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家大院在建筑形式上十分讲究。罕见的五进式穿堂院、石雕栏杆院、十一踩木制牌楼和包厢式戏台院号称“四绝”。光是看屋顶的形制就极丰富，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卷棚顶各不相同。院与院之间均有牌楼相隔，随处可见的匾额楹联透露出些许书香之气。

曹家大院充满富贵气度，整体结构是篆书的“寿”字形。主体“三多堂”，取多子、多福、多寿之意，由三座四层的堂楼组成，楼顶还分别建有亭台，这在以平房为主的北方地区民居中显得尤为突出。

王家大院建在山坡上，远望是海拔2000米的绵山山脉，近处有小河流淌；前后院落每一进都上一高度，极具层次感。院内俯仰可见的砖、木、石雕刻异常精美，建筑构建无不精雕细刻，每个门墩、石础都堪称艺术品。尚在修整中的高家崖、红门堡建筑群气势宏伟，不日即可向游人开放。这些宅院被称赞“汇宋元明清之法式，集江南河北之大成”，从中足可领略传统民居建筑的精妙。

伦理学、民俗学的缩影在建筑中无处不在。大院封闭的整体结构，主次分明、内外有别的房舍布局，都能在封建意识形态的礼制、等级、纲常中找到对应。大院里也有民俗风情的尽情展示：寓意富贵吉祥的装饰图案花样层出不穷，包涵儒家教化内容的传说故事场景无处不在。 晋商文化交织其中 从地图上不难发现，这些精美恢弘的大院都密集于晋中盆地。

山西地处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物资交换的要冲，加之晋中南地狭人稠，外出经商谋生自然成了许多人的选择；勤俭、诚信、团结的作风，严密、科学的经营管理制度体系，一步步将晋商的事业推向高峰。晋商极少举家迁移至他乡，往往一人在外苦心经营，留家眷在原籍，讲究的是“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于是便有了那么多奇迹一般的大院，它们的豪华气派是晋商实力最好的证明。也有人从大院高墙深宅的建筑形制中看出了晋商的保守自闭、墨守成规。实际上，营造豪宅的行为本身就是一处致命伤：晋商资本大量流向土地，不利于商业资本向近代资本发展。尽管有着让今人也赞叹不已的经营思想、管理体制，但明清晋商终究是封建商人，遭遇纷乱的时代，衰落不可避免。

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

乔家大院是最早修复开放的一座晋商大院，更因为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而蜚声海内外，几乎成为晋商大院的代名词，甚至连许多从未到过山西的外地人也知道：“皇家看故宫，民宅看乔家。”专家们称：乔家大院充分体现了中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北方地区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乔氏家族的第一代创业人乔贵发由小本生意起家，从闯荡口外的小伙计成长为垄断包头商业的大财东，包头城至今仍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俗语。乔氏家族的产业在第二代创业人乔致庸手中继续发扬光大，达到鼎盛，商行、银号开到了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乔家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事实上乔家的各类动产、不动产加起来应该有数千万两之巨，大约相当于现代的近百亿资产，这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条件下，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

乔家大院历经三次大规模兴建、扩建始成今日格局，时间跨度长达一百六十余年。乔家大院占地8724平方米，建筑面积3870平方米，分为六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共313间房屋，整个大院的布局为双喜字造型，又称在中堂。

乔家大院型如城堡，三面临街，四周以三丈高的砖墙封闭。大院内，以一条80米长的甬道分隔，甬道尽头是乔家祠堂。甬道南北各有三个大院，北面三个大院，从东往西，依次为老院、西北院、书房院，南面依次为东南院、西南院、新院。

乔家大院的最后一次扩建是在民国十年，由乔映霞主持新建了新院并改建了西北院。乔映霞为乔致庸长孙，人称成义财主。乔映霞思想进步，信奉天主教，仰慕西方文明。受影视剧和传统思维的影响，人们往往以为这座古朴宅院里的少爷小姐们身穿着传统绣衣玩着古老的游戏，而事实上，到乔映霞掌家的时候，乔家子弟们已经穿着西式服装打开网球了。正因为如此，乔家大院的最后一次扩建，体现出“中学为休，西学为用”的色彩。新院的风格不变，但窗户全部换成了大格玻璃，配以西式装饰，屋檐下的真金彩绘，也在原来的“麻姑献寿”、“满床笏”等传统创作内容中，加入了铁道、火车等新事物。在西北院的改建中，更是按西式风格装修了客厅，增设了浴室和西式厕所。

日本侵略军占领祁县后，乔氏家族远走避难，乔家大院则通过与教会的关系，挂上意大利国旗躲过了日军的侵扰。解放后，乔家大院先后被机关、部队、学校占用。文革期间，一些革命干部曾经准备“拆院建校”，并且拆掉了几间过厅和厢房，所幸没有造成更大的破坏。1986年，乔家大院辟为民俗博物馆。

