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十日

上世纪自湖南武岗迁蜀，始居郫县。家贫父服贾成都，遂占籍为华阳人。昌龄弱冠中光绪戊子（十四年）乡试，壬辰（十八年）选庶常，谒选得陕西白河县。历宰商州咸宁，所至多干济，有廉声，百姓赖之。为抚部岑春煊、藩司樊增祥所器，陡凤翔、西安两府。时清庭倡言新政，凡兴学、练兵、劝工、饲蚕、修铁路、遣游学等，昌龄身领八局，综核名实，次第毕举。革命事起，昌龄离陕还蜀，民国初，任蜀中审计院长、内务司长，黔中道尹。返蜀後，任政务厅长。时蜀方多故，昌龄不欲诡随，遂逊位以去，专力慈善事业。成都旧有慈惠堂者，约有田产一百馀亩，民国十二年，众推昌龄主其事，不二年，大著成效。其馀慈惠堂机关曰普济堂、育婴堂、幼孩厂、济贫厂、恤嫠局等，皆以亏蚀残败，不能支，昌龄乃合并之为一， 总入慈惠堂，规模遂大，田宅租税，厘然有经。川督杨森，以惠昌火柴厂入之，始有资二万元，昌龄举债以广其业，累资至二千万元，因更名培根火柴厂。继设培根工厂，培根学校。又立女婴教养所、民生厂、幼孩厂等，凡织布、缝纫、石印，制鞋制纸、苏裱、木器等手工业，无不分科举办，挹工商所赢以为慈善教育补助。四川节制数易人，权阀干治，而於昌龄皆恭敬如一，发议导善乡舍无间，故能持久而有功。俗为善堂者，多用鬼神为号召，务扶乩邀福为事。昌龄悉割除妖妄，衷诸礼教，以轨於正。晚近饕戾成风，通都大邑，多外托善名阴为奸利。昌龄能知人，别善恶，汲引端士相助，出纳谨严，铢忽必饬，躬亲综严，帅以廉直，有谕俗诏事之文，丁宁款密，为杨所称。方日警亟，时昌龄於所居构防空垒，扃鐍深固，凡慈惠堂文契簿籍泉币之属，皆庋其中，亲加钥焉。弥留之际，以钥付其老妻，嘱之曰：“必得後继者，以钥公畀之，他勿得启。”昌龄殁後百日，其妻集耆老故旧於堂，奉钥以授继任张澜、徐孝刚发之，得房宇管业证二十有七，计为房二百四十九间，又独院二十四所；田产管业证计八千三百四十八亩有奇，现金百数十余万。观者莫不耸叹感服。无锡秦寄宇旧仕蜀中，有田二百余亩，高昌龄之义，悉纳所有，请设养老院，隶慈惠堂，养老百人，且自寄养其中。慈惠堂有果园，密迩昌龄之居，不肯轻摘一果，曰：“吾将保其实以润狐穷，敢自甘呼？”每日公事毕，归食於家，不得归，则挈盒以往。晚蓄二小犬，恒携以随。一日堂中人偶饭之，昌龄诇知之，遽斥其犬曰：“勿滋堂中累！”其守介不私如此。昌龄少服膺宋明先儒之书，毕生处事接物，推原经术。晚与同郡徐炯等办大成中学，以尊孔子之道。殁之日，家无馀财，年七十有四。

（录自《国史馆馆刊》，黄穉荃撰）

作者: 陶亮生

编者按：陶亮生先生以八十余的高龄，根据亲身见闻，撰写了一篇长达七万言的《五老七贤亲炙记》，这是一篇可贵的史料。

“五老七贤”是解放前成都市民对一些有名气的绅士的尊称，这些人大都是在政治上有过较高的地位，学识比较丰富，持身也比较端正，敢于仗义执言，为人民说话，在当时成都社会有一定影响因之他们的事迹是值得记述的。

由于我们的选辑篇幅有限，对陶老此文，只能分期刊登，除有第一辑已刊登其中《我所知道的徐子休》一文外，本刊又刊出《尹仲锡与慈悲惠堂》，其余诸人事迹将在今后陆续刊登，以飨读者。

尹仲锡先生名昌龄，本四川郫县人，家居省城，入华阳县学遂为华阳人，父名培墉，读书有识见，因贫学贾。又因为人能干，以商号伙计被主人拉作干股东，遂由劳方变为资方。主人生意兴隆，由成都发展到川东、重庆，再发展到汉口，培墉遂为汉口分号的掌柜。武汉近江南，好买书，培墉节衣缩食，随时购名贵书籍寄家，资二子诵读。长子元理，次即先生，先后入学为秀才。商号股东以别方面的生意亏折，至将总号拉垮，负债累累，例由各股东摊赔。培墉为债主勒索，经常年届除夕，不敢回家。先生兄弟因处境日困，而治学益勤，不数年，先生中乡试，债主乃稍事宽假。越一科，先生便成进士。入翰林，得各方资助，将父债还清。培墉由是为封翁（即因子孙显贵，诰封父祖的荣典），新春受贺了。

