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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秉和（1870年4月27日~1950年4月10日），字节之，号石烟道人，晚号滋溪老人，学者称槐轩先生，河北省行唐县城西南滋河北岸伏流村人。晚清进士，官员，著名易学家。尚秉和博学善文，喜玩金石，工于绘事，精通中医，于易学造诣渊深，是象数派易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品有《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诂》、《周易尚氏学》、《周易古筮考》、《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辛壬春秋》及《易说评议》等易著之津梁。
尚秉和出身于世代耕读之家，生于公元1870年（清同治九年）。他资性聪颖，早年肄业于本邑龙泉书院，后游学于保定莲池书院，师事国学大师吴汝纶（曾国藩弟子），专攻古文经史之学。
公元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中举，翌年成进士，分工部，时年33岁。
1904年（光绪三十年）入进士馆，学习法政；翌年十二月，调入巡警部。
公元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补主事，翌年擢升员外郎，又得京察一等，记名军机章京。公元1909年（宣统元年）入京师大学堂，为国文教习；翌年丁父忧，服阙复为民政部员外郎，晋三品通议大夫。
1911年辛亥革命后未脱宦场，仍吏隐于内务部，任该部第三科科长，署理营缮司司长。在此期间，曾奉部檄往热河，查避暑山庄古物；从塔宣抚使为参赞，遍游张家口诸边塞；因赈至汉口，查赈河北；足至蚌埠、济南、沈阳……浮沉部中者十多年。虽曰为官，实亦隐逸。奉命出差，公务之余，访名山大川，吊先贤遗迹，适心惬意，不亦乐乎。后干脆辞官去职，执教于国立清华大学，开始课徒著述之生涯。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北，尚氏愤而返京，任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教授。
1937年（一说1938年）应聘执教于保定莲池书院。嗣后卢沟桥事变，遂蛰居家中不复出。抗战胜利后，南京国史馆聘为纂修。
1950年周恩来邀赴中南海，4月10日病逝。
简介
尚秉和经过二十多年的潜心研究，对《周易》的筮法、治易的根本诸重大易学问题上，建构起自己独特的，并因此在中国现代易学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
欲学易，先明筮
朱熹说：“《易》本为卜筮之书。”易本为卜筮而作，不讳的史实。然自近代始，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许多治易者以为易讲筮法涉嫌迷信而避之唯恐不远。这未免失之偏颇，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周易》这门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把握。尚氏不为时俗所囿，大声疾呼：“欲学易，先明筮。”认为学易必须寻根溯源，只有先明《周易》的占筮方法，方能进入《周易》之门。他说：“易本用以卜筮。不娴筮法，九六之义，即不知其何来；而《系辞》大衍一章，尤难索解；春秋传所谓某卦之某卦，亦莫明其故。故学易者宜先明筮法。”
