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大的学生来自全国18个省市, 包括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和东北的流亡青年, 还有一部分归国华侨, 共5000余人。

民大的佚名人士还创作了校歌, 据知情人回忆, 《阎锡山日记》中曾完整地抄录了佚名撰写的民大校歌, 它的歌词是:“同志们,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来自大江南北, 太行西东, 为着保卫我祖国, 到这民族革命的中心。我们是民族革命的战士, 我们是民族革命的先锋, 担当起民族革命的使命, 争取解放, 促进民族复兴。快齐着脚步, 抖起精神, 领导民众向前进攻, 打倒侵略的日本, 保卫我民族自由的平等, 自由平等。”

民大还办有一个刊物, 刊名《民族先锋》。

1938年1月20日, 民大正式开学, 总校设在临汾的铁佛寺。其时全国各地的抗日热血青年纷纷慕名前来。

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底阎锡山率部退出临汾, 短短三个月时间, 民大就在临汾成立了本校和一分校, 在运城、曲沃成立了二、三、四分校, 学生总数达5000人左右。他们小的十三四岁, 大的二十五六岁, 按照文化程度分别编为大学班、高中班和初中班。

民大的办学方针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虽然阎锡山兼任校长, 梁化之兼任办公室主任, 但执行方针、掌握全校日常工作领导权的却是共产党员杜任之和杜心源, 政工人员和政治教官绝大多数也是共产党员和牺盟会成员中的进步分子。军事干部中有不少是旧军人, 他们思想保守落后, 但在革命进步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 处于无所作为的地步, 有的人还受革命的影响走向进步。

担任教学的人, 不少是有名望、思想进步、抗日志坚的学者和教授。当时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先生曾为民大介绍了何思敬、陈唯实、施复亮等知名学者任教。后来李公朴先生还受邀前来民大讲课, 被阎锡山聘为民大的顾问和教授。李公朴还和杜任之一起, 参照中共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草拟了《民族革命大学纲领》, 把党的“全国总动员, 坚持抗日民族团结, 实行抗战教育”重要思想融入纲领中。

李公朴先生在民大期间, 先后为学生作了几次报告, 受到热烈欢迎。他每天还坚持和学生、教员一道跑步、爬坡, 有时还参加军训打靶。薄一波也曾在民大讲过课, 受到学生热烈欢迎。丁玲领导下的“战地服务队”也由延安来临汾进行抗日宣传。此外, 当时社会上著名的教授学者侯外庐、徐懋庸、温健公、萧三、萧红、江隆基、周巍峙、胡磊、庄启东、秦丰川、刘肃然和朝鲜的尹澄宇等, 也应聘前来担任教授职务, 可谓名流荟萃, 盛极一时。

其时, 民大设置的课程由政治课、军事课和阎锡山“学说”三部分组成, 但政治课挂帅, 军事课配合。民大重视发挥外来教授的政治影响, 教授们可以自由讲授。政治课的内容也很丰富, 施复亮和何思敬讲政治经济学, 陈唯实讲唯物辩证法, 侯外庐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江隆基讲苏联研究, 秦丰川讲国际问题, 刘达人讲中国外交史, 受到普遍欢迎。阎锡山也曾在晚上几次到校, 解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学生中阅读毛泽东论著的人也很多, 凡是进步的书籍都能在学校中广为流传。整个学校政治空气很浓, 进步思想活跃, 堪称革命熔炉。阎锡山对民大的课程设置很关心, 虽然未干涉革命理论课程的安排, 但亲自过问, 把他的按劳分配、物产证券的“学说”列入课程, 并让民大政治部、宣传部印成小册子散发到学生手中。据杜任之回忆, 这个小册子引起一批进步学生的反感, 他们互相串联起来, 有200多名学生跑到八路军驻晋办事处随营学校去了。此事传到阎锡山那里, 阎听说学生们抵制他的“学说”, 一脸尴尬相, 此后也不多过问他的“学说”课了。

民大成立后, 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山西省政府参议张慕陶 (当时的托派人物) 也来到临汾, 伺机活动。他散布反共言论, 破坏国共合作, 在临汾城内与各方频繁接触。不久就被民大进步学生发现, 要找他算账, 揭露他的罪行。张慕陶听到学生找他的消息十分害怕, 四处藏匿, 不敢露面。但学生穷追不舍, 冒着敌机空袭的危险, 在街头四处寻找, 多方追索。经过百般曲折, 终于把张慕陶抓起来, 在广场中被公开质问。在学生团团围定、群情激愤之下, 张慕陶低垂着头, 满面灰尘, 一言不发, 刚到临汾时的反共嚣张气焰消失得无影无踪。阎锡山想包庇张慕陶, 但对学生又无可奈何。后请示蒋介石, 蒋复示阎锡山将张慕陶解往西安行营, 交蒋鼎文处理, 阎锡山立即照办。学生们斗争张慕陶这一革命行动, 不仅震动了民大, 而且轰动了全国。