明清两代丧乱之际，政府皆外重内轻，在朝内做官，只有薪俸，别无收入，一般清苦，而在外面作地方官，则额外收入较多，一般都能致富。按当时制度，成进士翰林之后，即进翰林馆学习朝章国故三年，还须经过大考，然后散馆（即毕业），分等第，授编修，检讨等职。考试不及格者，以知县分发各省外用。出身富贵家庭的新翰林，则希望得编修，可以坐致卿相。寒士鏖不起资格，只想“克己求现”，到外地作官，可以救贫。这种情况已成当时公开的秘密了！要达到外放的目地，其窍门是在大考的试卷上写一破体字①被试官朱笔一抹，便不及格，但阅卷大臣一般是阁老（即宰相），尚书之流，这些大老，年事高，眼睛近，为了怕他们发现不出破体字来，只好把这个破体字誊写得特别大，阅卷大臣一眼看出，施红勒帛，立刻降级。穷翰林得此处分，都喜上眉头，门盈贺客。尹先生即由此分发陕西“知县即用”。与翰林“即用知县”，禀到后不得超过一百天，定要放出去上任，不久候补，人称“老虎班子”，言资格硬扎的意思。禀到（即报到）的规矩，是长官（总督或巡抚）上坐，候补人员依次列坐，长官按册呼名，本人趋前请安②，递手本③，长官相年貌，看履历，命退就坐。官运亨不亨通，这短短的几分钟内，就可以占卜得出来。益年少貌美、资格硬扎者，必优先得缺，古今都是这样。尹先生最可笑，少年苦学，搞成近视眼，离不得眼镜。翰林在京见京官，见宰相，皆平揖，不请安，现在外放，必须请安。他听到呼名，趋前晋谒，请安仪注不熟，长官似乎有些冷眼了！又因见长官必取下眼镜，他取下眼镜后两眼顿黑，摸不着手本，情绪紧张，在地上瞎摸，长官更觉难于忍耐。他忽然想起手本原放在靴筒内，急取呈递。长官看了，便说：“贵县是散馆出来的呀！兄弟亦是散馆出身，辛苦辛苦了，快作准备，我即与你查缺。”尹先生暗笑，我不愁你不给我查缺。不十日，便奉委去署白河县。

白河县在陕南，地本苦寒，加上连年灾荒，匪多民散。先生认为必先清除匪患，招集流亡，搞好生产，民才得安。乃兴办团练，操习技击，他本身也腿缠锡瓦，驰马挥弋，布衣粗食，与团丁共甘苦，仅仅马前一锣一伞，表示是官。先生说他这些作法，是从于清端公④书中学来的。不一年大见成效，以治绩卓异调繁难大缺，所至无不风行草偃，政声大著。可是，由于他为官清廉，也负了一身的重债。专制时代，整个政局虽然黑暗，但遇到稍有天良的上司，还是要认真考察下属，提拔贤能。陕西州县有四个大缺⑤渭南第一，先生不久遂调渭南，接樊增祥的事⑥；后又升商州知州，作各州首长，十年后乃实授凤翔知府。先生能名著陕西，而问官司、断讼案更是秉公持正，丝毫不苟，民众呼为尹青天。当时，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每年秋操，朝廷分别调能员进京参观，先生官渭南知县时，即被调北上一次，官知府，又再调，不仅为袁知，且曾拜大肉之赐⑦。突有满洲亲贵密遣人来要好索贿⑧。先生怕玷污自己的清白，赶快回陕，由于亲贵索贿不得，此后多年，先生虽累被保举卓异，始终不升官，做知府一直到清廷覆灭。庚子之变，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西安，供应浩繁，西安知府胡埏，成都人，号称干员，还办不下来，求凤翔府帮助。先生乃请他的兄长尹元理来支援，所以后来成都人多传说“尹三爷办皇差”的故事。

两宫回銮，胡埏升道台、赴安徽，先生奉朝命调首府，可见慈禧亦知道先生了。先生官首府，与藩司樊樊山最相得，言听计从，身兼八局（事关全省），人人满意，功劳皆归诸藩公，藩司亦推让贤能，逢人便说，“我一生低首谢宣城”（李白句）意即终身佩服尹先生。时旗人申允为巡抚，樊山眼中是看不起这位顶头上司的，时时私下露些心事与先生听，说他要参劾申允。先生说：“国（即本朝）是满人的天下，以下参上，一定吃亏，不如忍些气。事权既在我们手中，一庸人指手画足，亦害不到好多百姓。”樊山始终对申允不迁就，劾文作好，拿给先生看，希望为他提意见，先生力言不可。樊山说“我这篇奏议，是从气节出发的。”先生说：“情节简单，满纸怒气，气多节少，功怕难收。”而樊山不听，卒以此罢官！樊山去，申允仍重先生。申允去藩司钱能训护院，先生丁母丧，八局仍不听辞职⑨。辛亥革命陕西都督为张凤翙，张原来是西安府衙门的差役，因事被先生打过二百扳子开革者。此人通袍，豪健自喜，招纳亡命，竟成大功。任都督后，迭欲拜访先生，先生以为将施报复，谋出走。不意此人一来，先伏地叩头，承认过去一切错误，自言不是大人打我一顿，会更拖烂，今得出头，都是大人教诲之力，务求大人出来帮忙，使全陕人民得见青天。先知其诚，因而敢为胡薇元缓颊，出胡于狱。胡薇元浙江人，进士出生，诗文能手。分发四川候补，未补官时，曾掌嘉定府九峰书院，赵尧生先生出其门。及官华阳，又拔识先师林山腴先生，有船司空斋诗行世。后由四川升调陕西，代尹先生任西安府。西安辛亥革命起义爆发，几为张凤翙所杀，幸先生一言，乃得归老成都。

先生卒不为张用，亦返成都。时尹昌衡任四川都督，欲请先生任内务司，而袁世凯电促先生晋京，简放贵阳道。贵阳巡按使刘显世亦极重先生，先生因此援引了许多有才干的川人在贵州做县知事，促进了川黔两省人民的互相联系。

