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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1981年，王静珠为编写一部“四人帮”残害革命老干部的作品而走访了公安部和最高法院，在此期间她偶然被公安部领导带到北京少年犯管教所，看到了“文革”催毁道德和法制，导致许多青少年误入歧途，也看到了家长与少年犯会面时令人痛心的场景。在少管所的所见所闻让她深受触动，决心改变创作选题，写一部关于“少年犯”的作品。她说服丈夫张良与自己合作。二人用近半年时间走访了广东、北京、辽宁、山东、上海等地的少年犯管教所和监狱、劳改场所搜集素材，与少年犯、管教干部交朋友。在此期间，他们也担心“监狱”题材是创作禁区，而习仲勋在“八劳”会议上的讲话，坚定了他们对于用艺术的形式挽救失足青少年的信心。

投拍过程

采风归来后，张良与王静珠将剧本修改了四稿后送珠影厂审查，然后再根据意见反复修改。然而，1983年，就在剧本改到第八稿时，全国展开严打斗争，电影厂领导认为《少年犯》剧本与严打精神背离，决定退稿。此后，张良拍摄了影片《雅马哈鱼档》，但他和妻子从未忘记《少年犯》，想方设法要让《少年犯》复活。为此，王静珠给时任司法部长的邹瑜写信，汇报了采访少管所、创作《少年犯》的过程，还随信寄去了文学剧本。1984年12月，邹瑜在上海召开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时，接见了王静珠，公开表达了支持，而上海司法局也同意出资协助拍摄该片。1985年初，经协商，由上海劳改局投资60万元人民币，由张良联系珠影协调挂靠电影厂标事宜。由于珠影拒绝让电影挂该厂的厂标，张良只得找到深圳电影公司的领导袁小平、张文泽求助。袁、张看过剧本后，不但同意影片挂靠，甚至提出改由深影独资拍摄该片。最后，经上海司法局、劳改局与深影、张良三方磋商，达到协议，仍由上海方面出资，由深影和上海司法局双方共同出品，利润按三七分成。在草拟协议时，上海和深圳方面提议以张良为首的摄制组也参加分成，但张良谢绝了。

剧组筹建

由于深圳影业公司成立不久，没有创作人员，因此深影领导申明艺术上由张良全权负责，经济上由王静珠独立监制。当时，请其他电影厂的人员参加摄制组，必须交一笔不菲的劳务费给电影厂，而张良资金不足，所以他的摄制组由从社会招聘而来，人员来自二十几个不同单位，甚至有几个主要摄制人员是第一次接触电影。不过，五十名摄制组成员在报名前都看过剧本并深受感动，认同张良的创作主旨：挽救孩子，故而摄制组在精神上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了贯彻影片主旨：张良还要求摄制组成员人人与参与拍戏的失足少年交朋友，让孩子们感到温暖，鼓励他们重新做人。

结尾设计

在文学剧本定稿时，摄制组对于结尾产生过争论，有人认为全心全意挽救失足少年的谢洁心竟管不好自己的孩子，等于是自我否定，而且好人没好报，观众在情感上也会过不去。张良却觉得，现实生活中并不是好心的人必得好报，更不是好人的孩子都能成为好人，坏人的孩子也不一定是罪犯。生活是复杂的，导致犯罪的因素千变万化，任何人都不能丧失警惕。为了给家长、社会敲响警钟，他坚持用谢洁心孩子犯罪作为结尾。

演员选择

在影片开拍前，张良曾到专业剧团寻找扮演少年犯的演员，但无合适人选。他也曾去正规学校物色，但又担心学生们进了少管所体验生活反被污染。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决定启用在押的少年犯在片中扮演少年犯。他的方案得到司法部支持，上海司法局、劳改局允许他在上海少管所任意挑选，凡被选中的少年犯，表现出色的均可获得奖励。最后，他在上千名少年犯中选中了18人试戏，通过对比人物的外形及性格，选中了三人饰演主角。

