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句丽选择的外交战略伙伴不同，百济此时积极靠拢的是中原南部的东晋政权。为了应对高句丽的南伐，百济在故国原王死后的第二个月，即东晋咸安二年（372）春正月，便遣使入东晋朝贡，显然，这是与高句丽结交前秦出于同样政治目的，就是希望找到强有力的中原王朝做外部支援，争取更有利的外部环境。于是，便形成了高句丽积极结交北部前秦，百济积极靠拢南部东晋的对峙局面。面对故国原王常年用兵，民生困苦的局面，小兽林王暂缓搁置了对百济的报复打击，而是力图在创造外部良好环境的同时，积极对内实施改革，使高句丽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其措施有三：

一是引进佛教。据《三国史记》载：“小兽林王二年（372）夏六月，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四年（374），僧阿道来。五年（375）春二月，始创肖门寺,以置顺道。又创伊弗兰寺,以置阿道。此海东佛法之始。”尽管从其它文献可知，佛教作为一种宗教思想，在小兽林王以国家形式正式引入高句丽之前，民间已有所流入，如《高僧传》和《海东高僧传》所载记的关于东晋高僧支遁寄予高句丽僧人介绍竺法深书信的事件，[2]但民间力量对宗教的推动还是非常有限的，而小兽林王由前秦引进而来的佛像、经文，以及此后在国内奉迎高僧、兴建佛寺，则是从统治阶级层面，由国家的角度推行的宗教普及，这样的推广和表率作用是民间力量所不能企及的，所以，才称此举为“海东佛法之始”。此时，无论是中原内地，还是海东地区，都处于分裂时期，交战频仍，民众备受战争荼毒。如此动荡不安、灾乱不断的时局，人民亟需思想上的解脱和寻求心理上的慰藉与精神寄托。而作为上层建筑，中原诸政权以及海东三国的统治者也都需要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思想控制，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而佛教恰恰满足了此时大分裂的东亚世界的政治需要和社会大众的诉求，在中原政权崇佛极盛之际，高句丽小兽林王看到了佛教利于国家统治和民众教化的作用，于是率先在海东地区引入佛教，以巩固和强化其统治。正是看到佛教积极的影响，百济和新罗亦在高句丽引入佛教后亦纷纷效法，使佛教在海东地区得到了迅速且强有力的推广。而小兽林王作为引入佛教的首推者，此举无异于高句丽史上的思想大变革，影响了整个海东地区的宗教发展进程。

二是设立太学。小兽林王二年（372年），在其引入佛教进入海东地区的同时，还开启了文化教育上的改革，首设太学于高句丽，以教育子弟。[1]p221太学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在长安设太学，始设五经博士专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太学是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主要是培养统治人民的封建官僚，但是在传播文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据《旧唐书》载：高句丽人“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儒学对海东地区的文化影响尤甚，乃至时值当今在朝鲜半岛影响仍然十分深远，而这正始于小兽林王远见卓识的政治眼光和治政视野，才以高句丽为开端，迅速在海东地区开散传播，同样被新罗和百济效仿和学习。后来，在中原儒学的基础上，经过千年的演进和发展，“朝鲜半岛学者对儒学进行了深刻的理解消化，创造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儒学文化。”[4]这一切都是基于高句丽儒学以及效法汉制设立太学的基础上衍生发展而来的，小兽林王的文化改革为海东地区儒学传播乃至整体文化面貌的提升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三是颁布律令。小兽林王三年（373），高句丽“始颁律令。”尽管文献中未言明律令的详文和细则，但相信一定与国家成文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据此有学者认为，此应为高句丽国家司法体制的健全，该律令的颁布“完全剥夺了五部部长的司法权。”至此，“五部耨萨虽然名义上被称为各部‘军主’，实际上并没有调动本方部队的权力。进一步确定了王权的巩固。相信这是小兽林王继其祖父美川王之后，对五部部权限制，强化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虽然在《三国史记》中我们未能见到律令的条文，但在《旧唐书·高丽传》中却能见到载有：“其法：有谋反叛者，则集众持火炬竞烧灼之，燋烂备体，然后斩首，家悉籍没；守城降敌，临阵败北，杀人行劫者，斩；盗物者，十二倍酬赃；杀牛马者，没身为奴婢。”[3]相信这里所记的当为条文中主要之法令，但绝非全部，因传文所限而记以梗概，但已然反映了其法令的多方面涉及。正是由于高句丽有了成文法，且“大体用法严峻，少有犯者，”才造就了其国“路不拾遗”的良好风貌。

