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任浙江巡按长。民国五年（1916），袁世凯称帝，浙江宣布独立，屈映光被推为浙江都督，翌年下野，退居上海，闭户学佛。

1918年，北京政府聘屈映光为国务院顾问，授赞威将军。1919年，复出任山东省省长。民国九年（1920），辞职，居北京，读经学佛。1925年，出任善后会议代表。1926年，一度出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旋即辞职，出国环游世界，同时弘扬佛法。此后不复从事政治活动，而参与社会赈灾救济事务。

屈映光学佛，曾先后皈依于谛闲法师，大勇法师、省元法师、持松法师、班禅活佛、诺那活佛、白普仁喇嘛。1929年，受密宗灌顶法，称法贤上师，由此显密圆通。

屈映光以其革命耆宿及政界前辈的身分地位，为佛教大护法。佛教每有外侮，屈映光即与沪上名流程雪楼、王一亭、施省之、关絅之等出面维护，颇受各界尊重。然亦已涉入过深，而遭受批评。如1929年，佛门缁素对于革新佛教制度问题，有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前者主张革新，利用寺产，创设教育机构，以培育僧才，建设中国佛教；而后者主张维持丛林寺院传统家风，不标新立异以附和时势。屈映光倾向于保守派，因而备受革新派的抨击。1931年及1936年，中国佛教会两次改组，亦有新旧派之争，而屈映光亦牵涉入是非圈中，遭反对者之非议。

1934年，屈映光与佛教界名流居士段祺瑞、汤铸新、赵恒惕、陈元白、韩大载、王一亭、史量才等发起组织“菩提学会”，以移译藏文经典及弘法利生为宗旨，对于汉藏佛教文化交流颇有贡献。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屈映光在上海号召组织联合救灾会及僧伽救护会，自任救护总队长，出入战地，救护伤患。上海战事激烈时，逃入市区之难民数十万人，赖联合救灾会赈济活命。上海沦陷，屈映光辗转赴后方，出任赈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许世英），仍以救济难民为务。屈映光侨寓重庆时，从贡噶活佛修学藏密，藏密分黄、红、白、黑四派，贡噶活佛属红教，屈映光亦承受红教法统。抗战胜利后，1949年屈映光迁居台湾，寓居桃园大溪，以弘扬密教为务。1956年，屈映光与赵恒惕等发起组织“修订中华大藏经会”，恒惕与屈映光分别担任正、副编审，辽东满分优婆塞蔡运辰念生担任总编纂。以限于人力财力，并未达成修订目的，仅就各种版本重行编纂，景印行世。总编纂蔡念生著有《二十五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行世，而赵、屈二老在当时经费极端困难情形下，搜集国内外各种藏经版本，编纂成编，实非易事。

屈映光于1973年年10月19日病逝台湾，享年九十一岁。

屈映光幼年由祖母抚养，祖母长斋敬佛，谆谆教育孙子要救人济世。屈家是浙江台州临海的世家大族，家道殷实，在灾荒岁月常对穷人施粥施药，所以屈映光很早就从事赈灾救济工作。抗日战争前的1929年浙江闹水灾、1931年长江流域闹水灾、同年秋东北华北闹水灾、1933年察哈尔绥远闹灾，他都曾参与赈灾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成千上万的军人流血疆场，民众背井离乡成为难民，他更是坐不住了，在上海发起成立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又在佛门弟子中成立僧侣救护队，收容难民，抢救伤兵。因收容的难民日益增多，赈灾款即将用完，他于第二年躲过日本特务的跟踪，悄然离沪到香港去募捐。

在武汉的蒋介石听说屈映光到了香港，就邀请他到武汉去出任政府中新成立的救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原任命的委员长是孔子后裔孔庸之，挂名而不到任。代理委员长许世英，因为跟蒋介石有矛盾，托病躲在香港也不到任，所以屈映光实际上成了负全责的救济委员会委员长。他认为就任这个职位不是做官，而是要切切实实地做赈灾救灾工作。为了避免无米之炊，他一边募捐，一边建议政府发行一亿元救济公债筹款备用。

国民党军队在中原地区抵挡不住日寇的进攻，蒋介石竟下令炸开黄河花园的堤坝，想用水阻挡敌军。一时间桑田顿成沧海，数万人葬身鱼腹，数十万人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屈映光立即奔赴灾区，在洛阳成立救济委员会办事处，在河南邓县、陕西黄龙山及川陕交界处的黎坪创设屯垦区，让难民到那里屯垦自救。在这一次大规模的救灾工作中，他四处奔波，以致积劳成疾，但是他在发高烧时仍深入到难民中去慰问，勉励他们在国家与个人同样有难的情况下，应当尽量设法自救，为国家减轻负担。

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后，四川、贵州接连发生水灾和地震，屈映光马不停蹄地赶往赈灾。接着，云南传出个旧锡矿虐待童工事件，屈映光又赶去调查，解救了上百名受虐待的童工。

1941年初，由于省和省之间的矛盾，两广囤盐不卖，湖南囤米不售，造成了一边缺盐一边缺米的人为饥荒和浮肿病灾难。屈映光闻讯立即去会见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面陈利害关系，请他务必设法调济，解救这种人为灾难。

从1941年春天起，直到1942年秋冬之交，屈映光风尘仆仆地来往于浙、闽、赣、湘、鄂、黔、桂、粤等省，视察赈务，查实救济款是否真的有益于难民灾民。屈映光认为儿童和青少年是国家的希望所在，特别关注对战区儿童和流亡学生的救济工作。他每到一处，有受难儿童和流亡学生请求救济，就都会抽空亲自接见，帮助解决困难。他在处理个旧锡矿虐待童工事件中，曾亲自接见二三十名童工，当面向他们了解受虐待的情况，检查他们身上的伤痕。

