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的文字属于秦汉时期的古文，在文体上相当于赋的体裁，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对于汉学文化亦有巨大影响，构成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正因为如此，阅读这样一部古典医籍在文字上也有不小的困难，因此历代医家都曾做过详略不同的注释。对于初学者，可先选择诸如《内经选读》之类的教材开始，循序渐进，逐步提高。

在人类阶级社会早期，在医学发达之前，由于生产力发展所限，人们对自然的科学认识不足，抗争手段又十分有限，因而对于各种疾患不得不主要乞求神灵的帮助，因此这一时期是巫医占统治地位与巫术盛行的历史阶段。但巫医并不是专职的医生，仍属于“巫”的范畴。

这一时期，巫教盛行，神秘主义的空气如迷雾般笼罩着整个社会，作为专管祈祷、祭祀的巫，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利益行事，通过占卜吉凶祭祀等活动影响国家大事，形成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在社会上有着极其显要的地位。在长期的祈祷祭祀活动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吸取人民群众中的某些医药经验和知识，以能和鬼神相通的姿态，用迷信的方式为人治病，给医疗活动披上了神秘的外衣，造成了医巫相混的假象，这部分巫即所谓的巫医，是早期医生的先驱。在当时没有专职医生的条件下，巫医在整个社会的医疗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

虽然此期巫医主要以巫而非医生的面目出现在社会上，但是他们毕竟是人类社会早期的知识分子，可以凭借其社会地位，凭借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将最初的医疗活动和知识集中起来，予以神秘化的思考，把一些有效的医疗经验和药物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使之系统化，从而为后世医学能够从巫术中脱离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提供了可能。如具有“古之巫书”之称的《山海经》，作为上古巫师从业的依据，本是巫教中的经典，该书中却记载了大量的药物学知识，准确地记述了一些药物的产地、性能、效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古医学方书，书中就有不少巫祝（巫医）治病的方子；众所周知的甲骨文中更有许多关于疾病的记载。如果没有巫医对医疗和药物学知识系统整理并记载于《山海经》等有关文献中，上古的医药知识能够流传后世，这是不可想象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巫医这一职责也是其他人所不能替代的。我们应该肯定巫医对医学发展积极影响的一方面，而不能对其一概加以否定。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经历着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度的变革。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加上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各行各业日益趋向专业化，医学开始从巫术中分离出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行医济世的专职医生。《周礼》把“巫祝”列入“春秋大宗伯”职官中，而医师则属于“天官冢宰”管辖。从此医巫分家。

此期的医生与殷（西）周时期披着神秘外衣的巫医比起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已不起重要作用，地位有所下降。但由于当时“学在官府”，知识主要为贵族统治阶级所垄断，从事医学的知识分子——医生的地位自然与当时的普通百姓不同，而属于“士”的阶层，在社会上仍有相当的地位，并且为社会所重视。如医生扁鹊到虢国，虢国国君迎之于宫廷中门，称其为“先生”；经过齐国，齐桓侯以贵客之礼待之。当时就连儒家创始人孔子也对医生这一职业比较看重，“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医生）”。

医生社会地位虽难与早期巫医相比，但医学毕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摆脱了巫术的束缚，医生不必再像巫医那样遮遮掩掩而是可以光明正大地从事医疗活动，进行经验总结，并加以理论提高。另外由于各诸侯国为自己统治需要，积极招贤纳士，招揽各类人才，医生在当时作为士的一个阶层，也受到各国君主的礼遇，活动是比较自由的，如扁鹊周游列国，曾到齐、赵、虢、秦、周等国行医，并根据各地群众需要而做不同专科的医生；秦国医生医缓与医和曾分别到晋国为晋景公、晋平公诊治疾病。由于这一时期诸侯割据政治上处于分裂的局面，文化上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有着浓厚的学术民主氛围，医生的自由流动，一方面可以使各国百姓在患疾病时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救治，同时因战争频仍，疾疫流行，也为到各交战国的医生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宽广领域，丰富了他们临床实践的深广度；另一方面，医生自由流动也利于医学的交流与提高，医家不拘处于一方，特别到经济文化发达的诸侯国，可以吸取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及技术并引用于医学领域，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与进步。中医学的哲学思想阴阳五行等学说就是这一时期被应用于中医学理论、并以之指导临床实践的。

始皇帝为追求长生不老，宠信方士（此时的方士包括医生），焚书坑儒时，“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首、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医药之书不在焚烧之列，使医学在这场文化浩劫中避免了不必要的损失，也使医学能够得以持续健康发展。

西汉前期，由于秦末农民战争及楚汉战争的影响，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为恢复社会生产发展，统治者不得不推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为稳定社稷安定，政府十分注意保婴、养老及稳定民生，医生的社会地位相应提高。朝廷常召见民间医生咨询有关医药及疗效等有关情况。汉文帝曾召见当时名医淳于意，详细询问其学医经过以及诊治疾病和带徒弟的具体细节，淳于意一一作了回答。司马迁将这些内容记录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留下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医案——“诊籍”。