护国战争以后，贵州政局易人，先生卸职回蜀。他虽历任重要地方官逾三十年，归家后却无一椽之庇，赁屋以居。他善于填词度曲，写过不少川剧本，“离燕哀”一剧流传甚广，“龙舟会”（此剧、本诸王船山）、“五人墓”等，老艺人犹有知者，这些戏的教育意义，至今仍未过时。蔡松坡率师讨袁，由滇及黔，听见黔人称颂先生，及入成都，视先生为伊尹、吕尚，时时请益。蔡居蓉旬余而去，以省政付戴戡，嘱戴必请尹先生为政务厅长，川事始能办好。戴登门多次，先生不出。徐子休为先生昆仲共事多年的人，呼徐为三哥，徐深惜先生有政治才干，而历官外省，川人不曾受惠，故民国初元即想先生出主政务、肃官常，今蔡公拳拳致意，欲惠川民，情不可负，力劝先生一试，乃就政务厅长职。先生委任知事，不仅凭资历才能，即声音相貌，亦细心观察，作到心中有数，然后委署。戴戡有一次要安插几个人作县知事，未得先生同意，即行定局，先生遂称病求去，戴百般道歉，乃暂留。先生以川汉铁路股款未耗尽者，尚存交通银行，为进步党人掌握，戴亦进步党人，请戴出力争回，作为四川建设之用。因电财政总长梁启超求索（梁为进步党党魁），未得结果。先生又鉴于戴与督军罗佩金有矛盾，军政不协，政必无功，甫一年，就辞去，而蜀乱大作，戴战死。此后邓锡侯作省长时，又欲先生出主政务，报纸揭载先生不愿问政的函扎，言词极苦。后刘文辉任四川省主席时，训练县长，礼聘先生特开讲座，除讲授五种遗规，外先生还采集有关吏治资料，编纂成书，亲切讲授，希望官不尽邪，民少受害，虽未能生大效，但先生一片苦心，感人至深。

成都慈惠堂有一大宅，榜书“慈惠堂”三字，这是一所官办的慈善机构，有田三百余亩，加上政府拨给的救济经费，可养活鳏寡孤独废疾之无依者三、四百人。它创始于清朝雍正之初，大府委员督之，称为总理，民国以来，政乱财窘，救济经费，逐渐挪作他用，堂务日废。市政公所成立后，市政督办陈光藻（字鸿文），对堂事颇具热情，认为这个机构是办慈善事业，要有实惠，不是虚名，绅办胜官办，要先生出来主持。先生鉴于过去曾奂老主持筹赈会时，银元化为废纸惹得穷人怨骂，不肯重蹈覆辙。机时其它一些有名人物，听说先生不干，就纷起钻营，欲染指慈惠堂，陈光藻却婉言谢绝，天天上先生的门，叩请支持，闹得先生之兄元理先生不得清静⑩，才用“激将”法过先生说：“老四，你的性情固执，惹起外面一些嫌话，说你尽管有‘尹青天’的招牌，可是五十几岁还无后人，只怕有些缺德的地方。”先生问：“从何听得？”元理先生知道先生最佩服的人是徐子休先生，便答：“徐三哥听到的。他并向我说。慈惠堂有田养几百孤寡，眼前的公益事你都不肯作，一旦被军方提去，则那些孤寡必将饿死，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了（见《晋书》、《王导传》）。”先生被这番话激动，就挺身出来办慈惠堂。

先生莅事，见三百多鳏寡老弱皆面黄水肿奄奄待毙，知系每天两顿稀饭营养不足所致，乃节省行政费，增加给养费，本人不支分文薪水，他每天到堂办公中午仅买四百文（即两个铜板）的粑红苕充饥，并系自掏腰包，不许堂内供应，（些句系郭君穆同志增补）在他这样克已奉公的带领和精打细算的安排下，终于使所养诸人，由每日两餐变为三餐，稀饭改为干饭，待他们体力恢复，然后逐渐把这个消费机构转变为生产机构。跛者、可使守门；瞽者、可使习乐。男编箕帚，女搞缝纫，慈惠堂逐渐兴办了三、四十个生产服务机构，如成衣铺、鞋帽铺、裱褙铺、印刷铺等。各部门皆制定条例，共同遵守。如鞋铺料子，由堂内趸买，做一双鞋，规定利润若干、几成归堂，几成归已。吃公饭，食费不扣，挣私钱，人人喜欢。但对私钱也要加以管理，每月你用几成，用你的户头代你向银行储蓄几成。因为这些穷人，本是被人丢出来无挨靠的，现在有了手艺，能挣钱，亲人来认，还得顾家，能够结婚，还得使他们成配，他们有了存款，在这类情况下便可提取。甘愿出堂回家，自食其力者，存款全部由本人提去。出堂的人偶然眷念故旧，回堂看看，还有两餐一宿的招待。

慈惠堂事业一天比一天发展，群众相信，捐助者多。育婴堂、孤儿院，都交慈惠堂接管了。所养的人越多，所生的财也越大。于是是先生把丁公祠办成一所“文诚义塾”，选孤儿之优秀者肄习其间，专学国文、数学、英语三科。英语好的送到武汉、天津工厂学技术；国文好的，荐到军政界任司书，别人乐于接受，认为受过道德教育，能力强，工作认真负责。

