海的中国男子,脑癌画家突尼西亚缤出火花画出彩虹,天津女子双拳打出布拉格之春,中国布贩在阿马逊河心死梦碎的故事。他乡纵使万水千山,也不敌一丝乡愁……
五十年前,正当西方国家的经济已远远超越战后的中国,一位西方著名经济学家曾大胆预言,中华民族将会在本世纪末,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民族。
且看今天的中国在世界政治及经济舞台上举足轻重,教人刮目相看;更令人惊讶的是,原来世界上一些极其偏远、人迹罕见的角落,也有中国人居住,并且发挥著中国人坚毅勤奋、刻苦耐劳的民族性,缔造一个个值得所有中国人骄傲的传奇故事。
肩负起表扬中国人不屈不挠精神的重任,与全球同胞一起分享这份中国人的荣耀,香港亚洲电视不惜工本,作出其他电视台未曾有过的尝试,炮制首部中国人光辉纪录《寻找他乡的故事》;并荣获著名学者金庸先生为节目题字。
此外,本专辑制作认真,事前经过长时间的资料收集;并从感性、积极的角度,与每一个中国人一起分享这些远方中国人的生活、梦想,以及传奇故事。
反映当代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拼搏奋斗经历的40集大型纪录片《寻找他乡的故事》,该片也是香港自行投拍的第一部大型纪录片。《寻找他乡的故事》由香港亚视于香港回归祖国后斥巨资拍摄。
摄制组深入走访卢旺达、突尼斯、捷克、巴西、黎巴嫩、以色列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用镜头记录了在那里生活奋斗的60多位中国人的境况,讲述了一个个传奇故事。该片在1999年全港电视节目欣赏指数调查中居177个参评节目之首。
1997年,《寻找他乡的故事》首播,带来极大回响。节目内的故事、剧本、音乐以至民族情感,皆引起广泛讨论。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拾,1997年以来,7年共制作了6辑,共182集,走访超过50个国家,百多个城市。工夫总不负,劳顿有所得,这个系列节目连续6年嬴得全香港电视节目(戏剧与非戏剧)欣赏指数的金奖,节目更在全球有华人的地方播放,
包括:内地,加拿大、美国、日本等。此节目的成功可以说是电视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在某年的一个电视节目颁奖礼上,数字学者企图剖析其原因,结论是,这不是一般电视节目,而是集旅游、生活、人物、戏剧、纪实于一身的创新节目,加上民族认同,故能够创造一个奇迹,理所如是,绝非偶然。
摄制国家:
欧洲国家:萨拉热窝、阿尔巴尼亚、白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波兰、匈牙利、马耳他、塞浦路斯、荷兰、法国等。
中南美国家:巴西(亚马孙河流域)、阿根廷、哥伦比亚、巴拿马、墨西哥、智利等。
中亚洲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
中东国家:伊朗、叙利亚、以色列、黎巴嫩等。
岛国国家:塞舌尔、百慕大群岛、瓦努阿图、巴布亚新几内亚,以至北极等地。
旁 白:钟景辉(粤语)、游继彪(国语)
黎巴嫩篇
第四集(刘燕、赵颖)
第五集(罗宝珍、徐祝明)
第六集(罗炜、蒋太太)
以色列篇
第七集(姚惜贤、邓日晖)
第八集(谢婉琴、张文洁)
第九集(林国栋、周志武)
日本篇
第十集(黄莹、长男春义、张晔)
第十一集(蔡美蛾、许明理)
第十二集(梅鹏飞、张东荣)
第一部于1997年上映,一经播出就好评不断,成为中国第一部详细介绍海外华人血泪史与奋斗事迹的记录片。
在中国古老的文化中,两千年来始终有一个原则:父母在,不远游。而多少年来,一批又一批的中国人却因为战乱,因为贫困,或者为了理想不得不离开父母,背井离乡。他们就像蒲公英的种子那样,落到了世界每一个角落,生根开花。
中国人说:“有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
1998年岁末,在香港,很多人每天都要在晚上10点半锁住亚洲电视的频道,为了看这个台连续40天的一档纪录片———《寻找他乡的故事》。每一集25分钟,那25分钟把观众带进了一个悠悠绵长的情感之中。
纪录片拍摄的全都是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的故事。不是杨振宁、霍英东、崔琦那样的“杰出华人”,他们只有一个名字:中国人。他们的面孔也许已经不是黄皮肤、黑眼睛了,但他们依然固执地用老辈人的语言说:
“我是中国人。”
亚视的高级制作经理邓婉媚说:
“我们对着一张世界地图,视线落在非洲、拉美、太平洋,落在撒哈拉沙漠、巴尔干半岛。我们问自己,这里有中国人吗?最令我们惊异的是,在完全不可想象的艰苦条件下,都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身影,都可以听到熟悉的乡音。”
许许多多的香港人都在这个时段,锁住了这一频道。
“我的心一直思念中国”
吴国华,今年23岁,刚刚从大学毕业来到亚视,就赶上了这部片子的拍摄。他坐在我对面,用极其生硬的普通话问我:
“你想知道什么?”