是封建社会巩固发展的一个时期。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加上统治者尤其是汉武帝时期空前的重农抑商限工各项经济政治政策，封建社会的“士农工商”四民之序此期也已定型。自从孔子首创私学，学术文化开始下移民间，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至此“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已完全被打破，普通百姓亦可较多获得知识，医生由于医学知识的技术性质也已完全被以“工”视之，医术被归为方技之类（《汉书·艺文志》）。医生由原来士的阶层而入“工”的阶层，地位不能不说有所下降。这一时期更为重要的是诸子思想百家争鸣的局面被打破，儒家思想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儒家大一统思想指导政治，并把《诗》、《书》、《礼》、《易》、《春秋》等五部典籍定为儒家经典著作，作为封建士人的必读之书。官吏选拔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儒家思想成为此后二千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儒家思想重视人文伦理知识而轻视科学技术。儒家思想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首要。“治国平天下”对知识分子来说更是重中之重，因此要“学而优则仕”，读了书后就要出来做官。对知识分子来说，出仕是唯一正途，而其他则视为旁门左道，所学的东西都统一在儒家经典范围内。“治人”为本，“治物”为末；“重道轻器”轻视自然科学技术，具有科学认识价值的知识如医学，则被认为是“小术”、“方技”，“医卜相，皆方技”。医生作为一种职业也同其他劳动性质的职业一样，受到歧视，医生的社会地位比以前是大大跌落了。

这样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人们羞于行医，甚至以之为可耻，使许多知识分子在有可能从事医学时鉴于社会压力及心理影响，而对行医望而却步，这样必然会使医学在继承发展方面失去许多优秀人才；另外，也易使许多统治者歧视医学，甚至摧残医学，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医学的正常发展。如东汉名医华佗即使在医术绝伦、名满天下时，仍为自己行医而后悔，“兼通数经”，“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其后来因不愿做曹操的侍医而得罪于这位当政者，以致被收审入狱。当荀彧以“佗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含宥之”之语为华佗求情时，谁知这位在历史上有着“唯才是举”重视人才之名的统治者竟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最终一代名医被残忍地杀害了，致使其著作竟无一字流传于世，千古外科名方——“麻沸散”也自此失传，令后世医者深为惋惜。同时期另一名医张仲景，对中医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而当时所谓正史中竟无一字记载，“论者推为医中亚圣，而（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乃不为仲景立传，是故君子有遗憾焉。”由此也可想象出当时医生的社会地位。

该时期曾有许多士大夫精通医学并出现了一些门阀医学世家，但是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只是把医学知识作为自己保生立命的一种工具，大多不愿用之施治于广大普通患者。如东晋士大夫殷浩，是当时清谈领袖，精内典、善经方。但他却不肯为下级人员看病，某次有一下级职员之母有病，请他医疗，至叩头流血以求乃为之。当医好病人后，就将自己的经方烧掉，恐怕人再以医家视之。这说明那时士大夫的学医，尽有为己而不肯为人之目的，同时也反映了那时医家地位并不怎么高。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唐代。一方面唐王朝完善隋代的科举制度，广开仕进之门，使知识分子趋之若鹜，焚膏继晷，皓首穷经，以求一官半职；另一方面唐代最高统治者大多喜欢诗文，并进而影响到儒生、士大夫阶层，唐代文学艺术的极度繁荣与此不无关系。然而他们大多对医学不以为然，甚至蔑视，“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故前圣不以为教。”当时文学大家韩愈则说的更坦率，“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原以文名世，很有才学，学医后史书就把他归列为“方技”类，而不入儒林，朱熹对此非常惋惜，唏嘘不已，谓“思邈为唐名进士，因知医贬为技流，惜哉！”仅此医生入“另册”一条，就足以使许多本来愿意从医的儒士却步。难怪宋代医学家高保衡感叹道：“惜乎唐令列之医学，付之执技之流，而荐坤先生罕言之”。正是由于统治阶级这一歧视态度，医生社会地位低下，以致当时社会风气是“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多教子弟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医治之术，阙而弗论”。由此也导致了这一时期医学人才无论在数量上、学术造诣上和对后世影响诸方面上，均不能与同时代科学文化中其他领域内的空前盛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宋代政治的重要变化是发展了文官统治，重视文士的培养和选拔，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较历代大为提高。这一时期，最高统治者对医学颇感兴趣，十分重视。如北宋9个皇帝中，至少有5个熟悉医学。宋太祖本人学习医学，曾亲自为其弟赵光义艾灸治背；宋太宗赵光义未登基前即留意医术，藏名方千余首。及称帝后即发动医官编成方书100卷，赐名《太平圣惠方》，并御制序。宋真宗、宋徽宗等亦曾亲自为医书作序，并且宋徽宗还以个人名义（实为医官代庖）编写颁行《圣济经》一书。在北宋167年的历史上，竟有10次大规模的中央官刻医书，每次皆有一种或数种重要的医药专著行世，并成为医籍之精品。宋代在实行科举取士选拔官吏的同时，也重视医官的选拔聘用，曾致使一个时期医官职支俸冗滥。后世对医生“大夫”、“郎中”的称呼即起源于这一时期。现代医史学家谢观说：“中国历代政府重视医学者，无过于宋。”