1938年2月下旬, 日军穿过韩信岭进犯临汾。阎锡山设在临汾的战区长官部, 也临时改组成“行营”, 经蒲县公路向大宁、吉县、乡宁等黄河边境地带撤退。民大也随军西撤而进入了大动荡、大分化阶段。在向吕梁山腹地撤退前, 原来一向受到重视的应聘教授们的处境发生了变化, 阎锡山先是把他们分聘为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三等, 有的认为被聘的不合适, 从临汾就走了一些。从临汾撤退时, 校方总务处疏忽大意, 不负责任, 把教授们的行李丢失, 又造成一部分教授的离去。此后短期驻吉县县城时, 教授们为了办好民大, 建议学校行政、教授代表和学生代表三结合共同治校, 遭到阎锡山的拒绝, 教授们很失望, 一部分人又离开了民大。经过这几番周折, 民大还未过黄河, 建校时应聘前来的一些知名教授就所剩无几了。

3月间, 当民大师生跋涉到乡宁时, 遇到运城三分校的师生汇入大队。不久, 民大所驻的吉县也遭到日军进攻, 民大又被迫向黄河西岸转移。在黄河渡口小船窝附近, 各方人员集结有万余人等待渡河。时值春寒料峭, 细雨霏霏, 天空乌云密布, 黄河浊浪滔滔, 远方不时传来隆隆炮声, 一片恐怖的战争景象。在长廊式的狭窄地带, 山沟里零星地居住着几户人家, 民大各队只好冒雨露宿。午夜, 在饥寒交迫之中, 有人唱起了《松花江上》, 继而千人附和合唱, 歌声伴着滔滔河水, 悲壮动人。为此, 阎锡山曾写《渡黄河》诗:“三千学生只一舟, 渡河未毕雨声稠。冒风高歌野立夜, 翌晨一舟顺水流。”由于渡船较少, 阎锡山下令民大女生和病人留下等待渡河, 其余一律沿河北上, 另找渡口。他在《令学生北上》诗中写道:“职员学生剩三千, 饥寒待渡业两天。船流敌迫难为计, 随军北上可安全。”当时, 民大学生统一转移的计划已经无法实现, 有一部分学生已经离队而去。次日清晨, 雨停风起, 杜任之当机立断, 将余下的1500名学生分为两部, 由他和三分校教务主任席尚谦各带一部, 日夜兼程, 沿河北上。行至平渡关, 望见对岸红旗猎猎, 原来八路军在河对岸驻有一个连。经过联系, 他们派来了两只渡船, 用了4个多小时, 才把学生全部渡了过去。

夜色苍茫, 黄河的咆哮声犹在耳边回响, 宛如万马奔腾, 震耳欲聋。渡过黄河的1500多名学生问杜任之:“民大向何处去?”杜任之说:“我们奉命到南边的宜川县。从这里去宜川, 有一天的路程;往北去延安, 有两天路程。南下, 是宜川;北上, 是延安!”延安早已是革命青年向往的地方, 于是有五六百名学生和教授立即离队奔向延安, 后分别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鲁艺学院学习, 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优秀干部。

杜任之带着不足千人的民大师生来到宜川, 阎锡山听了情况后说:“走就走了吧!现在正困难, 没吃没喝, 剩下的学生分成政治、军事两个系吧!”于是, 杜心源、杜任之分别兼任了两系主任。

经过行军的动荡, 到宜川时第一、第三分校和本校合并了, 学生总数已经不足两千。只有二分校千余师生离开运城后, “誓死不渡黄河”, 辗转永和、大宁等地。随着局势的渐趋稳定, 民大适应当时抗战的需要, 5月中旬在宜川结束了第一期的学习。大部分学生转入敌后到牺盟会和抗日军队中做政治工作。阎锡山集团为了把一部分学生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下, 培养成他们驯服的工具, 开始对民大进行分割。经阎锡山批准, 挑选了三四百名“优秀学生”, 成立了民大随营分校。

总之, 动荡阶段的民大, 由于大批知名教授和进步学生的离开, 革命气氛比建校初期差了。课程的内容也在改变, 增加了阎锡山“学说”的比重。这时的民大已在逐步改变它的统一战线性质。