乔家大院内，除了明清家俱外，还收藏着“犀牛望月镜”、“九龙宫灯”、“万人球”等乔家珍品。此外，有四块牌匾颇为引人注目，它们是李鸿章亲自书写的“仁周义溥”、山西巡抚丁宝铨受慈禧太后面谕赠送的“福种琅环”、民国十六年祁县昌源河东三十六村送给乔映奎的“身备六行”以及傅山先生手书的“丹枫阁”匾额。

渠家大院——“晋商文化博物馆”

坐落在明清之际经济繁荣，富商云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祁县东大街33号，人称“渠半城”。渠家祖先以行走于长治、祁县之间的“货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间发展成为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渠家开设的长源川、长裕川两大茶庄，从两湖采办红茶，贩销于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他们还开设有“三晋源”、“百川通”票号。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渠家共有资产三四百万两，事实上远远不止此数，传说，仅“旺财主”渠源浈的一个银窑内就藏有白银三百万两。

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即是根据渠家的故事改编，片中反映了三晋源票号的经营以及渠源浈、渠本翘父子在思想、观念上的激烈冲突。渠源浈是一个杰出的商业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孙渠川因此将这部小说定名为《金魔》。与父亲终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翘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走科举之路步入仕途，成为著名的爱国商人、教育家。

渠家从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辈进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财主：田喜财主、旺财主、金财主。他们在祁县古城东半城建有十几个大院，千余间房屋，占地三万多平方米，人称“渠半城”。开放的渠家大院只是渠氏家族院落的一部分，为田喜财主渠源潮的住宅，占地面积五千余平方米，建筑面积三千余平方米。

为全国罕见的五进式穿堂院，内分8个大院、19个小院、240间房屋，大院内建有山西民宅中最大的戏台与戏园。渠家大院被开辟为晋商文化博物馆，以七大系列28个展室向游客系统全面的介绍了晋商的发展与衰落历史。

申家大院——“长治显赫家族”

山西人如果不知道申氏家族，那就等于不懂我们山西的厚重历史，山西省副省长申联彬、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申纪兰、邯郸由安糖尿病医院的当代华佗申恒昌都出自显赫一方的申氏大家族，申氏在明初从潞城县天贡村迁入南村，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迁入中村定居。自始祖申十三开始，至今已繁衍到第二十一代。申十三有二子，第四世时有七子，第七世时发展为三十子，第八世时发展到五十子，成为一大家族。申家最旺盛的时期在第七、八代之间，其后至嘉庆末年（公元1814）开始衰败，从兴盛到衰败大约270年。其兴盛、衰败的家族史与潞商的发展轨迹颇为相似。

潞商早期以盐铁为主，中期开始多元贸易，铁业、丝绸占主导，后期则以手工业制品为主。潞商的崛起始于盐铁、铁粮的交换。明代“开中法”的实施为潞商的发轫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地处河南、晋中、晋南交通要冲的区位优势则加速了潞商的发迹，并很快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商业集团。到明中叶，潞商已经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商帮。而此时，晋中商人基本上还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更没有什么显赫的乔家大院。清代以后，食盐贸易逐渐被徽商垄断，丝绸生产亦日渐衰微。同一时期，晋中商人以经营汇兑业务而后发制人，成为晋商的主流，闪烁在潞商头上的光环被晋中商人取而代之。