由于统治者对医学的重视与提倡，文人知医通医成为风尚，“儒医”之名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医生的社会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人们不以知医行医为下贱可耻，反而认为医为仁术，儒者之事。“医国医人，其理一也”，“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大批儒士渗入医学领域，一代又一代儒医的涌现，使医学队伍的素质明显得到提高，促进了从医人员知识结构的更新和医学研究效率，无论对医药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临床经验的总结提高，都起了重要作用。

蒙元统治者为统治需要，对医学也相当重视。宪宗（蒙哥）即位，智耀入见，帝竟然问儒学何如医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医学的地位。“其他以术数言事辄验，及以医著效，被光宠者甚众。”在统一全国过程中，蒙古兵攻城，屠杀极惨，但独不杀工匠而俘作奴隶，医生也视同匠艺，得以免死。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二月，平定江南，诏书中曾下令搜求“前代圣贤之后，高尚儒、医、僧、道、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名士”，以为统治阶级服务，医生也在被利用之列。元统一全国后，实行残酷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将各族人民分为四等，汉人、南人居于后两个等级；在社会上又把人们按职业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匠、九儒、十丐。医生处于第五位，在儒士之上，“然当时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其出身于学校者，有国子监学，…有医学”，医生亦可以随时被选拔为官吏，由此亦可见当时医生之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元代地位一落千丈。元代前期科举制度一度废弛，长达近八十年，广大士人仕进无门，并且由于社会地位的变化，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便转而投身于具有“仁术”之称的医学之中去。专事从医的知识分子增多，使儒医更为发展与巩固，并影响及后世。

（鸦片战争前）

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两个朝代，而清又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时期。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腐朽的统治地位，政治、思想、文化上的专制空前加强并达到极端化。为加强思想控制，在文化、学术上采取一系列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言行。这一时期科举制度更加完备，以八股文取士，考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读书人亦以此为依据而攻读经书。这种僵化的学术传统把当时无数最优秀的学者吸附于自身，浪费他们的才华和精力；而“离经叛道”，思想稍微“有乖于圣学经义”，统治者即给予其个人甚至家族以轻则及身、重则灭族的严惩。“夫艺人术士，匪能登乎道德之途”（《明史》），如医学等科学知识技术，则一律被视为“奇技淫巧”、“小道”而加以限制与打击。

明代承袭元朝的匠户制度。元代医户颇受统治者优待，可以全免杂役，仅每年交纳包银三两供太医用度；而明代医户除了可免除一部分杂泛差役外，正役和税粮不能免除。又如太医院医职，元代最高职级为正二品；明代太医院最高职级在建国始降为正三品，以后又降为正五品。清朝基本沿袭明的太医院制度，对医学的歧视态度某方面更甚于明代，如曾下令：“太医院针灸一科，着永远停止”，使针灸疗法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清江西巡抚裴率度曾上疏：“…医卜星相，往往假其术以惑民，虽非邪教，亦当以时严惩。”而当时的雍正皇帝竟“深嘉之”，对医学医生之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这一时期，很多医家并不是原来就主动或自愿从医的，大都是因习经文走仕途之路受挫而被迫投身于医学的，就连明代最著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也概未例外。其父李言闻本为当地名医，但因当时医生社会地位低下，他不愿李时珍再以医为业，而要李时珍走科举道路入仕途。李时珍14岁考中秀才，其后三次赴乡试均不第，23岁后才不得不放弃再考科举而决心跟父亲学医。

当时社会上一些达官贵人“肆其骄慢之气，役医如吏，藐医如工，家有病人，遂促其调治，并以生死之权责成之”，使业医者社会地位得不到尊重，进而使医者本人及其家属深以行医自卑，甚至自身讳医如深。如清代著名医学家薛雪，擅长治湿热病，撰有《湿热条辨》等医书，对温病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在中国医学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然而当其去世后，其孙为其写墓志铭，概述乃祖生平，竟“无一字及医”，反而将他置于理学之流。当时著名文学家袁枚读后大为愤慨，认为这是“甘舍神奇以就臭腐”，并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予以批驳。试想在这样钻经学走仕途思想占主导地位而医生社会地位低下为人所轻视的大环境下，又有多少优秀的知识分子主动去从事医学？即使从事了医学，人们也大都把它作为养家糊口、自身生存的一种技能，很少能将它作为一门学问来看。所有这些，对医学的发展无疑有着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