可以说，小兽林王当政初期的任何一项措施都是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堪称高句丽甚至整个海东地区里程碑式的政治改革，对东亚世界宗教、思想、文化、教育以及政治制度诸方面的促动都十分巨大。因此，小兽林王不逊色于高句丽史上任何一位君主，其政治口碑和历史地位极高，与史上首位广开疆土的大武神王一武一文，并称大、小“朱留王”。

其次，频繁的对外征伐。经过前期近四年左右时间的改革和休养，高句丽的国力有了极大的恢复，此时的小兽林王并未将亡父之仇忘记，待感觉时机成熟之际，在历经四年的隐忍之后，终于等来了征伐仇敌，为国雪耻，为父报仇的时机。史载：小兽林王“五年（375），秋七月，攻百济水谷城。六年（376），冬十一月，侵百济北鄙。七年（377），冬十月，百济将兵三万，来侵平壤城。冬十一月，南伐百济。”[1]p221从战争的结果来看，仅在小兽林王第一次南伐百济的战事中，便攻克了百济北部重镇水谷城。“近肖古王三十年（375），秋七月，高句丽来攻北鄙水谷城，隐之。王遣将拒之，不克。王又将大举兵报之，以年荒不果。”近肖古王欲以大兵夺回失城，但却因国家遭受年荒而不果，随后于同年冬天薨世。小兽林王应该说在首次出兵便达到了其雪国耻、报家恨的战略目标。但是，为了惩戒百济，力求高句丽在半岛压制性的优势，小兽林王并未因第一次出兵获胜便息事收兵，而是接连在此后的第二年（376）和第三年（377）先后三次出兵百济，如果不是因为遭受半岛普遍且连续的灾害年节，相信其一定会将对百济的军事施压一直延续下去。相比较之下，百济在首次应战失利之后，尽管在近仇首王三年（377），曾尝试反击，由国王亲自率兵侵袭高句丽平壤城，[1]p296但从同期百济频繁的灾害情况来看，它已然无力应对高句丽的军事打击。

再次，消极的和平对峙。尽管高句丽与百济有着三年四战的胶着战事，但在公元377年之后，双方都偃旗息鼓，进入了和平对峙时期，直至小兽林王过世，都未再启战端。从文献对四次战役的战况来看，双方之损耗并不惨烈，尚不能对任何一方造成危及国本的局面，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双方都默认息兵了呢？前文已述，早在公元375年，小兽林王始肇南伐百济，百济就因“年荒不果”而丢失水谷城；在小兽林王第三次南伐百济的同一年，高句丽也出现“冬十月，无雪，雷，民疫”[1]p221的灾情。从同书的其他载记可见，此时乃至后续的几年内，半岛国家悉数遭受自然灾害，史载：百济近仇首王五年（379），“夏四月，雨土竟日。六年（380）大疫。夏五月，地裂，深五丈，横广三丈，三日乃合。”新罗奈勿尼师今二十六年（381），“春夏旱，年荒民饥。”[1]p36百济近仇首王八年（382）“春，不雨至六月，民饥，至有鬻子者，王出宫谷赎之。”[1]p296想必这便是造成各方势力再无能力相互征伐，转而专心赈济和恢复国内经济，稳定民情和统治的初衷。

2012年7月29日，在集安境内的麻线河内出土了继广开土王碑之后的又一幢高句丽石碑，立刻引发了学界的强烈关注，这是一通铭刻高句丽守墓烟户制度的石碑，为高句丽研究提供了新的文字资料，其碑刻释文中的第七列为“□□□□□□□□自戊□定律教□发令□修复各於”，[7]对于“□自戊□定律”释文学界中众说纷纭，亦引起笔者极大的兴趣，因为这不仅关系着对该碑的树立年代及树立者身份的确定，更关乎着高句丽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认定。碑文中“□□定律”的释读主要形成如下意见：耿铁华、[8]张福有[9]和徐建新[10]等认为“□□定律”当为广开土王十八年的“戊申”年（408）；王飞峰则认为应是美川王二十九年的“戊子”年（328）；[11]徐德源先生认为是广开土王十九年的“庚戌”年（410），[12]等等。笔者则认为，该释文当为小兽林王四年的“甲戌”年（374）。从《集安高句丽碑》[7]所刊碑文拓本来看，所谓“自”字更趋近于“甲”，“戊”亦有“戌”之可能，所以笔者亦比较认同徐德源先生的释读，即所谓“自戊□定律”当为“□戌年定律”更为合理，所不同者，是徐德源先生释读的“庚戌”笔者认为是“甲戌”。