清人入关，带来一个好的结果是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纷纷内附，蕴藏在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巨大商机被释放出来。在遍地黄金的北方边疆地区，单是草原上牧民帐蓬中堆积如山的貂皮，就是在内地奇货可居的名贵物品。而拉回这些东西，当时只需要铁锅、盐、茶叶这些在内地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物品。在这波创业大潮中，究竟有多少潞商走出上党？由于史料所限，至今不为人知。但清末潞商在晋商中还是有一席之地的。康基田《晋乘搜略》载：“太原迤南多服贾远方”。就是说，就经商的人口比例及富庶程度而言，当时山西境内还是南胜于北。 今天，从申家大院现存的实物和资料中不难看出，申氏起家也是靠盐铁，其贩盐活动始于明正德年间，当时申家将粮食、铁制品等商品用骡马驮运至平阳，卖后买进食盐再运回囤积、转售从而牟其利润。从现存村东的三座铁矿之一，以及铁铺院、歇马店等遗存可以看出，申家的铁业在当时已经形成了采矿、冶炼、销售一条龙的模式。另外，在当时北中国最大的铁货交易市场——长治县荫城镇，申家还拥有一半实力雄厚的铁货交易店“福顺永”。除经营铁业外，丝绸业也是申家的支柱产业。创作于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中有17处提到潞绸，同时期的另一部名著《醒世恒言》也多处提到潞绸。据顺治《潞安府志》载：“洪武初年，潞州六县有桑树8万余株，织机9000余张”，可谓“登机鸣抒者，奚啻数千家。”足见潞商经营丝绸业之辉煌。除此之外，申家还兼营当铺、客栈、花店、酒坊、醋坊、皮革等，其中当铺在当时颇具影响力，数量达32家，西安、临汾、河南、河北均有分店。现存较好的有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河南店的“大申店”。 清道光十年（即1830年）申家申明远一支迁至今邯郸峰峰矿区八特古镇，成为当地八大显赫家族之首，富甲一方，子嗣兴盛。潞商作为晋商中最早发迹者之一，从“豪富大贾甲天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首先，调整产业结构要选对产品。潞商发轫于贩盐，盐被徽商垄断后，潞商转向铁业和丝绸。顺治《潞安府志》载：“上党居万山之中，商贾罕至，且土瘠民贫，所产无几，其奔走什一者，独铁与绸耳。”它说上党这地方山高坡陡，商人很少涉足，而且土地瘠薄，人民贫穷，所生产的没有几样能拿出手，如果有，那就是铁和丝绸。尽管当时铁业已经发展到“万里荫城”，达到年交易1000多万两白银的规模，但毕竟铁货笨重，比起晋中“汇兑天下”的银票来，有不便于运输和携带的弊端。丝绸虽然轻，但潞绸的发展不是靠市场杠杆撬动起来的，而是靠“朝中有人”发展起来的——要不是朱元璋的第21子朱模在潞安府任职，从而朝廷在山西设立织染局（主管为皇家派造潞绸），潞绸也不会兴盛。毕竟潞土不适合栽桑。当年满天遍野的桑树，以及后来大面积种植的泡桐，今日还剩几棵？当然也有官府重税盘剥的因素。但谁违背大自然的规律，大自然就惩罚谁。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包括太子朱模。

其次，发展经济，短期看环境，长远看文化。官本位越浓，商业味越淡。申氏的起家靠的是盐铁，其实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实质问题是官商文化。从申氏家谱可以看出，申家贩盐活动始于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此间，申家出了一个官。天贡村申家四子的后代——河北永年县的进士申纶从平陆县调到太原县，升任潞州知州，申家便以这层关系开始从事食盐的贩运。这也是后来盐贩生意旁落徽商的根本所在。徽商靠智商打天下，潞商靠关系打天下。申家兴盛的时期正是申家子嗣官运亨通的时候。申家最后一个掌实权的官员是申受祉。据申受祉的墓碑载，乾隆六年（公元1741），申受祉还在广东儋州任上。嘉庆末年（公元1814）申家开始衰败，其原因不言自明。由于受地形的影响，上党人自古崇官而轻商，面对官府的强权力量，他们是默然无闻的一个群体，没有说话权，又大钱挣不上，小钱看不起，唯一发迹的办法就是读书做官。所以等级制、官本位在上党有相当大的市场。商人和文人两个阶层始终没有成为独立的阶级，也因此，缺乏文化支撑的潞商也就失去了“延年益寿”的生命本原。

第三，走出盆地，才能找到长治的出海口。世界有多大，发展经济的潜力就有多大。太行山挡住了昔日潞商的视线，煤焦铁束缚了新潞商的脚步。资源优势成就了潞商，也毁了潞商。对资源和手工业依赖太强，科技含量少，是潞商最终没有做大的根本原因。太行山上，上党盆地最大，大也不过1100多平方公里。因为封闭，所以思想保守。因为单线条思维，所以缺乏一种闯呀冒呀的精神，创新意识不够，缺乏与时俱进的思想。其实，我们离大海不过5个小时的车程，崇尚流动、竞争、开放的海洋文明正在向我们招手。山西加入环渤海区域经济圈的思路，河南构建中原经济区的举措，对我们来讲，是挑战，更是机遇。今天，透过申家大院的厚重，重新检索潞商历史，研究“修旧如旧、原汁原味”的宗旨与过度开发、人造景观的错位，研究文化、精神的缺失导致旅游经济后劲不足的硬伤；研究祖宗产业一派繁荣的背后对子孙幸福指数的亵渎，必将对长治今后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王家大院—“三晋第一宅”

静升王氏祖籍琅琊（今山东胶南），后西迁至山西太原。南宋初年，族人王实由太原南迁至灵石县沟峪滩村。元皇庆二年（1313），王诚斋又率家族迁至静升村。清初，族人王兴旺开始经商，做小买卖，至第十四世王谦受、王谦和、王正居等，资本见厚，店铺增多，逐步成为豪商巨贾。到清中叶，王家便由原来的平民百姓发展成为居官、经商、事农综合型的名门望族。王家大院包括东大院、西大院和孝义祠，总面积34650平方米。