一般军阀都很坏，但他们也不是一件好事都不做。由于先生品德无亏，把慈惠堂办得好，军人也愿意来捧场效力。成都凤凰山。是清末新军的营房所在，有陆军公园，规模宏壮。赖心辉任省长时，拟另建营房，将旧营房拆除。房料堆积如山，赖命整个送给慈惠堂。尹先生则利用这些木料在外东大田坎一带修成一条街，开设不少商店，慈惠堂发了一笔财。清末，周孝怀任劝业道时，在九眼桥附近办过火柴厂。民国以来，房子还在，一贯驻兵，已经破烂。尹先生想恢复这个火柴事业，向军方首领杨森说，可否将这所破房送给慈惠堂搞生产？杨森应允，立命军队迁让。先生验收讫，估计建厂开工，非万金不办，正在作难之际，便有几个以支持慈善事业为名，却想从中牟利有军人来说：“听说仲老要办火柴厂，没得钱，我们愿意投资集股，成全此事。”先生是不懂生意的人，便问：“你们投资目地安在？”军人们说：“按股分红。”先生说：“你们入股，大家把赚的钱分了，鳏寡孤独还吃什么？”军人们哑口无言，踉跄而去。先生遂到中国银行去会行长周询（字宜甫）。周问：“先生忙得很，何以有暇来访？”先生遂说明欲向银行借万把块钱修火柴厂。周说：“银行借款，要有抵押品。”先生说：“我和家兄有郫县田六十亩，红契可否作抵？”周说：“银行放款要货物作抵。”先生说：“这就难了！”立刻改口说：“有！有！”徐徐从包内掏出一张大红的翰林名片交给周说：“我这三个字值不值一万元？”周大惊，说：“先生大名，何止才值万金，请收存好，我想办法。我是行长，要首先遵守行规。但行长本人借钱不要抵押， 不过有一限度。我私人错伍千元给先生救急，不论早迟赐还都可。”先生错到这笔钱不久，便办起一个培根火柴厂来了。

先生办事，与晋书载桓温睹棋相似：“不胜，不轻下子。”慈惠堂各项手工业，务求工坚料实，以信誉创销路。培根火柴厂的商标，是一个小孩端着碗吃饭，目地为育婴，人呼为“娃娃牌”，每一根都得用，不但畅销全市，还推销到外县，邓锡侯就首先以六县防地许其专利。火柴原料如磷、钠、钾之类，多购自国外。欧战将作，先生又向银行贷款，购进原料，足资十年之用。抗日战争中国土大部沦陷，娃娃牌火柴竞至销到敌占区内。先生酒酣耳热，曾为我谈，这是他平生得意之笔。其后先生感到娃娃牌商标的含义有所未足，于是更名为“扇牌火柴”。在火柴盒面画折扇一把，上有前语六行，系先生亲手撰书。其文是：“厂中余利，专恤孤穷，若有私心，天地不容，以扇喻善，奉扬仁风。”（更名扇牌一节，系郭君穆同志增补）

市侩如孔祥熙，来成都时亦曾参观慈惠堂所办的各项事业，极口称赞，并捐助二十万元。在法币贬值的威胁下，只好将这笔钱买田，于是慈惠堂就变成了有八千多亩田的大地主。正因为他是有许多佃户的地主，当敌机乱炸成都之际，又赖以救护了堂里的孤寡盲人，渡过了难关。因为成都人口众多，向外疏散，人人都有走投无路之苦，慈惠堂田亩遍四郊，企业星罗棋布，转徙由已，八千多鳏寡孤独废疾，务使各得其所。惟一大群瞎子最难安顿，坚决不肯疏散。因为这些瞎子皆有手艺，在成都可以挣钱，一疏散下乡，饭虽得饱，却无市场，尹先生感到难于强迫。适逢一夜大风，把旗杆折断（国民党规制，各机构每日升降旗有仪式）了，先生遂以鬼神之道诳瞎子说：“这是大祸将至的凶兆。你们不走，只好我陪你们同归于尽。”数百瞎子闻言大哭。先生猛然想出办法来，急招管理田地的职员们开会，问明距各乡场不远的佃农，得四百多户，则通知他们克日进城商讨要事。先生对佃农们说：“你们种慈善机关的田，应以慈善心情来报答田主。敌机轰炸，救死扶伤，人人有责。今天请你们来，为的是疏散瞎子，希望你们一家领一个回去照料，为我分劳。我亦不忍过分劳累你们，只要求初到你家时，床铺厕所，使瞎子摸惯走熟，三餐同你们一样吃饱，待秋收纳租时结算，断不亏负你们。格外有桩最重要的任务，瞎子工作所需的材料，由城里随时给他们送来，只是每逢场镇赶集日期，早饭后，你们照料他们把售货担子挑好，牵着他越陌度阡，走到场口找个安稳地址，使他坐定，然后引他行个通场，于场尽处又找个地址叫他坐惯，走不上四、五次，他便熟了。他在在街上干活，你们的人可先回家，待下午生意完毕，市场散了，瞎子在原地休息，等你们来牵他回去。必使他不走下田，不陷入厕，保证他们的安全。秋后你们纳租时减让多少，凭瞎子说句话，也就算数。你们做得到否？各佃农听到先生对瞎子如此关心周到，深深感动，齐声答到：“做得到。”于是先生向众佃农叩头，下一全礼，众佃农无不感动泣下！堂里犒赐他们之后，他们便各引瞎子回家，把瞎子当做自己老人一样地看待。疏散数年，瞎子无一横死者。

先生借折断旗杆来劝说瞎子下乡，是对鬼神邪说的利用，实则先生一贯善用此法。慈惠堂经营的企业多，财物富，侵蚀偷漏，势所难免；工人多了，吵嘴闹架，更是常事，处理起来，十分困难。慈惠堂当初大概是用古庙改建的，庙内灵官神像一直保留不废。先生觉得灵官很有用处，每逢朔望，必肃衣寇焚香敬礼，堂内出了盗窃财物事件，对可疑之人，以送官威胁，他都不怕，但听到喊到灵官面前睹咒，他就怕了，于是暗地抛出盗窃的财物，或磕头认错，求观后效，先生必呼入密室，慰教而掩盖之，不加张扬，由此，犯者日少。