“最让你感动的东西。”
“嗯,那是在马达加斯加……”
马达加斯加,位于印度洋东部,与非洲大陆隔海相望。
100年前,法国殖民者为了在这座岛上修建铁路,从中国东南沿海贩卖了大量的中国人到这个热带岛国。一位当地的学者说,法国人在统治越南的时候,就知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吃苦的民族,所以让中国人来修铁路。
最初踏上马达加斯加的土地,吴国华觉得这里太落后了。尽管他们所到的塔马塔夫市算是当地一个繁华的海港城市。公路坑坑洼洼,当地人说,这里的公路可以养鱼。偶尔能看见殖民地时的一些建筑。但是在路边,基本上是用树皮和草搭起来的房子,这是当地土著的家。
“最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些屋子中间,居然有一座地地道道的关帝庙。”
庙主姓岑。岑先生已经66岁了,乍一看去,他的面部特征与当地人差不多,肤色黧黑,眼窝深陷。一开口却是一口纯正的广东话,略带顺德口音。
进到庙里,岑生正在为前来烧香抽签的人们解签,他在纸上用毛笔写着什么,写出来的汉字真好。
来来往往的香客不算少。仔细辨认,能看出他们的东方血统。岑生说:
“在马国出生的混血儿被称为牛头,因为马国货币上有牛的图案。你们看今天来的这些信徒,肤色比我还深,可他们也来拜神祈福。因为老祖母叮嘱过他们,初一、十五可要来烧香啊。”
谁也说不清这座关帝庙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岑生说起码有70多年。中国人就在这里烧香祭祖,寄托对家乡的思念。
岑生是土生土长的马达加斯加人。和许多在这里的顺德人一样,父亲来到这里,为的是能赚些钱,然后回家娶亲。正打算归国的时候赶上了七七事变。父亲不得已娶了一个当地的女人,生下了三个儿子,岑生是长子。在马达加斯加的土地上,他长到了12岁。
从他记事的时候开始,就看见每天早上,父亲都要拜天。
“我们兄弟还年幼的时候,父亲就要求我们,每天早上,双手合什,面朝东方,用广东话说一遍:广东顺德郭岸,岑开发。每个孩子都得跟着他复述一遍。父亲的名字叫岑开发。他对我们说,千万不要忘本,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了,有人问起你们的家乡是哪里,你们就知道自己是广东顺德人。你们回到顺德,凭着这句话,就能够找到自己的家。”
一直到今天,岑生从不间断地每天进行一遍这种特殊的拜天仪式,而现在跟着他每天用广东话复述这句话的是他的几个非洲女儿。
对于父亲来说,去国还乡终于只是一个梦。临死前,他对着三个孩子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回到中国,读书,受教育,娶唐人女子为妻。
12岁的孩子并不能理解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50年代初,战事平息。母亲牢记丈夫的嘱托,一定要让孩子回到中国。一天,妈妈给孩子们穿上新衣服,揣上几块平常难得一见的糖果,把他们带上了轮船,嘱咐孩子,千万别乱跑,晚上就来接你们下船。
谁知与母亲这一别竟是永诀。晚上,轮船驶出了塔马塔夫海港。三个孩子留在了船上。数月后,岑生和弟弟辗转回到了广东顺德。这是父亲魂萦梦绕的故土。虽然父亲的尸骨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可岑生觉得,父亲的魂也随他们兄弟回到了祖国。
岑生在顺德读书长大。到了谈论婚嫁的年龄,堂姐说,你父亲早已叮嘱过我们一定要为你找一个唐人女子结婚。远在马达加斯加的堂兄同意了他的婚事。他终于又完成了父亲的一桩心愿,在中国娶妻生子。
十年动乱,岑生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他不得不携妻一起来到香港。好歹这里还是中国人居住的地方。他进了一家工厂做工。然而不久后,港英政府宣布,岑生是马达加斯加人,没有居港权。