救济委员会是管钱的衙门，钱虽然不多，但有的经手人难免见钱眼开，顺手牵羊。他善于以佛学济世救人的道理开导部下，又常以因果报应之说使之引以为戒。部下看到他穿粗布大褂，手持念珠，吃青菜豆腐，外出视察时不住省、市政府的招待所而大都住在难民收容所的办公室里，因此他们也就觉得贪污可耻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其他部门的贪污事件屡有所闻，但救济委员会中并未传出过什么贪污的新闻，可见屈映光在救济工作中确实是做出了一些贡献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屈映光回到上海，又一次脱离政坛，专心佛学。他曾应广东名僧虚云长老之请，募捐重修广东乳源县的云门古寺。他曾多次在庐山居士林等地或自己家里闭关修法。闭关大都为七七四十九日，在此期间，断绝与外界一切来往，不食烟火之物，只饮水和吃水果。解放战争的炮火已经“隆隆”打响，对他来说似乎还相隔得很远很远，并没有放在他心上。直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解放军大举南下，国民政府逃往台湾时，他才知道时世已经大变，竟不知自己的前途将会如何，感到十分迷茫。有人对他说，你不能再留在上海，于是他离沪经广州到了香港，暂住九龙。蒋介石怕他重回大陆投向共产党，就派人设法把他弄到了台湾，授以“国策顾问”的头衔加以笼络，表示对辛亥革命元老的尊重。

“国策顾问”只是个虚衔，不承担任何政治责任，也没有薪水可以领取。屈映光对此倒并没有放在心上。他认为既然到了台湾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就应当先了解一下当地有什么名寺古刹，有什么稀见的佛学典籍。台湾的佛门弟子久闻其大名，听说他到了台湾，就纷纷聚拢来，请他讲经弘法，带他去参观名寺古刹。他先在台北县北投善光寺停留了一个时期，觉得环境还不够理想，未见过的佛学典籍也不多，不久就去桃园县大溪福份山（又叫法鼓山）的斋明寺。他发现该寺藏经楼的佛学典藏十分丰富，就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名寺，从此就借住在斋明寺后苑，青灯黄卷，如饥似渴地阅读起珍贵的佛藏来。与此同时，他在佛门弟子的请求下，在斋明寺开设密宗讲坛，两星期一次讲经弘法。由于他佛经读得多了，佛学修养大有长进，在佛学界的声望大大提高。许多地方的佛学信徒，包括东南亚、澳洲、南北美洲的佛门弟子，慕名从四面八方赶到桃园县斋明寺来听讲，开创了台湾佛学界二十余年未曾间断的盛况。 在斋明寺藏经楼，屈映光有缘接触到了宋代开宝版的《大藏经》，他接着查找，见宋、元、明各朝都有续编和雕印。但到清朝乾隆年间雕刻龙藏版之后，再未见有新的编纂和雕印了。在日本却迭有出版，编纂的体制体例也屡有创新。民国初年，中国的频伽精舍曾仿印日本宏教书院版的《大藏经》，是原版照搬，无所增益。他对此感慨万分，认为中国新发现的佛经不少，应当重新修订编印一套《中华大藏经》。立下这个宏愿以后，他立即到处联络得道高僧和佛学专家，于1956年11月成立了修订中华大藏经会，着手搜集各种版本，募集经费。先从汇集历代中外藏经目录开始，然后加以参核校订，编成了《三十一种藏经目录对照表解》。三十一种目录中都有著录的佛经共三千五百余种，称之为正藏，先编为四辑，经校订后分别用小字版和大字版刊印。小字版供青年人诵读，大字版供老年人诵读。另有约一千五百种只有少数几部目录中著录，甚至还有各种目录中都不见著录的，就编为续藏，准备稍后继续刊印。

屈映光早在20世纪20年代从欧美考察归国就已皈依佛门，师父给其起法名法贤，但他未曾剃发出家，一直是以居士身份修法。到台湾后，人们只知法贤上师的法名，他的俗家名字逐渐为人淡忘了。1972年10月1日，他的弟子在桃园县中坜元化院成立法贤学会。1973年春，台中县慈明寺住持圣印法师请法贤上师到雾峰山为修建万佛殿主持开工典礼，并传授密宗要义。屈映光受到这一事件的启发，认为北京有传播密宗的雍和宫，对蒙藏汉各族佛教信徒都有很大的吸引力，而台湾还没有密宗寺庙，于是决定筹款在台北五峰山兴建一座南方宝生佛刹，传播密宗教义。那一年他已是91岁高龄，还到处奔波筹款。钱募足后立即破土动工。过不多久，南方宝生佛刹的殿堂结构就已初具规模，他兴奋极了。由于过度的兴奋使这位高龄老人血压出现波动，一时卧床不起。弟子们把他送进桃园中坜新国民综合医院救治。1973年9月19日，屈映光终于走完他曲折迂回的人生道路，于当晚10点20分圆寂。

屈映光一生著作繁富，曾写有关于辛亥革命的回忆录，并多年坚持写日记，早年还喜欢诗词联语。

尤其是佛学方面出版有《金刚经诠释》、《心经诠释》、《无量寿经诠释》等多种。

他圆寂后，弟子们收集其遗著，准备出版全集。他著有《金刚经诠释》和《心经诠释》二书行世。

位于林家庙。一楼一底土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