气类相感，得道多助，这是常理。慈惠堂部门很多，独无养老机构，先生感到不足，但在抗战期间，却突然添设起来了，是什么人帮助的呢？有一位秦斋余先生，浙江平湖人，锡良任川督时邀参幕府，专办报销，今所谓总会计师，直到民国四年陈宦督川时，此人还未出省幕。他有一继室，一独子，蔬食布衣，积钱不少，除有良田六百亩外，京沪武汉各地地尚有存款，妻子都不知道他有多少钱。他儿子留学美国回南京后，蒋政府给以工作，已娶妻生子，对父母情意淡薄，很少来信。秦老年思子，带着一笔钱到南京看望儿孙。不料其子初尚以礼相待，同桌吃饭，久则嫌其脏，中餐西吃，再久则约父别居，父就约，始知为寄宿舍，等于赶他出家门了！秦内愤，告归，付饭钱，儿媳居然领受。秦十分伤感，看破破父子天伦情谊，归舟至宜昌，即缮就呈文，邮递重庆四川省主席刘湘，愿将所有田产捐赠成都慈惠堂，请省府备案，以免将来子孙来争夺继承。刘湘感到奇怪，又是从宜昌寄来之函，疑为疯子，未予置理。秦回成都，到慈惠堂访尹先生，略述经过，问慈惠堂已否奉到省府通知。尹疑此老或系一时受儿媳刺激，愤而出此，未必真欲捐产。殊秦复又具呈省府，再申前请，刘湘乃令成华两县勘查田产属实后通知慈惠堂接管。尹先生乃亲去回拜此老，攀谈之余，方知他是清末纳捐知府，人称秦太守已多年了。秦向先生说：“我有钱，还老无所终，穷人怎过呀？请仲老将这笔田产收入拿来专办养老。”先生道：“慈惠堂还无养老机构，我正感歉咎，得公大力相助办成，钦感无已！但养老机构要设一主任来管理，拟请公来承担，我来纳总，如何？”

从此秦太守便成为慈惠堂职员之一，直到解放，仍留用为省救济委员会干部，后安排为市政协委员，我在市政协认识他，年已九十了。闻五几年汉口银行清出他一笔七万元的多年存款，通知领取，他亦捐作救济费用，一文不取，夫妇皆以布衣蔬食终。

由育婴堂进入慈惠堂教养成人的男女，先生皆为之择配，盲不配盲，残不配残，审慎周详，还要给他们办赔奁，先生既作翁姑，又作岳丈。自甘出外成家立业者，悉听其便，他们婚后归宁，堂里还要招待。孤女中有的聪慧貌好，又习有技艺，在慈惠堂受到良好道德教育，因之外间来求婚者亦多，先生虑其受骗，虑其作妾，尤为审慎。外人知先生有盛望，亦不敢欺负堂里出嫁的孤女。有一孤苦少女，被继母逼其卖淫，女不从，时遭毒打，四邻不平，拥女奔慈惠堂，叩请先生收留，先生命育婴堂诸母悉心防护，汲汲为之择配。婚期已定，继母欲嗾使恶少多人，闯入礼堂捣乱，先生侦得消息，临时挽请四川省主席张群亲来证婚，继母才不敢妄动。

先生既正直干练，又善理财，刘湘统一四川，将省府由渝迁成都，请先生出任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先生约刘培之和我作财整会秘书，为他帮忙。亲见先生审阅公文，丝毫不苟。他因短视，胡须剌纸，簌簌有声，我们窃笑他是啃桌子的老吏，实敬佩他认真负责的精神。永川专员沈鹏和其他一些由蒋政府中央派来的官吏，由于银钱手续不干净，经先生批斥，被省府调免的不少。

先生又兼任省赈务会主席，一些比较正派的军政人员，卸职后自请来为先生作助手的不乏其人，如余中英、林味兰等都是。他们不要薪水，每日准时上班。有一笔川北的款，为专员刘某久握不放，省赈会行文督催，亦置不复。某次该专员突来见先生，执后辈礼，并强拉先生及同室办公诸人赴海国春餐馆午餐，先生禁不起他的纠缠，只好迁就应邀。途间乘机向余中英说：“这顿饭吃不得，如吃，几千元赈款就吹了，你身边如有钱，可前去先会账。”余果先去柜上招呼，因他曾任市长，宴罢，刘某付钱，柜上坚不肯收，刘气沮，返任后只好将赈款汇还省赈务会。

抗战期间，省外难民流川，安揖抚绥，由省赈会负主要责任，许多流离转徙的难童，举目无亲，都由慈惠堂一手包揽，数达四五百名之多，疏散下乡后，又为疫疠所传染，先生每隔数日，必下乡看望，闻有死亡，辄哽咽不食，英法两国在蓉教士和医生多人，自请效劳，巡行抢救，才将疫患扑灭。