1938年秋初, 民大由陕西宜川回到吉县南村, 阎锡山开始了对民大的“调整”。民大步入衰退阶段。除学生重新编队外, 在机构上把教务处合并到政治处。这次调整以后, 先后有100多人离开民大, 连唯一留下来的外聘教授陈唯实也走了。1938年12月间, 由于日军进攻, 民大由南村向北转移, 这时杜心源和杜任之先后调离。

1939年冬, 抗日战争在战略上已由防御转入相持阶段, 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紧步蒋介石后尘, 于12月初发动了“晋西事变”, 向驻在晋西的决死二、四纵队和其他抗日新军发动进攻, 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很大破坏。“晋西事变”后, 阎锡山在首次“洪炉训练”中正式提出“存在就是真理, 需要就是合法”的理论。

民大当时驻陕西宜川县官亭镇, “晋西事变”的爆发, 使民大干部学生彻底看清了阎锡山的面目, 他们支持牺盟新军反击顽固势力的斗争。以时任校长办公厅副主任的共产党员梁膺庸为代表的一些干部学生, 摆脱阎锡山的控制, 毅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成为民大建校以来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期间, 阎锡山更加紧了对民大学生的控制, 他一方面欺骗学生说:“我一定要领导你们抗战到底, 爬上抗战最高峰。现在用人在即, 各位前途有望, 切切不可他往。”另一方面采取各种手段管束学生。当时, 一些进步学生以各种借口千方百计离校去延安。一天, 一位政治工作员黄静借到西安公差名义办好12人的离校手续, 他立即联络了11名进步学生, 约好途经富县时掉头北上延安。经过一番准备, 次日凌晨便悄悄上路了。谁知恰恰遇到了校警卫连的潜伏哨。按学校的规定, 夜间不准离校外出, 再三交涉无效, 只好暂返学校。直到天亮后, 又经多方设法, 始得放行。12位热血青年脱离虎口, 西行不远, 掉头向北, 直奔边区。他们相互鼓励, 忍饥挨饿, 在黄龙山森林茂密、人烟稀少的地区走了一天, 终于来到边区。在老乡的指引下, 于第三天走出深山, 奔向大道, 不久即到甘泉县城, 受到边区接待站的热情接待, 后顺利到达延安。12位青年全部进入抗大学习, 成为正式的八路军战士。

1940年2月, 梁化之指派智力展接任民大领导职务。智力展虽是梁手下的人, 但曾做过牺盟会的干部工作, 不同于顽固派。尽管阎锡山强化了他的“学说”教学, 但由于民大传统的进步思想潮流仍占主导地位, 智力展等负责人尚能顺乎民心, 在梁化之授命智力展取缔民大的牺盟组织而代之以同志会的重大事件面前, 智力展保证“在牺盟集体转为同志会后, 牺盟做法不变”, 并履行了他的诺言, 从而使同志会在民大徒有虚名。

1941年8月, 民大奉命迁大宁县三多镇, 此时民大学生焦虑不安, 含恨在胸, 在思想深处酝酿着一场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 智力展受民大进步思想的影响, 号召全校师生行动起来, 为揭露和粉碎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并制定了南下汾南, 转往晋东南解放区与革命队伍汇合的行动计划, 并与活动于汾南地区的原决死纵队孙定国旅取得了联系。

1941年11月11日, 起义计划开始实施。由于担任军训处长的安贵民临阵叛逃, 起义事泄, 顽固派出动大军对民大五龙宫驻地一带重重包围。梁化之亲自出马突至民大, 起义骨干全遭扣押, 民大的一场有声有色的起义行动被镇压了下去。这次革命行动虽然中途夭折, 但给阎锡山集团以有力的打击, 是民大革命力量和阎锡山顽固派的一次公开较量。

民大五龙宫起义失败后, 梁化之经过上下奔忙策划, 组成了自己清一色的领导工作班子, 并对学生和一些干部作了调整。从此以后, 民大完全失去了它的统一战线性质, 成为阎锡山、梁化之控制的干部培训班。

1940年，民大二分校由陕西秋林迁至蒲县薛关，改名为“山西省立第五联合中学”，学生有三百多人。1941年民大一分校迁入乡宁县西交口乡北岭村，招收中学毕业生和知识青年，1943年并入四联中。1942年冬，民大七分校由陕西韩城迁至蒲县公峪村，改名“山西省立第六联合中学校”。民大由一所具有进步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逐渐演变为普通中等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