尚秉和发愤搜辑古代筮案，逐一“考索古代易筮条例，以证《周易》筮法的基本程式及其文化内涵”，成《周易古筮考》一书。是书上自《春秋左传》、《国语》，下迄明清传记所载，凡以辞象为占而存有本卦者，概为辑录。凡得筮案一百有六则、一百一十卦，依类排列，逐一剖析，揲蓍之法遂昭然若揭。其或词义怪奇、深奥难知者，则推求本卦，章解句释，以俾学者洞明筮辞及旨趣，而有所遵循。其中有晋郭璞之占龙车诸卦，明胡宏之筮陆阜遇冯刘得祸，千百年来从无人能解其义。尚氏按卦冥思穷索，一一剖解。此外，尚氏对朱熹所定之“筮仪”即筮法规则，亦能有所阐发，以臻完善。而对易学史上有关乾坤“用九、用六”之义的讼争，尚氏也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谓用九、用六乃圣人之发凡明例，示人以筮法，即九六者只乾爻坤爻之代名，非筮得之九六，而“见群龙无首吉”、“利永贞”二语乃释用义，而非占辞，且专指三变成一爻，而非六爻全变；其谓六爻全变者，乃《左传》杜预注之误，“尤足正汉、魏以来注疏家之谬，扫除蒙说，独标真谛，于经义阐明尤为有功”。
象为易之本
尚秉和以“象为易之本”为准的，对中国历代易学发展及其流变一一加以审视，对其功过是非，作出独到的评价：
一、以左氏为代表的春秋人，乃解易之楷模。尚氏认为，春秋人言易者，无一字不根于象，且于易用正、用互、用覆之法，亦无不依样揭出。而其谈易象者，尽在《左传》、《国语》。故易师莫先于左氏，《左传》、《国语》所取象，为最古最确之易象。
二、以焦延寿为代表的西汉人，治易犹承春秋人重象之遗风，最为正轨。尚氏认为，《焦氏易林》亦无一字不根于象，能得《周易》之真谛，可谓第二《易》。然东汉儒者如郑玄、虞翻，虽知说易不能离象，然于象之不知者，则浪用卦变或爻辰以当之，牵强附会，虚伪支离，使人难以置信。
三、三国魏王弼扫象阐理，避难就易，倡“得意忘象”之说，学者喜之，其道（指义理之学）大行，渐不识易为何物。至有宋演为空谈，而易遂亡矣。
四、清儒治易，以汉人为依归，然于汉人之曲说，亦靡不依据，以为护符，甚至求象不得，亦使卦再三变以成其象，奉虞氏为不刊之法则，而易学遂故步自封矣。
阴阳相须
吴挚甫先生《易说》，于大畜云：“凡阳之行，遇阴则通，遇阳则阻，故初、二皆进，而三利往”。于节云：“易以阳在前为塞，阴在前为通。初之不出，以九二在前；二则可出而不出，故有失时之凶。”尚秉和承继了其师这一“阴阳相须”的原理，认为它“实全易之精髓，为二千年所未发”，并结合自己治易实践，加以阐明、发展。
他以《易林》为例，谓“《易林》乾繇词不吉，以纯阳也；乾之坤亦不吉，以纯阴也。至泰、否则皆吉”，断言“盖易之道如电然，同性则相违，异性则相感。阳遇阳，阴遇阴则窒；阳遇阴，阴遇阳则通，是易林之定例也”，进而推之，《周易》卦爻辞凡言利有攸往者，皆阳遇阴也，如大畜九三是也；凡言征凶者，阳遇阳也，如大壮初九是也。惟阴亦然：小畜六四上承二阳，则曰有孚，阴遇阳则通也；反之，颐六二曰征凶，六五不可涉，阴遇阴则阻也。应该承认，尚氏这里提出的“阴阳相须”的原理，乃解易之至确原则。把它运用到治易的实践中去，诸多难以理解的《周易》卦爻辞也就迎刃而解。
尚秉和先生对易学的主要贡献是在易象学方面。他提出“易辞从象生”的观点，无疑是指导人们治易的正确方针。而他从注《焦氏易林》中发掘出来的百余条久已失传的易逸象，以及从中归纳出的易用正覆象、对象、互象、大象、半象之法，“验之于《左传》、《国语》的占象而合，验之于《逸周书·时训》的准象而合，验之于《周易》卦象也都基本上相合”，因而解决了易学史上诸多悬而未决的易象问题，其对易象的贡献在近现代是无人可与之比肩。王晋卿因而称赞尚氏“使西汉易学复明于世，孟子所谓其功不在禹下”。
尚秉和生性耿介，口讷于言，勤于笔耕，著作等身。据不完全统计，尚氏著述殆有四十多种，涉及史、地、经、诗、文诸领域，或已刊，或存稿，或散佚。已刊者，如《辛壬春秋》、《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素为史学界所重；《周易古筮考》、《焦氏易诂》、《焦氏易林注》、《周易尚氏学》，更是易学扛鼎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