万般无奈,岑生终于又回到了马达加斯加,回到了他出生的地方。
“对着镜子,看镜中的自己,我觉得自己长得和马国人一模一样,但是,再仔细看父亲的照片,我又觉得自己长得很像父亲,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我每天在心底里把自己当成中国人。可是我的中国身分终于没有被认同。”
岑生站在家中的一个五斗橱前,说着上面的那些话,表情安详恬静。五斗橱上摆放着中国的紫花磁茶具。墙上是一个镜框,就像许许多多老式的中国家庭一样。里面摆满了黑白照片。他指着一张东方女子的照片说,这是我在香港工厂时的同事,她叫李洁贞,30年不通音讯了。
岑生天天面对着这张中国旧友的照片,他想证明什么呢?
在岑生的关帝庙里,有一个神龛前,供奉着数千张已经泛黄了的照片,照片上全是中国人,全是客死他乡的中国人。有的还穿着满清时代的服装。也许这张张照片,只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一张。人死在了异乡,关帝庙却是他们最终的归宿。
在塔斯塔夫的公共墓地,有三个写着中文的墓碑,墓碑上没有刻下逝者的姓名,只有大伯公、二伯公、三伯公的称谓。这里埋葬着三个最早来到马达加斯加的中国人,墓碑是后人立的,没有人知道他们姓甚名谁。可这是马达加斯加的唐人的根。
在关帝庙为善男信女们解签,是岑生的主要工作,可他自己却始终不曾在这里抽过一签。
“不是不信,而是不敢。30年前从香港乘船回马达加斯加,我和太太抽了一签。签的意思很不好,说我们俩当中会有一人遭到不幸。我太太哭了,问我怎么好啊。可是世事艰辛,我们也只有硬着头皮上了船。”
回到马达加斯加,夫妇俩先是在华侨总会教中文,后来学校没钱关了门。两人只好做些小生意维持生计。不幸终于降临了,一天晚上,岑生到外地送货,只留妻子在家,一个当地黑人闯入岑家,杀害了岑生的妻子。
从此岑生再也不敢抽签了。
妻子为他留下了7个大大小小的孩子。为了这些孩子,岑生最终还是违背了父亲的愿望,娶了一个当地的黑人姑娘为妻,照顾孩子们。
岑生与第二个妻子生的三个孩子也已经长大了。每天,他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两行汉字,让这三个完全是非洲人模样的女儿跟着他念:
“我是中国人,是广东顺德人。”
岑生说:
“我心中一直在思念中国,无论我在这里住了多久,都不会改变的。”
中东和非洲的中国女人们
曾不断地听说中国的女人们的故事——谁谁谁为了出国而嫁人,甚至不惜用青春来换取一张西方国家绿卡。
《寻找他乡的故事》却告诉了我一些亚非土地上的中国女人的故事。萧美仪是所有摄制组中普通话说得最好的香港姑娘。她一直不停地讲着,把她自己见到的和她的同事们的故事一股脑端给我——我去的是以色列,采访一个在约以边境大沙漠里种菜的女人。我们称她“阿仪”。阿仪37岁,看起来很年轻的样子。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可我觉得她还是一个女孩子。她是在香港长大的。见到她的时候,我实在不理解,沙漠里40多度,她为什么要来这里。她说她不喜欢香港,香港太闹太嘈杂。
阿仪的家离城里四个小时的车程,可是离约旦边境只有200米。说不清什么时候有炮击,什么地方有地雷。可是阿仪对这个已经很淡漠了。
每天阿仪穿着T恤短裤,赤着脚走来走去,皮肤晒得黑黑的。她说她特别喜欢这里。 其实她很困难,她的家陈设简单。政府给他们每户贷款8万美元,让他们到这里种菜。3年了,年年亏本。但她很开心。我觉得很奇怪,她有什么可开心的。那里只有30多户人家,她就像沙漠里的三毛一样。
没有电,白天只有用太阳能。没有暖气,没有空调。出去买东西,开车要开一个小时,自己种菜,自己种水果。孩子的学费还没有下落。这里没有电视,没有超级市场,没有警察,没有诊所,只有一个外地的医生,每星期来两次,一次只有一个小时。