据《三国史记》载，小兽林王三年（373），“始颁律令”，[1]p221从干支纪年来看，该年为“癸酉”年，并不是“甲戌”（374）年，“甲戌”年当是小兽林王颁布律令的第二年。但是借助“广开土王碑”碑文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纪年对照可以发现，对于四世纪末高句丽王纪年的记载，《三国史记》是发生错讹的。据“广开土王碑”可知，广开土王即位为辛卯年，即公元391年，而《三国史记》却错误记成了故国壤王九年，即公元392年。因此,《三国史记》中故国壤王九年是错误的,其末年应为八年,与广开土王即位年同年。藉此，笔者有两种揣测：一是，基于金富轼《三国史记》中该阶段纪年有前后错位一年时间的笔误，那么小兽林王颁布法令的时间可能并非是“癸酉”年（373），而可能是“甲戌”（374）年；二，《三国史记》并未明载公元373年，小兽林王是于具体什么月份颁布的律令，可能正逢年底，而于次年正月之际传达全国，故习惯上高句丽人称其为“甲戌年定律”亦为可能。因为，能够被铭文在碑碣中的法条定律，相信在高句丽史上必定是影响极广且重大的事件，应当在众多文献中得到印证，而从其他文献中我们除了小兽林王在位时所颁布的律令外，并未见到或提起有其他法令颁布事件。故此，碑文中所记之定律，当为小兽林王所颁律令更为合理，只是在纪年上，文献所记可能尚有疏虞，而这种错讹金富轼在撰写时不在少数，错载于“癸酉”年（373）绝非个案。

所以，结合《旧唐书·高丽传》中的法条、《三国史记》中的“始颁律令”、“集安高句丽碑”烟户法铭文及“甲戌年定律”释文，可以相对清晰的勾勒出小兽林王于在位初期，制定并发布了高句丽首部系统且规范的成文法的事件轨迹。该律令涉及了国家机构完善和政治架构的诸多方面，所以被后来的广开土王所津津乐道，甚至铭文于碑碣之上予以传颂，因为此措施堪称是高句丽发展史上里程碑的事件。

广开土王碑中出现了高句丽前三王的王号，分别为“邹牟王”、“儒留王”和“大朱留王”，显然，所谓“大”者，乃与广开土王之伯父“小朱留王”，亦即“小兽林王”之“小”向区别和对应，所以正确的解读就是“朱留王”。有学者认为，“朱留”即为“朱蒙”，而儒留亦为朱留的同音异书。[13]显然，这种解读完全将前三王王号混淆在了一起，作为高句丽人自己树立的记功碑，不可能对自己的祖先有如此混沌的表述，其三王之“邹牟”、“儒留”和“朱留”当为不同意思的三个王号是没有问题的，不然不会同时出现在同一碑文之中。那么，对应来看，抛去大小的区分，朱留王字意应该正好分别对应着武神王和兽林王。从《三国史记》将“邹牟王”、“儒留王”和“朱留王”前三王分别溢美称为“东明圣王”、“琉璃明王”和“大武神王”来看，邹牟对应为东明，儒留对应琉璃，朱留对应则为“武”。所谓圣王、明王、神王皆为后来的修饰词，其与冉牟墓志中又称好太王为“圣王”、“圣太王”如出一辙，实质上都是对王的一种尊称，没有特别的意义，在高句丽语中亦无实际上的差别。从大武神王和小兽林王分别葬于大兽林原和小兽林村可知，朱留所对应的就是武和兽林，兽林实际上应简化为“兽”，所谓“兽林”中的“林”乃衍生词。而兽者，从高句丽文献中称光武帝亦为光虎帝、[1]p187称大武神王亦为大虎神王[18]p3可知，其行文中“武”与“虎”通用，一如中原文献中“元”、“玄”避讳通用一样，其本意是相同的。所谓“虎”者，高句丽发源之地便为玄菟郡，玄菟，本意“北方之虎”。虎作为海东地区食物链的最高等级，指代那些贤君雄主便不难理解，其实质是赞颂大武神王和小兽林王俱为高句丽史上雄才大略之君王。