先生终生为人操劳，然闲适之趣，有时也善于寻觅。慈惠堂总理办公室里仅有硬椅几把，桌案函电文书，鱼麟杂沓。一贯为他义务帮忙制定规章、撰写公告函电的如郭仲权、李培芝、李重瑶、洪均亮等皆大笔手，笔砚稍闲，先生就与这几个人论文谈天，风生四座。我有一次往，先生说，你来得好，我们到后院去看教瞎子打扬琴。盖先生本人便解音律，择堂里青年盲瞽，嗓音清亮者教其弹唱，礼请名艺人、名票友义务传习，我当天看见的就是先生亲戚乔仲权先生正在唱白帝城托孤的老生。成都旧俗，中人之家办喜事，往往请一棚扬琴艺人来助兴，取其热闹。由于唱扬琴的多是瞎子，女宾都可环坐而听。先生说，瞎子唱，可以听，但确实难看，我要把他们打扮一下。至今回想，真有趣味。当时兰袍玄挂，是国民党政府规定的文官礼服，先生为瞎子们各备二套，头戴红结六合瓜皮帽，一律墨晶眼镜，望这俨然，近亦不恶，生旦净末末分组为朋，外配琴师杂役二人，则用眼睛好的，使其负具偕行。预印有招聘单，或昼或夜，唱戏几出，如何招待，给钱若干，都有具体规定。届期杂役领队，瞎子并肩鱼贯而行，琴师殿尾，衣冠楚楚，赴主家鬻艺。于是慈惠堂扬琴名冠成都市。由来堂内所收弃婴，多不知其为谁家子女，于是只好或姓婴，或名慈，或名惠，今市曲艺团扬琴老手洪奉慈，就是当时慈惠堂教养出来今还存在的一个。

先生主慈惠堂不几年，居然生子，名志纯，直至七十四岁寿终，还未纳媳。然每进育婴堂，群儿涌来，争唤爷爷不置；群乳母争抱所收养的弃婴来，争夸肥硕，先生慰劳分甘，人人满意。巡庖视厕，励短引长，细致周到。史称郭子仪子孙众多，问安惟示点额，比诸先生犹不及也。周总理说，只要我们把国家搞好，天下儿女都是我们的儿女，先生就是把堂里所收弃婴都当成自己的子孙看待。

先生宦达早，不曾教过书，因系大成会员，应徐子休先生聘，为大成学校文专班学生指导过史学研究。我于先生乃考丽泽会课多次受知的弟子，下笔给我改过文字。先生家住马王庙街，终身为洪均亮作佃户，疏散期间，借住火柴厂闲房数间。我亦因疏散，主办外东成城中学，暂居校内，与先生一江之隔，过从较密，先生挈其子来，与我拜门，我不敢当，录取为成城高中生，毕业后入川大。先生每来我处，无话不说，叙及家私，至为琐细。他说，法币贬值，原来每天割肉一斤，只好减为半斤，再减为四两。牛肉要相因些，近又改吃猪肉为牛肉，儿女知趣，专让老人肉食。他说：“人家说我善理财，实则慈惠堂各部门诸公之力，不过我不象孔祥熙、宋子文把公家的钱往自己的荷包里装而已！”先生尽管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却从未赴重庆或南京出过席；蒋介石来成都，在北较场场接见士绅，谈及学生品德问题，先生说：“书有书谱，画有画谱，菜有菜谱，茶有茶谱，人更是要有人谱（书名，刘念莹作），多宣传这些书史，多标举正派人物，风气哪有不转变的。”他的意思，是说蒋的班底子坏，害了中国。

陕西三原举人干于右任，试礼部，已获选，有人讦其为革命党，遂遭黜落，返原籍，巡抚派先生查看，先生用打草惊蛇法资其出走，于感甚，终身称先生为太尊（士绅对知府的称谓），先生父母皆葬西安，于曾特购飞机票陪先生西飞扫墓。北方沦陷，先生以此生不能返先人骨，作诗颇酸恻，曾为我言，术士说他只能活七十岁，过期数载，虽不验，实衰矣！一日过我，我和内眷都不在家，而小儿守舍，望先生下车，步履蹇涩，两儿奔迓，呼太老师，掖入寓斋小憩，先生摩二儿顶，问东问西，久而后去，次日，以函达我，谬赞为有教育，有福分。不逾月，闻先生病甚，驰车往省，抵九眼桥，遇林山腴先生，相问何往？目地适同，因下车皆行，至火柴厂，入室，见先生偃卧藤椅，补被萧然。前一二年，先生曾私语我，慈惠堂事，他想交文藻青接管，商诸政府，政府认为风浪大，怕文禁不起。所谓风浪大者，盖如许繁杂的一个机构，几同独立国，觊觎者众，因之迟延至今。当时先生家内有其兄元理及洪均亮在座，先生说，使我能再活一年，看见这八千多鳏寡孤独有个下落，死亦瞑目！林先生乃牢骚满腹之人，一中把先生的话打断，说：“现在睁着眼睛的人都没路走，你还惦念着你那些瞎子啊！你当想你过去得意的文章，与樊山唱和时的乐趣”。先生果然兴奋地答：“山公（当时年辈虽稍长的人，也以山公呼林先生）二十几岁考尊经书院诗，课题为‘杏花春雨江南’，许多秀句，至今我还背得出来。”洪均亮竞争先背出。先生又扯到慈惠堂去了，以诙谐中语喟然而叹，说：“我死后慈惠堂要成为北元魏的下文。”（三字经云：北元魏，分东西，先生料今后慈惠堂的闪途，只有被豪绅争夺，拖烂到分家具了事。）元理先生截断他这种念头，说：“我们老四就是这些脾气。刚才山公喊你想高兴的事，你偏要自寻苦恼！”坐了将近一小时，我们告辞，先生还勉强起来与林先生和我握别。走出大门，林先生说：“仲老手冰冷，阳气不通，恐将作古人矣！”我归家正午后三钟。六钟顷，便有人来告，言在东大街撞见尹三爷买寿衣棺木，我急忙奔赴，先生落气一小时了！饰终之典，闻出自省政府，因先生是省赈务会主席。

先生行述，出自林先生手笔，遭乱遗失，至今追忆先生行事，时间很难准确，言论事实，遗漏更多，上面所写，绝无增饰之笔。先生死时，各方哀悼文辞极多，赵尧老（熙）、林先生、商藻亭、周孝怀、江翼云、李培甫师及谢无量皆有撰述，我举庞石帚诗中一句“人惜亭宁宰相才”来作总结。