不过阿仪还是很满足,她说三年前一个儿子哮喘病突然发作,她赶紧给那个外地的医生打电话,过了10分钟,医生就来出诊了。因为这个,阿仪自己也学着治些小病,问题严重了才给大夫打电话。
我们摄制组在沙漠里住了三天,我才渐渐理解了阿仪。
阿仪的家是潮州人。按照潮州的传统,家里的女儿一定要帮助父母操持家务。父亲是卖鱼的,从小她就不停地从早忙到晚,帮助父亲收拾鱼摊。没有假期、没有休闲。
从小阿仪就渴望着看看外面的世界。终于,从学校毕业,阿仪开始民只身旅行。在泰国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个摩洛哥的小伙子。两人一见钟情。不久他们在美国定情,最后在塞浦路斯结婚。走了许多地方之后在以色列安了家。
在这个大沙漠里,成天烈日炎炎,就是一棵小草,也给人以生命的象征。
我问阿仪:
“为什么要到沙漠里来?”
“不是我挑的,是我老公定的。中国人说嫁鸡随鸡,我既然嫁给了他,当然要和他在一起。我喜欢这种生活,以前看美国西部牛仔片,觉得特别羡慕。这种地方非常好。”
阿仪对香港一点也不留恋,但她却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学中国话。我拍的是阿仪的故事。你有没有看过张三拍的那一集,也是在马达加斯加,是黎伯的故事。黎伯84岁了,在非洲生活了60多年,他太太是50年代初从顺德乡下只身一人嫁过来的。在顺德举行婚礼的时候,没有新郎,按照当地的风俗,她是和一只鸡拜堂成婚的。然后就坐了几个月的船,自己一个人,从顺德到菲律宾、新加坡、毛里求斯,终于来到了8000公里之外的马达加斯加,就凭着一张黎伯的照片,找到自己的丈夫。
我们见到她,问她到非洲后悔不后悔。她说,没有、没有,一天都没有后悔过,很幸福的。真的,我们见到的黎伯黎太,七八十岁的人,又健康又快乐。结婚50年,黎伯黎太养育了8个子女,黎太每天给黎伯做中国菜,从来不变。
在黎巴嫩还有6个中国女人,都是因为嫁给了黎巴嫩的男人所以到那里生活。他们中间有香港的、内地的,也有台湾的。只有一位有工作,她原来是上海的医生。其余的人就是作太太了。她们说,如果将来我死在丈夫前面,我一定要把我的骨灰运回中国,如果我丈夫比我先死,我就一定要回到中国度过余生。无论我们嫁到哪里,我们都还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就一定要回去的。
还有突尼斯的刘雯。
刘雯是上海姑娘,一直到今天,说话还是上海普通话。12年前她从上海化工学院毕业,顶着父母的压力,嫁给了当时班里的同学、突尼斯小伙阿里。
刘雯的家在突尼斯南部,就在撒哈拉沙漠的边上,这里蒙面的女人显然比北方多,说明这里比北方更加不开化。12年来,她是这个城市唯一的中国人,而且一直呆在这里。
刘雯说,这里的生活条件比上海差远了,但比我刚来的时候好多了。
生活条件很穷,但是刘雯从来没有想过要出去找一份工作,因为这里是一个男尊女卑的国家,她只能安心做家庭主妇。
刘雯已经完全熟悉了一个北非穆斯林的媳妇应该做的事。每天带着一个买菜的篮子,这是这里的女人不可缺少的。她学会了洗羊肠子,她说这是这里考验一个媳妇是否合格的主要标准。
“现在婆婆对我已经很满意了。”
最近,刘雯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是个二层楼,但是,房子很简陋,楼梯没有护栏,非常危险,母亲必须寸步不离自己的孩子。12年了,刘雯就是这样,努力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她说她在大学里学的全部专业都忘得光光的。
我真的不能理解她,一个漂亮的上海姑娘,现在变得皮肤粗糙、双手粗壮。
刘雯带着我们走遍了当地的市场,介绍当地的风俗。在镜头前,她一直是笑着的。但到后来,我们感觉到她内心的酸楚。我们问她:
