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功是通过意识的运用使身心优化的自我锻炼方法。气功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政府正式确定的正式名称，在古代有多种称呼，如养生、导引、吐纳、守一等等，不下30种。其中“导引”和“养生”最为贴切。导引，意为“导气令和，引体令柔”之意，比较全面地反映气功锻炼的内容，是技术关键：使“气”更平和，使“体”更柔软。养生，则更强调锻炼的目的，是内涵。为了呵护自我健康的导引和养生方法已经风行数千年，但是正式作为医疗手段之一而由中央政府权威机关颁布的则是公元610年。是年（隋大业六年），太医令巢元方（中央医院院长，相当于国家卫生部部长）发表《诸病源候论》一书。书中论述各种疾病的病因病机及症候变症，是中华医学史上最早也是最完整的一部中医病理学专著。全书共分五卷，六十七门，二千零三十九论。为张仲景著《伤寒论》《金匮要略》以来最重要的医学著作。此书不同于前人之处在于，全书基本不涉及方药，只在每论末尾写上“其汤、熨、针、石，别有正方，补养宣导，今附于后。”一笔带过。 相反，全书共载“养生方”或“导引法”289条，213种具体方法。可以说巢元方是集前此数千年医学气功成就之大成者。也是“医学气功学”最早的领路人。《诸病源候论》的问世，标志着气功在医学上的应用已进入成熟的阶段。“辩症施功”是本书的最大特色，全书所介绍的213法绝大多数是根据不同症候选用。五脏六腑诸病候均有不同方法。例如标明“肝病候”条目下的方法是“肝脏病者，愁忧不乐，悲思嗔怒，头眩眼痛，‘呵’气出而愈；“心病候”条目下导引法是：“心脏病者，有冷热，若冷‘呼’入；若热‘吹’气出”；“脾病候”导引法是：“脾脏病者，体面上游风习习，痛，身体痒，烦闷疼痛，用‘嘻’气出。”“肺病候”导引法：“肺脏病者，咽喉窒塞，腹满耳聋，用‘口四’气出。“呵”、“呼”、“吹”、“嘻”、“嘘”、“口四”六字用以治五脏病并非始自巢氏，五代梁朝之陶弘景（公元452-531）已有记述，但作为政府颁布之医疗方法则是巢氏的功劳。巢氏著作的另一特点是简明扼要。巢氏所介绍的各种方法均非常简单，便于日常实施。例如“风旋”，其养生方只有一个动作：“以两手抱右膝，着膺，除风旋。”仅八个字。治“大便不通”：“龟行气，伏衣被中，覆口、鼻、头、面，正卧，息息九道，微鼻出气。”寥寥14个字，把调形、调息要领剖明无遗。巢氏之法简明扼要，使得有志传播医学气功者易于效法和借鉴。术式复杂，不见得效果就一定好，相反，术式简明，却一定能开“方便”之门。

巢元方虽为医学气功之集大成者，但并非首创者。气功之用于呵护百姓健康早在远古就已盛行。马王堆汉墓文物的出土，张家山汉墓《引书》的复出，揭示了它曾经辉煌的一段历史。我们不仅可以从中得窥西汉以前经济、文化成就于一斑，而且从中更进一步认识到远古时期医学气功的伟大成就。马王堆出土的医学文献中除《五十二病方》《脉法》《阴阳脉死侯》等医书外，尚有关于经络文献三种：《阴阳十一脉灸经》两种（甲乙本）和《足臂十一脉灸经》一种，说明经络研究与医疗气功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关系。李时珍在《奇经八脉考》中曾指出：奇经八脉为训练有素的气功家所发现。因为“经络隧道，惟返观者能照察之。”马王堆《导引图》和竹简《养生方》更直接反映汉初医学气功的研究成果。《导引图》所载的是各种医疗气功的“功法大全”。其中的辩证施功更早于巢元方的时代七百年。《却谷食气》篇是写在出土《导引图》的同一幅帛上的另一篇医疗气功文献。此文是写在《导引图》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之后，说明三种文献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却谷食气》是医疗气功的有效手段之一，包含两方面内容：“辟谷”和“食气”，即通过一段时间的不吃粮食以达到治疗某种疾病为目的。《史记》说：张良“性多病，即导引不食谷。”看来“辟谷”治病至少在汉初上层有一定影响。“食气”又称“服气”、“采气”。此文正是介绍春夏秋冬不同季节里食气的各种注意事项及其原理。马王堆出土的《养生方》竹简木牍共两百余枚，主要阐明（1）养生必须顺应自然界的客观规律。（2）关注日常的饮食与卫生。（3）关注性生活的健康方式。《养生方》失传已久，它的再现，弥补我国传统医学性保健方面的空白。