大院选址于北傍高坡，南望开阔，高出平地约八九米的台地上。开放的两处，西称红门堡，建于乾隆年间；东称高家崖堡，建于嘉庆初年。东堡院有院落26个，东中西并列为六路。中间的三路院落为主院，西边的两路为书院和花园，东边的一路为厨院；西堡院共有院落28个，中间有一主干道，贯穿着三条横巷，与东堡院用一石桥相连，东西对峙，气势震人心目。如若再加上修复完好的王氏宗祠，那么，王家大院现对游人开放的总面积已达31956平方米。假若不到王家大院走一走，看一看，确实很难让人置信，在这块黄土高坡上，怎么会建有这样一座可与皇宫一比气宇的大院？

王家大院与其说是一组民居建筑群，不如说是一座建筑艺术博物馆。它的建筑技术、装饰技艺、雕刻技巧鬼斧神工，超凡脱俗，别具一格。院内外，屋上下，房表里，随处可见精雕细刻的建筑艺术品。这些艺术品从屋檐、斗拱、照壁、吻兽到础石、神龛、石鼓、门窗，造型逼真，构思奇特，精雕细刻，匠心独具，既具有北方建筑的雄伟气势，又具有南国建筑的秀雅风格。这里的建筑群将木雕、砖雕、石雕陈于一院，绘画、书法、诗文熔为一炉，人物、禽兽、花木汇成一体，姿态纷呈，各具特色，称得上北方地区民居建筑艺苑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王家大院是山西最大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筑群，称“三晋第一宅”，入选《中国民族建筑集·汉·北方民居》一书，我省仅此一例。

⑸常家庄园——中国第一儒商旧居

常家庄园位于晋中市榆次区东阳镇车辋村，车辋由四个小自然村组成，其布局呈车辐状，故名。常氏祖先在明代由太谷迁居车辋，以牧羊为生，八世祖常威身背褡裢远赴张家口走上了经商的道路。先祖的牧羊鞭、常威的褡裢后来供奉于常氏宗祠内，与常万达的名言“视有若无，视盈若虚”一起被常家子孙尊崇了二百年。常威之子常万（王已）、常万达学有所成之后，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兄弟两先后创立了“十大德”、“十大玉”20个商号，开辟了由福建武夷山至俄罗斯的数万里国际贸易通道“茶叶之路”，成为首屈一指的晋商“外贸世家”。常氏家族鼎盛之际，拥有员工 千余人，骆驼上万峰，独占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成，在乾隆年间是当之无愧的全国第一富商。

常氏家族商业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个家族坚持了以儒铸魂，以商兴业，儒商融汇，商儒互援，道德与经济合一的良性发展道路。在常家200余年经商、兴学交融史中，仅取得秀才、举人、进士等学位的就有170余人，他们基本都放弃了仕途而投身商界，集合为晋商家族中最为出类拔萃的精英集团。

从清代康熙年间开始，常家投入巨资营建宅院。常家分为“南常”、“北常”两支，“南常”万（王已）立“世荣堂”，宅院以南北向的“前街”为主轴线；“北常”万达立“世和堂”，宅院以东西向的“后街”为主轴线。经过二百余年的修筑，常家建有宅院80多座，楼房50余幢，房屋3500余间，占地面积300余亩，规模之庞大，世所罕见。常家环庄园而建的堡墙长达4公里，共开8个堡门，而古遥古城，城墙周长也不过6公里，开设4座城门，常家大院与其说是一所民宅，倒不如说是一座城市。常氏宅院的建设规模可谓三晋民居建筑之首，修复开放的部分12万平方米，仅为原有面积的四分之一，即令是如此，仍比王家大院大四倍，比乔家大院大十二倍。

“乔家一个院，常家两条街”曾是晋商文化的缩影，但常家大院最大的特点不在其大，而在于高雅的文化品位，凝重的历史底蕴，以及集南北风格之大成，融院落园林与一体的特色，因而，无论规模，还是建筑艺术，常家大院堪称中华民居之典范。

常氏家族衰落于清末民初，建国后，常家大院被分配给村民、学校使用，后街北侧的近十个院落由省民政厅购买，被荣军休养所占用，北常所建的常氏宗祠被晋中棉织厂占用。常家宅院的破坏一度相当严重，长期处于半荒半废半民居状态，南常前街两侧建筑和北常后街南侧建筑基本不存。2000年5月，榆次区着手修复常家宅院后街北侧建筑。榆次区书记耿彦波曾担任灵石县委书记，王家大院就是由他主持一手开发，面积最大的两座晋商大院在其任上被修复，这位书记的述职报告想必也会为之精彩。2001年9月29日，常家庄园正式对外开放，门票价格60元，为山西人文景观之最，这里也是山西第一个进行市场化运作的文保单位，省电力公司、榆次区政府等单位都是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