表演指导

参与该片演出的少年犯由于被监规束缚已久，在排戏时很拘谨，台词虽背得熟练，却只是背书，不会按人物、按性格说话。张良就请管教干部在排戏时离开排练场，然后鼓励少年犯们好好演戏，争取宽大处理，还利用片中人物与他们的相似的遭到启发他们。渐渐的，孩子们放松了下来，进入表演状态。不仅是导演张良，全摄制组的人都在教少年犯们演戏和做人。后来，张良在拍戏时生了重病，少年犯演员们集体凑钱了买了慰问品来探望，还写了慰问信，令张良感动得落泪。

监狱实景拍摄

导演张良认为影片的主旨是“挽救孩子，造就人才”，要唤起父母们的共鸣，必须拍得真实、生动、感人，必须让镜头真正代替观众的眼睛带领观众一起到高墙里看孩子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服刑和接受改造的，从而引发人们思索社会、学校、家庭如何担负起责任，防止孩子犯罪。为达到上述目的，他决定在上海少年犯管教所实景拍摄，用纪实的拍摄手法记录犯罪少年们的生活、学习、劳动的场景。在拍摄中，剧组对少管所的实景改动较少，只是将宿舍、饭堂、课堂的墙壁颜色改成灰色，以便使影片的色调统一。

在拍摄少管所家长接见会的戏时，参加演出的有真正少年犯的家长，真实生活中，少管所的家长接见是以中队为单位每月一次，在司法部门支持下，剧组组织了几个中队同时接见，为了使人数达到拍摄要求，又组织了群众演员参演。为使群众演员能像真家长那样动感情，剧组人员事先向他们做了动员，讲解了挽救失足青少年的社会意义，请他们把被接见的少年犯当成自己的孩子对待，劝说孩子们走回正路。少管所女队中有一名女孩，从判刑以来家长就没来见过她。在拍这场戏时，剧组请一对老夫妻以外公外婆的身份来见她。虽然女孩知道是拍电影，但仍然被两位老人感动得流下泪水。

主题歌创作

该片的主题曲歌词是张良与王静珠合写的。剧组一开始请了上影厂的专业作曲家为主题歌作曲，但张良觉得他缺乏犯罪少年在铁窗内的特殊感受，作品捕捉不住犯罪少年那种悔罪的心情。他转而请上海监狱在押的音乐界犯人作曲，但那些成年罪犯的作品仍不似少年犯的心声。最后，张良给参加演出的18位少年犯念诵了主题歌的歌词，鼓励他们自己写一首呼唤妈妈、向妈妈倾诉悔改心声的歌。18人中的李春生谱写了曲子，由扮演沈金明的王佶试唱，张良听后当场落泪。他不但采用了李春生的曲子，还请专业作曲家来润色，并决定由王佶演唱。

该片反映的青少年犯罪问题是牵动着千百万父母、教师和社会学家、司法工作者的心的问题。影片拍得极为真实，表演得又非常质朴，许多情节都催人泪下。（《今日中国》评）

该片率先将“滥情”的笔触由“文革”的心灵痛史引入现实中的“动乱”后遗症，企图以一种温情主义的母性来规劝和疗救“文革”后失足少年的灵魂，为人们营造一个在历史的陷阱中进行自我救赎的道德乌托邦。（《新京报》评）

该片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纯朴、真诚的关系。政府对于少年犯的挽救是真诚的，孩子期望得到父母的爱也表现出来了。正因为有这些真诚的纯朴的感情，所以影片很动人。但也有不足，片中写的犯罪原因是低层次的，只是写写家庭，反复强调是家庭，但没有说明家庭对少年犯罪到底应负多大责任。（原电影艺术中心书记徐庄评）

该片在情与境、情与理的统一中展现了少年犯由恶向善、由丑向美转化的内在依据和外在条件，揭示了生活发展的规律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所以它真实可信，具有说服力。它向观众揭示了一个看似平常却被有些人忽视的道理：“人是需要拉一把的，更何况他们还是些孩子”。这是该片的立意之一，也是作品震人心魄、具有巨大感染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电影新作》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