“如果将来你的孩子长大了,也要嫁到国外去,你会怎么样?”
“绝对不可以。我一定不能允许孩子这样做。我自己知道那是什么滋味,”
储阿生的卢旺达传奇
卢旺达在国际新闻中,这是一片死亡的土地。
而卢旺达的中国人储阿生的故事,却让我感到了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如同野草般顽强的生命力。
辜鸿铭老先生总结过中国人:
“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淳朴的。因为中国人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淳朴。除了我上面提到过的那三种之外,还应补上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灵敏。”
储阿生是中国安徽人。1995年到乌干达做厨师。大概是因为名声在外,第二年,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最好的一家中国饭店以1000美元的月薪,聘他担任总厨师长。对当地普通人来说,1000美元是一个天文数字。在地,一般人的月收入大概只值50港币。
储阿生给人的感觉像是一个公关先生。高高的个儿,穿着一件牛仔衬衫,带一顶网球帽,挺拔而有活力。储阿生今年只有36岁。
每天早晨,他带着一个黑人助手,走在基加利的大街上。采购是他每天的第一项工作。在这里,无人不识中国厨师储阿生。他走到那儿都有人过来招呼他,跟他握手。在人群中,储阿生显得特别惹眼,他比本地人高出一个头,肤色最浅,笑着冲人们招手、拍肩,像是在合肥的哪个市场遇到了邻居。
买豆腐,差不多400法郎一块,还有柿子椒、西红柿、葱、豆角,这和在国内都没什么差别。然后到有钱人才光顾的超市里买冻虾以及中国调料。这都是从肯尼亚的内罗毕运来的。
市场上的人摩肩接踵,卖东西的似乎比买东西的还多。许多无家可归的孩子争着来为中国的厨师拎东西,这样,就可以得到100法郎的报酬。
因为5年前的那场大屠杀,卢旺达的孩子多已经沦为孤儿,人们的生活极为困苦。可是在那家中国饭店,却感觉不到贫穷的影子。储阿生说在这个国家,从总统到所有的高官,都认识他,因为他们都是中国饭店的常客。很简单的一盘宫爆鸡丁什么的,也要合人民币100多块钱。这种价位,普通人绝对不敢问津。这位总厨师长经常走到客人们身边,和这些达官贵人握手寒暄。
谈起中国菜,储阿生特别得意。
“中国烹调在全世界都享有盛名,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以前这里的非洲人根本不了解中国菜,是我把它带到了这里。我是这里唯一的中国厨师,不过我现在已经带出了几个徒弟,这些黑人也会做中国菜了。”
储阿生的故事成了卢旺达的一个传奇。
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糊里糊涂地到了这块土地上。70年代末他高中毕业,赶上了最后一拨上山下乡。1980年回到城里。没有考上大学,就进了一家单位,每天上班下班。储阿生觉得生活真没意思,他开始进夜校补习功课。后来考上了业大的法律系。毕业之后又被卷进了闯海南的潮流中。
闯荡海南的人大都偿够了失败的滋味,储阿生也四处碰壁。1989年,他申请去美国。等签证的期间开始学习烹调术。可惜他遭到了美国使馆的两次拒签。
实在没辙了,正赶上有一个去乌干达的机会。储阿生一直盼望着能到世界各地看一看,既然美国去不成,就掉头往非洲也不错。
他终于在非洲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厨师。他说,他在卢旺达挣到了他一生中最多的钱。
在1998年秋天的时候,储阿生离开了卢旺达。下一个目标是布隆迪。这是一个他从来没去过的国家,他决定结束打工生涯,到布隆迪开办一个中国饭店,他自己就是那家中国饭店的老板。
“中国人真的很棒!”