先生出殡前夕，我命两个还在上小学的儿子大文、大章明日绝早起床，同我去为尹太老师执拂（挽柩以行）。黎明，偕行至宋公桥街，儿子眼睛亮，远远望见送殡行列，惊问我：“尹太老师又没有做官，何以那个高个子警备司令严啸虎也带着人来吆小菜担子，为太老师出丧清道呢？”我乘机教育儿子说：“人只要道德文章为世所敬重，就比做官还贵，立德、立功、立言，为之三不朽，尹老太师便是太上立德的头等人物，所以社会上都尊敬他。”我们行过九眼桥，忽听前面在吵闹，盖旧俗大出丧，必将孝幛、孝联、用竹杆扎好，用人拿着，像仪仗那样，缀队前行，数百瞎子请求充仪仗队，治丧人员因路不平，虑其颠顿，坚不同意。瞎子们大嚷说：“总理对我们那么好，他百年归天，这点心都不要我们尽啊！”因而一齐大哭。群情感动，准其所请，但为安全计，一个瞎子配一人掺扶，路人不知，认为是什么新的典礼。我们送丧，直至宋潜溪祠旁茔地，行礼乃去。后十年，闻茔地被征，迁葬牧马山。

先生子志纯，有父风，在北京工作，女三人，皆能持门户。旧时曾为先生铸铜像，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随时有人在像前焚香礼拜，以类迷信，遭迁撤。

附注：

（一） 破体字即俗字或简笔字。

（二） 请安：满族人礼节，跪一只脚。

（三） 手本：即手版，用红纸书姓名、籍贯、出身、履历。

（四） 于清端公：于成龙，清初能吏。

（五） 大缺：即重要富庶，事繁难治，而县官陋规收入较多县缺。

（六） 樊增祥：字云门，号樊山，当时有名诗人，与先生为同年翰林。

（七） 大肉之赐：是清朝制度，由皇帝物赏臣下吃的肉食。

（八） 索贿：清朝亲贵知道某人将要升擢，便遣人向其索贿即代向皇帝吹嘘，不得贿须从中梗阻说坏话，使不得升迁。

（九） 丁母忧，八局乃不听辞职：清制，丁忧三年，不能作正印官。八局为临时差使，非额设正印官。

（十） 不得清静：先生兄弟数十年不分财，不异居。

（成都华西日报1942年12月1日社论）

当此盗跖纵横，贪鄙成习之今日，尹仲锡先生逝世之噩耗传来，使吾人格外悲痛，格外忧惧，引笔悼之，略抒胸臆。

综观先生之生平，由翰林出仕，而知县、知州、知府、而审计院长、内务司长、政务厅长、又省参议员，国民参政员，中央振济委员会委员、粮食部顾问，斯可谓荣矣。然而环顾宇内，车载斗量，其生也不见使吾人敬，其亡也不见使吾人悲，先生之文章，或见诸书法，或见诸舞台、或见诸时论，斯可谓美矣。然起视书肆，充斥满目，其存也固不足使吾人羡，其亡也亦不见使吾人惜。先生之事业，则以慈惠堂为枢纽，以育婴、养老、义教习工无不展布，斯可谓善矣。然而彰善显德，以欺世盗名，滔滔者天下皆是。其成也固不足使吾人钦，其败也亦不使吾人痛。呜呼先生，其生也使吾人景仰，其死也使吾人悲痛，尤使吾人忧惧，则别有说焉。

其一曰，先生经营之慈善事业，其资产五千余元起，累至数十百万、千万、万万；由经营无息借贷起，扩至孤儿弱女之养教嫁娶，其开支款项动辄万计。而先生年逾古稀，疏散寄居培根火柴厂，与孤儿弱女同起居，其寄居之室无地板，有人启问其故，答云经费支绌，无以营所居，噫！慈惠堂有良田八千余亩，而先生无之；慈惠堂有街房数百间，而先生无之；慈惠堂之财产，为先生手创，而先生仅寄居无地板之房，以终余年，此钜万资财，尽涓滴施之于孤贫老弱，自身竞不获一地板之酹报；孔子云：“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当盗跖纵横，贪鄙成习之今日，如先生者戛戛乎其难矣！

其二曰，先生经理之慈善事业，大部自强梁手中争来，且常须经剧烈之搏斗，而成千累万之孤儿弱女，亦在先生庇护之下，未遭鹰噬，更在先生庇导之下，赖以生存发展。先生从未一度刊登广告，以资宣传；亦未发布新闻，以鸣得意；更未见名人题揭，以事表扬，尤未见受者志感，以肆歌颂。噫！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善言自饰、锦旗自造、碑碣自立、世人已恬然不为怪矣，以视先生，能不耳烧面赤乎？此吾人所以景仰先生，此吾人所以痛悼先生者也，先生逝矣，而待先生乳哺之孤贫老弱，眼前之已有二千数百余人，来者尚不知多少，其谁能挟已饥已溺之怀而抚之育之？慈惠堂之资产如此钜大，有先生在，累积日增，养教日广，先生死矣，谁能挟急公好义之心，而不享受地板之微经以之营之？此先生逝世之噩耗传来，使吾人格外悲痛，格外忧惧者也。吾人谨盼代表市民之市参议会，主持公益之市政府，特别注意，期无负于五十万市民悲痛景仰之尹老先生。

作者：张耀华 商洛日报

生命，短暂而脆弱。有的人，却以己之大德大智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彻感悟，给一方创造着精神与物质的财富，惠泽后人，生命也因此而不朽。曾任商州知州兼商州中学堂监督的尹昌龄先生，便是这样一位知行结合之人。