那么，可见两者王号有着如下的对应关系：

大 武 神王

大 朱留 王

小 兽林 王

小 朱留 王

《三国史记·地理志》中载，新罗“遇王县”本为原高句丽县“皆伯县”，而又载“王逢县，一云皆伯，汉氏美女迎安臧王之地，故名王迎”。日本学者板桥义三据此认定“王逢”当为对应“皆伯”的汉译，“王”对应的是“皆，“逢”对应的是“伯”。[14]罗新先生以此认为，“皆”便是高句丽语“王”的读音，进一步提出，“皆”与“解”同，非指高句丽初期王姓，而是官号“加”（即“兄”系官爵）的异写，高句丽早期的“解”（皆）实际是“加”，后来称王后，将“加”爵转递授予了官员。[15]显然，这是一种非常生硬的的语音对应，以“王逢”来对应“皆伯”完全是用汉语意境下的臆想，更无法解释“遇王县”与“皆伯县”的对应，因为再从“遇王”来对应“皆伯”的话，王字对应的就不是皆，而是伯了。况且，“加”的官号夫余早已有之，而夫余王姓解同时存在，因此便推翻了“解”初为国王官号，后以王称之而将“解”（加、兄）之官号降而为大臣官爵的可能。此种以汉字音译而来的民族语言地名，绝不能再以汉字对应而加以解读，如满语“窝集”为“森林”，“毕拉”为“河流”，无论如何不可以窝对释森、集对释林、毕对释河、拉对释流，否则将谬之千里。且，从大武神王所记为“一云大解朱留王”，小兽林王所记为“一云大小解朱留王”，可以分析，若将“解”理解为高句丽早期王称的官号，那么便成了大王朱留王、小王朱留王，显然这从语言表达方式上是说不通的，“解”只有从姓氏的角度出发，才能诠释这样的记载。此外，关于“解”的发音，究竟是“jiě”还是“xiè”？通过《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烽上王条的记载便可发现，当读“xiè”（谢）音，而不是“jiě”（皆）音。烽上王元年条载：其“讳相夫，或云歃矢娄”，[1]p213从其名字首字可知，无论是“相”还是“歃”，其发音都近似“谢”音，而非“皆”音。可见，直至小兽林王时期，其王室仍沿袭着以“解”为王姓，而非许多学者认为的那样，在高句丽太祖大王时期便存在一个由“解”姓转变为“高”姓的过程，[16]从中国正史可知，中原最早以“高”姓称谓高句丽王的是《宋书》中之长寿王“高琏”。[17]如此，也印证了高句丽并非建国伊始便“以高为氏，”[1]p175至于所谓“国史高丽本记云：‘始祖东明圣王帝姓高氏*”[18]p37之载，皆为高句丽全盛时期，为前人修史之需要，或为高句丽亡国后，后人撰写附会之作，不足为征。

因此，从小兽林王的王号我们可以看出高句丽的王姓及王号特征，了解到高句丽中期发展的社会情况，尤其是王室政治日趋成熟的脉络。

综上所述，小兽林王因其在位期间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韬光养晦的发展国力，在高句丽史上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贤能之主。因为他所引进和实施的包括宗教、教育、政治律令等一系列措施，加速了高句丽的封建化进程，强化了王室的统治地位，促进了整个高句丽、乃至海东地区的文化发展和进步，所以能与开国前三王之一的大武神王并称为高句丽史上的“大、小朱留王”。正是基于其卓越的施政方针，才使得高句丽在海东地区优势的明显提高，其采取的相关政策长期影响着高句丽政治的发展走向，为高句丽各项制度的完善开创了先河，更为后来广开土王时期高句丽全盛局面奠定了基础。

[1][高丽]金富轼撰、孙文范校勘.三国史记[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2][萧梁]释慧皎.高僧传[M].竺潜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高丽]觉训.海东高僧传[M]，新修增补大藏经,北京:中国民艺出版社,2005.

[3][后晋]刘昫.旧唐书[M].东夷列传·高丽,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张鸿.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影响[N].中国民族报,2012-10-30.

[5]杨军.高句丽五部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4).81-86.

[6]孙炜冉.高句丽烽上王之死考辨[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54-59.

[7]集文.吉林集安新见高句丽石碑[N].中国文物报,2013-01-04;集安博物馆.集安高句丽碑[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3.

[8]耿铁华.集安高句丽碑考释[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3(3).1-5;耿铁华.新发现的集安高句丽碑初步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13(5).1-11.

[9]张福有.集安麻线高句丽碑碑文补释与识读解析[J].东北史地,2013(3).40-49.

[10]徐建新.中国新出“集安高句丽碑”试析[J].东北史地,2013(3).17-31.

[11]王飞峰.关于集安高句丽碑的几个问题[C].长春：高句丽渤海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135-153.

[12]徐德源.新发现集安高句丽碑铭文主人公及部分铭文释读之我见[C].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1-11.

[13]梁志龙.高句丽国王名号相似现象的分析[J].北方文物,1999(4).81-87.

[14][日本]板桥义三.高句丽の地名かぅ高句丽语と朝鲜语·日本语との史的关系をさぐゐ[C].载アレキサンダ一·ボビン/长田俊树主编：《日本语系统论の现在：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s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日文研业书（31），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一,2003:131-186.

[15]罗新.好太王碑与高句丽王号[J].中华文史论丛,2013(3).71-91.

[16][韩国]金龙善.高句丽琉璃王考[J].历史学报(87),1980.46-62.

[17][南朝]沈约.宋书[M].高句骊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高丽]僧一然撰、孙文范校勘.三国史记[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苗威、孙炜冉：《高句丽小兽林王考述》，《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