在香港,我采访了七八个摄制组的编导记者。对每一个人,我都会问一个问题:
“你们遇到的所有海外华人,无论是来自香港、内地或是台湾,他们自己把自己当成哪里人?”
“中国人啊,所有的人都称自己是中国人。不分地域,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不是中国人。”
从他乡归来,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张三说:“回归了,我才渐渐觉得自己是中国人了,这次出去,真的对中国人的身分挺骄傲的。”陈慧怡说:“单是看中国人,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相比当地人,中国人真的很棒。一有机会发展,就会很有成就。”
在萨拉热窝,到处都是写着“地雷!地雷!”字样的带子横在街头草地和建筑物的废墟上。邓婉楣说,在这个城市里见到最多的就是坟墓,很新的墓碑上,都是特别年轻的面庞。萨拉热窝内战三年,差不多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可是中国人真的很棒,就是在这片废墟上,我们见到了香港来的郭伟江。他认定战乱一定会给他带来商业机会,果然,他到这里来只有两年半,就已经开了多间时装店、餐馆和百货店,成为当地数一数二的成功商人。
转了一圈,吴国华发现,还是香港最好。
好在哪儿?
啊呀,在非洲,节奏那么慢,他们说话也是慢慢的。商店5点钟就关门了,6点以前要是还没吃饭,这一天就别想再找到吃饭的地方了。可是在香港半夜12点下班,还可以约朋友出来吃饭。
你们觉得,在海外的中国人与当地人主要区别在哪里呢?
中国人很勤劳,当地人很懒散,比如在亚马逊河,不工作也可以生活,可以吃香蕉、钓一条鱼也行,饿不死。可中国人不会因为仅仅吃饱了饭就行了。他们走到哪里都是最好的。这就是我们感到骄傲的。
中国人有理想,比如想多赚一些钱,想干一番比较大的事业,当地人吃什么住在哪里都没所谓了,有了钱就不工作了,吃完了花完了,就再去挣。
你们遇到的内地、香港、台湾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有,香港人的国家观念大概要淡一些,因为香港毕竟是一个城市嘛。在萨拉热窝有一个女孩,她是北京来的,她很想找一个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小伙子作朋友,她说他们有很大的权力,可以到她的餐馆吃饭,可以赚钱又可以不交税。大概只有北京的女孩才能想出来。
10个摄制组几乎在同时出动,这大概是其拍摄当年亚视最大的行动了。每个人都被要求打预防针,吃各种预防药,直吃得大家恶心头晕。不过最让他们恶心头晕的还是漫长的旅途。为了到马达加斯加,前后10次转机。萧美仪到巴西的亚马逊河,连续50多小时在飞机上、机场里,憋闷坏了。还有人摔断了胳膊腿,有人食物中毒。
我问他们怎么找到这些中国人的。
找中国餐馆啊!随便哪个国家肯定有中国餐馆,中国人走到哪里都要吃中国菜,只要找到中国餐馆就一定能找到中国人,只要找到一个中国人,就一定能再找到第二个、第三个。
“有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
1999.02.15
由日本喜多郎作曲。
合成电子技术和喜多郎对生命的深思汇集合成悠远宁静而又略带乡愁般忧伤的曲风更为节目增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