1984年，湖北江陵张家山第二七四号汉墓出土大量文物。其中竹简1236枚。记载导引、医学、法律、算学、军事理论等方面内容。内中《引书》为导引学之专著，共有竹简112枚。墓葬时间当为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或稍后不久。比马王堆汉墓还早18年。书名《引书》为原题，意即导引之书。《黄帝内经》注说：“引谓导引”，“引”为“导引”的略称。全书由三部份组成：第一部份述养生之道，与马王堆汉墓《养生方》极相似；第二部份记载导引术式以及用导引术治疗疾病的方法。前者与马王堆汉墓帛画《导引图》有珠联璧合之妙。《导引图》有图无文字说明，虽有寥寥数字题图名，但难以窥全豹，《引书》丰富的文字解释，使人一目了然。后者的文字表达，与七百年后巢元方专著的叙述几乎一模一样，可见隋代医学气功的形成应发端于汉初甚至更早。《引书》的再现，使我们更加明确：第一，作为学术，医学气功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并未受道教、佛教、儒教的影响，更与武术不相干；第二，后世道书如宋张君房《云笈七签》中虽有导引的记载，均为“流”而非源；第三，医学气功作为自康复的养生手段，已在社会中相当普及。

虽然如此，医学气功进入主流医学则仍应归功隋太医令巢元方。尽管隋以前诸多名医都兼修气功。其中医圣张仲景本身就是精通导引的专家；一代神医华佗更是脍炙人口的五禽戏编者之一；梁名医陶弘景著《养性延命录》，上卷为教诫、食诫、杂诫、祈禳，下卷为服气疗病、导引按摩、御女损益，概述益寿延年的方法，在医学气功的研究方面多有成就。但是，隋以后的唐、宋、元、明、几乎所有名医都将医学气功视为必修且颇有心得，这便是巢氏的功劳了。

附：气功的现代定义

一词虽然古已有之，但始终未被普遍采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经刘贵珍先生提倡，气功一词才开始流行。同“导引”、“吐纳”、“养生”相比，气功一词似乎更通俗一些，但却引起了更多的误会。顾名思义，所谓气功，就是“练气的功夫”。于是，不少人认为：气功就是“银枪刺喉”、“头撞石碑”、“脚踩气球”、“口吞宝剑”；或者认为：气功是“内气外放”、“千里决脉”。然而，就本质而言，气功并非“练气”的功夫，而是“锻炼运用意识”的功夫。《淮南鸿烈》认为生命体系包含“神”、“形”、“气”三个要素，“气”只是排在第三位，只是沟通“形”与“神”之间关系的使者。因此，“气功”似乎可以定义为：通过意识的运用，使身心健康优化的锻炼方法。这里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方法，即通过意识的运用。当然，气功锻炼除了运用意识之外，尚包含其他要素，如形体的调整和呼吸的控制，不过，对气功而言后者的作用远不如前者重要。这是气功与其他体育锻炼的主要差别。通常的体育锻炼也包括三调（调心、调息、调形），但以调形为主导，调心、调息则为保证竞技状态优化的措施。

第二层意思是目的，即，使身心健康优化。这是区别它与运用气功进行杂技表演的“硬气功”的分水岭。气功锻炼的目的是使身心优化，而“硬气功”是为了演出效果优化。近年来由于宣传欠妥，造成某些群众崇拜外气，甚至以是否掌握这些技能作为进入“高层次”的标准，这是极大的误会。诚然，“气功外气”是客观存在的，在特定条件下，人体某些感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较常人敏感，但从气功的角度看，这些功能的超常发挥应以不影响自身身心健康为前提。发放外气，即使在古代也是习练气功者的忌讳，认为这是与炼丹过程相反的“倒丹”行为。

第三层意思是方式，即强调自我锻炼。其实，古今练功家无一不强调自我锻炼。可惜，偏有不少人轻信江湖术士的谎言，误服“仙丹”而丧命。据统计，唐王朝三百年中，二十一个皇帝就有半数以上因服用由矿石冶炼成的“仙丹”中毒而升了“天”。公元十一世纪的大气功家张平叔明确指出：“休炼三黄与四神，若寻众草更非真。”“四神”系指金、石、草、木，“三黄”即硫磺、雄黄、雌黄等矿物。意思是说，气功要自己练，而不是服食矿石药物冶炼的什么“丹”。张平叔还特别指出：“时人要识真铅汞，不是矾砂与水银。”在古代练功著作中，常用铅、汞比喻人在练功过程中元气和元精的结合。为防误解，特别指出了练功术语中的铅汞不是普通的铅汞。那么练功所指的“汞”和“铅”是什么呢?张平叔在《悟真篇》中暗示说：这是家家有的东西，是元气——元精的暗喻，它就在自己身上，只要坚持练功，人人皆能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