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船浮波顺流来到了楚地，经过屈原大夫生活过的遗居。我放眼眺望江上重叠的山峦，这便是你魂牵梦萦的故里。想当年，你再次被放逐南荒之地，曾渡过大江的汹涌巨浪。你离开家园跋涉千里，生无归宿啊死无墓地。悲哀啊！人当然都不免一死，可是决定怎样死却很不容易。你独自在江边徘徊不已，想离开人间又未拿定主意。你俯首千丈峭壁，江中的激流让人心惊胆悸。你吟成《怀沙》自伤怀抱，令人叹息你为什么独抱着自沉的心意。诗的结尾陡然惨烈之极，你决心离开人世却沉吟犹豫。

“难道我不能远走高飞到国外游历？难道我不能激流勇退、洁身隐居？我独自嗷嗷不停地倾诉对君王的怨慕，只恐怕君臣的关系更加疏离。生前既不能奋力争辩直进忠言，死后仍期望君王受到感发改变行为。如果我的祖国已遭到颠覆，我也决心不吝惜生命而苟活下去。我拜托江神代我告怨，黄河神却叫我向玉帝申诉。我一连闯过九重天门去见玉帝，玉帝也为我悲伤却不能救助。我怀揣美玉、身佩香草而无处容身，只能在水滨孤独忧伤。”

江峡上的山峰巍峨高大，屈原故居荒废使行人悲哀。你的子孙后代都散失在哪里？何况我又见到你故居残败的高台。你离开人世迄今已过千年，世道更加偏狭，人生更加艰难。贤良的人忧谗畏讥而改变做人的准则，随世俗之风顺应变化，摒弃方正而崇尚世故圆滑。人们在乱世中竭力挣扎，却舍不得洁身退隐。有的竟然做了助纣为虐的大臣。你想把一幅色彩脏乱的图画改成美玉般洁白，人们就说你太不明智。

“只有高尚的节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那些小人当然不是我的同类。告别祖国，抛弃人世，义无反顾地赴死，难道这就不足以免受后人的非议指责？”

啊！君子之道，难道一定要这样苛责求全吗？保全生命，远离祸害，或许也是正确的吧！我叹息你专心一意，独自去努力做力所能及的事。尽管你的言行过于激烈不够适中，但要紧的是，你不愧是一位高尚贤良的君子。那么，我还悲伤什么？屈子啊，愿你的灵魂安息吧！

《屈原庙赋》是苏轼青年时代创作的赋，当作于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其时苏轼刚登进士不久，归守母丧期满，告别四川故乡，与其父苏洵取长江水道北赴汴京（今河南开封），途经湖北秭归屈原庙，有感于国家命运，触景生情写下此赋。

此赋开篇交代了出峡适楚的行程以及造访屈原故居的感受。屈原的故居在屈原死后被改建为屈原庙，但时过境迁，此时屈原庙已荒废不堪。苏轼目睹此景，百感交集，心潮澎湃。

接着文章刻画了屈原孤愤、无奈、彷徨以及绝望的心态。屈原虽被放逐，然系心于国事，徘徊江上不忍离去。赋吟《怀沙》诗章自伤怀抱。这些都是屈原内心的挣扎，他作为楚国的大夫，却没有尽到责任。尽管这些都不是他主观上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是他没有尽到责任这是一个事实，屈原感到的是懊悔，是自责，是无奈，是悲痛。最终这些情绪彻底压垮了他。对于他而言，唯有一死才是解脱。这并不意味着他在逃避责任，而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承担责任的可能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国家以及人民的忏悔。

苏轼正是看到了屈原内心最为真实的情感，因此他在赋中为屈原代言：为了忠君报国，为了国家人民，不逃避不苟活，活着要力争强谏，即使死了也希望自己的死能感动君主使其从而改变作风。对于屈原而言，是可以选择逃避和苟活的，是可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推卸给那个不负责任，甚至是没有责任的国君身上的，甚至像屈原这样名满天下的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安身立命，甚至享受荣华富贵，但是屈原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他对于楚国的爱是深入骨髓的爱，是超越生死的爱，是发自灵魂的爱，正是这种爱超越了千古，为一代又一代人所敬仰。屈原不是为了一个不争气的国君自杀的，他是为了楚国而死的，他是一个殉国者，一个殉道者，这是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知识分子与历代腐儒的不同之处。

接着作者写了屈原宁愿为国而死也不随从流俗的决心。对于很多人而言，屈原的确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他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样一个国家去死，但是他就是去了，原因何在，因为这个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形式，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正如齐奥朗所言：“一个国家的偶像灭亡了，那么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偶像就是文化，就是精神。屈原悲伤的不是国破家亡，而是神器被毁，楚国就此不复存在了，这是令他感到绝望的根本之处。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是不能够就此苟活于世的，是不能够没有灵魂、行尸走肉一般地活下去的。屈原是一个贵族，他有着无与伦比高贵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不能够受到一丝一毫玷污的，同时越是高贵的灵魂越是脆弱，越是不堪一击。

文章最后表明“君子之道”不必苛责求全，对屈原的精神表示肯定和赞赏。苏轼通过一种跨越时空的、一种精神上的对话，完成了对于屈原精神的一次深刻的分析与理解，最后他终于明白，作为一个君子，所要思考的，所要接受的，不是利害，不是现实，不是生死，而是一种道，这种道类似于儒家所谓的“仁者”之道，类似于孟子所谓的“舍生取义”。有些人总是要为了某些东西做出牺牲，这种牺牲并不是为了能够得到更多的东西、更好的东西，而是为了捍卫信仰，捍卫真理。屈原的死，是出于对自身的绝望，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抗争，但是这种绝望不是彻底的绝望，死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为了唤醒更多麻木的灵魂。这就是屈原的希望。

《屈原庙赋》是采取“骚体赋”的形式写成的，同《离骚》一样，大量运用句尾助词“兮”字，使文章唱叹有致，哀婉缠绵而又悲壮遒劲，读来使人有荡气回肠之感。全赋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叙写了江峡的崔嵬山峰、峭壁惊湍、江畔荒凉寂寞的屈原故居和屈原徘徊江上、怨慕楚王、思念故园的矛盾心情，抒发了作者追慕屈原高洁的人品，渴望匡时济世的情感。这是作者与屈原灵魂的对话之作，不论在思想内涵或是艺术表现方面，都堪称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

宋代理学家朱熹《楚辞集注·后语》：“独公自蜀而东，道出屈原祠下，尝为之赋，以诋扬雄而申原志，然亦不专用楚语。其辑之乱乃曰：‘君子之道，不必全兮。全身远害，亦或然兮。嗟子区区，独为其难兮。虽不适中，要以为贤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是为有发于原之心，而其词气亦若有冥会者。”

山东大学教授刘培《论苏轼的辞赋创作》：“苏轼入仕之初的辞赋有一股奋发向上的豪气。嘉祐四年（1059）写的《滟灏堆赋》 《屈原庙赋》 《昆阳城赋》，或议论用危求安之理，或旌表屈原的高风亮节，或反思兴衰之迹、立身之道，均涌动着济世的冲动。”

苏轼（1037—1101），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祐进士。宋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谪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颍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时追谥文忠。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在政治上属于旧党，但也有改革弊政的要求。其文纵横恣肆，明白畅达，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世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能画竹，也喜作枯木怪石。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词集有《东坡乐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