尹昌龄(1868—1942)，字仲锡，晚号约堪，四川郫县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历任白河、长安、渭南、咸宁知县，邠州、商州知州，凤翔、西安知府等职。1910年丁忧回籍。清廷腐败，民心思变，他同情革命，曾在住所内隐匿过被清廷通缉的革命党人。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三十三岁的尹昌龄先生，从邠州知州离任赴商州任知州。下车伊始，呈现在这位一向视兴学校、广教化为最的州牧面前的，除了闭塞与落后，别无他物。最能说明此种景象的，是先生手书之《创办商州中学堂碑记》，概略叙述，当有裨益。

碑记之首，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商州土风不振，弊在无书无师。书院徒存空名，其弊又在无款。虽欲礼罗名俊，讲舍宏开，计无所出，束手而已。”此时，西学东渐，“朝命初下，改建学堂”。先生以自己的睿智和凭着对时代机遇的敏锐把握，以及对商州民风淳朴、重教兴学之风厚重的洞察，带头捐钱，开始了他艰难而又卓有成效的办学之旅。筹款之艰自不待言，仅引先生之叹“办事之难，莫难于筹款”，便可窥测当时情状。办学之资稍有初基后，先生欣然地说，从此之后，选拔德才兼备之人管理学堂，可以预想商州弦歌之化百年不衰。

爱教之深切，当为之计深远。办学之资，取之于民旨在兴教，如何不被“奸人所觊”，确保百年铎声传承，又成了先生思虑的焦点。先生不惜引用《庄子·外篇·月去箧》中“不乃为大盗积者也？”来表示自己的忧患，并对那些可能对其剖豆瓜分者，“以盗官银论”进行威慑。在碑文结尾，先生警示道：“敢昧此心，神其殛（诛杀）汝！”

世界上，没有比广植桃林，启人智慧、教人向善更重的事情了。学校，是这一重任的主要承载者，可谓任重而道远。周子曰：“名胜耻也，实胜善也。”先生作为一州之行政长官，其他功业似已缺失不传，惟办学之绩却载入史册，其智德久久弥散在商洛中学一代代学子心中，“翱翔乎道德之林，沉酣乎仁义之府，耳濡目染，日变月化。”曾国藩亦有言曰“地瘠多栽树，家贫勤读书”。对于地域经济不发达，想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孩子来说，此话尤显意义深远。

与其说先生在书写碑记，不如说是在为后世商州人树立了重教兴学的榜样，为商州历代学子开辟了一方精神乐园。历史也在此定格：据陕西省教育志办公室考证，商州中学堂即今日之商洛中学，是陕西省创办最早的中学。1903年元月，陕西巡抚允升，嘉奖尹昌龄办学成绩，通令各府、州、县“视为模范”。从而在全省兴起了创办新学的热潮。

为使世代后学能永远铭记这位先贤——商洛中学的创始人尹昌龄先生，营造浓郁的校本教育氛围，商中在中心花园塑立了先生铜像，并于碑座之后全文拓刻了先生所撰之《创办商州中学堂碑记》，让先生的精神时刻昭示后人。

尹昌龄字仲锡，四川华阳县人，翰林出身，清光绪三十年（1904）曾任凤翔知府，风骨崭然，清正廉洁。处清末政治腐败之秋，锐意改革。到任后，首先由教育着手，于文庙东旧考院地址创建凤翔府中学堂，并附设师范传习所，培养师资。将高等小学堂移于儒林巷“凤起书院”地址，大加修葺。提倡科学，增新课程。对府中学堂的图书、仪器、标本、教具一律购置齐全。严立教规，整饬校纪。延聘品优饱学之士，充任教习。同时，在陈村、柳林、彪角、横水四大镇筹办公立初级小学堂。在县署下设立劝学所（即今教育局），专司督办（此处缺十数字）一新。办理之善，为全省之冠。

清末，外侮迭兴，不平等条约，一再签订，赔款割地。发不聊生，百业不振，风俗日非。尹昌龄到任后，除兴办教育外，兼重实业，提倡耕织，教发务桑养蚕，在旧试院地址设立凤翔府蚕桑学堂，在东关成立工艺厂，聘请四川教师讲课传艺。招收学徒百余人，校厂互用，理论实践相结合。并研究改进了民间旧式织布机，从而时生产了宽面平布和条子布，并织丝制品绸、绉、绫、缎，一时人争效仿，起到了改进织布的良好效果，所产布、绸质地优良，经销全省，凤丝、凤茧，名驰遐迩。

尹昌龄认为要发展丝绸业务，必需唤起人民养蚕，而养蚕又必须先种植足够的桑树。乃（缺字）湖购回大量的桑树、桑籽、供人栽种《又缺十数字》直至解放后，大生产开荒地时，才为农民开发，更重点的在府、县衙署及箭道空旷之地，种植桑树数万株，为凤翔实业开辟了新局面。可惜辛亥革命时蚕桑学堂及工艺厂均毁于战火，茁壮新业竟遭夭折，实堪痛心。

尹昌龄在任官期间，以下风易俗为己任，每于公余，常便服出游，对于为子不孝父母，为弟不敬兄长，以强欺弱之事；打架斗殴、赌博吸烟，巧取豪夺，奇装异服，不务正业之辈，一经发觉，立即传唤严加申斥，情节严重者，或加笞责。因而，凡街巷游荡、懒惰、倚门、闲谈的男、女、老、少，一听“尹大人”来了，即避匿潜踪，闾阎肃然。其诘奸禁暴，励精图治之精神于此可见。去任后，庶民怀德，竖碑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