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四年（1647），在入清以后的第二科会试中，蒋超力克群雄，以一甲第三名的成绩，考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

顺治八年（1651），27岁的蒋超由吏部委派去浙江担任乡试主考官。

顺治十五年（1658），蒋超之父蒋鸣玉逝世，他遂返乡为父守丧。其时郑成功率军大举进攻南京，拥兵70万人，欲收复中原。次年攻下瓜州（江都县），统军南渡直捣镇江，再逼金陵。金坛绅士袁大受与蒋超联手加强防御，县城戒备森严。适逢乡人、湖广道监察御史冯班要求入城避难，二人不许，冯班十分气愤。待抗清义军失败后，冯班即飞书状告清廷，清廷将袁、蒋等50余名文人士子判处死刑。蒋超买通官府，得以幸免。此即是清初名噪一时的“投诚海寇”案。

康熙六年（1667），吏部晋升蒋超为翰林院修撰（从六品），委任顺天提督学政。他到职后，刻苦励志，为复兴国学，不遗余力，亲自讲学，奖掖后进，选拔人才，接济贫困生员。并上疏礼部，要求“禁止天下有司刑责诸生。”（见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词臣一》）为礼部所重视，发文各行省奉行。

蒋超治学谨严，知识渊博，酷嗜内学，潜心法海，雅厌城阙，性喜山水。顺天学政秩满后，他便开始了漫游名山胜水的生涯，蹑匡庐，游鹿门，入黄山，登天台，攀武当，足迹遍五岳，行踪历九华，不畏风雨，不避蛇虎，枕青山而幕青天，侣樵牧而友麋鹿，不以为苦，反觉胸襟荡涤，视野开阔。他每思前生因缘，常怀出世之想，四十三岁即托病由翰苑告退，蒙恩给假归江南。返乡途中，行至秦邮（今江苏高邮），故园在望，他忽生念转道南驰。其子涕泪挽请，虎臣坚不听劝。遂买舟由南京溯江而上，过三峡，经重庆，于泸州入岷江，逆水上行至嘉定（今乐山），舍舟登岸，逶迤直往峨眉山而来。既至，见古刹拥绿，群山黛秀绝瀛寰；禅院翠绕，云山胜景好留连。千岩竞秀，万壑争流，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云影山岚，钟灵毓秀，徘徊不忍去。其江苏同乡峨眉山伏虎寺方丈可闻海源（1631——1700年）见状，乃安排他住在伏虎寺后之萝峰庵静室。萝峰庵海拔七百米，四周古木参天，浓荫匝地；松涛阵阵，楠柏森森；奇花异卉，四时如春。极目则千峰凝翠，倾听则万壑清音；碧涧幽溪，漾绿溢秀；“萝峰晴云”自古被列为“峨眉十景”之一，峰顶至今未通公路，循曲径石梯以通幽处，颇有世外桃源的韵味，堪为佛教徒参禅静修的佳境，不失为文人雅士着书立说的良好所在，确是一处清心涤虑的胜地。蒋超遂于康熙十一年（1672）春在伏虎寺披剃为僧，法名“智通”。

蒋超的出家，除前述原因外，社会大气候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明末清初饱经兵燹，满目疮痍，百业萧条，游民遍地，南方诸省的反清大员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干戈扰攘。加之顺治帝又好参禅，鼓励僧侣入山林修行，御制《玄教斋教仪序文》，确立度牒给付制，整理佛教经典，净化佛门，对佛教采取怀柔礼遇政策，以助其发展。顺治三年（1646）3月，印行《洪武宝训》，颁示天下。顺治六年（1649）6月，向僧侣道士发放度牒，有牒的可免地税、徭役。顺治帝还令礼部征召国内高僧20余人，入直供奉于万善殿蕉园及大内御苑，礼接高僧登坐说法，尤以“玉琳和道二僧特征为国师和王者师”（见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第八卷》）。不仅如此，他还皈依玉琳通（1614——1675年），得法名“慧橐”，其字、号亦由玉琳酌定，字“山臆”，号“幼庵”，各刊刻玉章，凡御制诗、书、画，即用此章。后来玉琳又将“慧橐”更改为“痴道人”。顺治帝还择人编辑《玉琳国禅师语录》，篇首刊有顺治帝御笔答诏，文末自署弟子“痴道人”，下钤篆书“痴道人”，长方小玺。顺治帝对高僧木陈道（1596——1674年）亦特别尊重，于顺治十六年（1659）将其征召入京，为他讲经说法，御赐“宏觉禅师”，敕文：“禅僧道，嗣法天童。传宗临济，克证无生之旨；机自玄明，允通向上之关。”（见林木陈《山僧禅师随年自谱》）

继顺治之后的康熙帝，其崇奉佛教较之顺治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且深通内典。他在日理万机之暇，经常召玉琳通、木陈道讲经说法，聆听禅理，探讨宗旨。出巡南北时，常住名山古刹，赋诗题字，撰制碑文（如《游江南金山寺御题》）。康熙十四年（1675），玉琳道坐化后，康熙特赐号“大觉普济禅师”，并赐衣。两年后，又加封“大觉普济能仁国师”，令大学士王熙撰写《敕封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塔铭》，并将玉琳通在内廷说法所撰之《客问》一书，“命大学士金之俊附评注序刊行之”（见《清实录·康熙朝》）。由官方出资，付梓刊行《玉琳国禅师语录》。

由于顺治、康熙二帝重教扶法，影响所及，寺院遍布国中州县，出家僧尼日益众多。据康熙六年（1667）礼部统计，当时全国敕建的大寺庙共6073处，小寺庙6409处；私建大寺8458处，小寺58682处；总计79622处。有僧110292名，尼8615名（见《大清会典·卷十五·礼部方伎》）。处在这种佛教盛行的社会环境中，加之蒋超认为自己乃僧人投胎，故脱俗出家，弃官弃妻弃子女而投禅门，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正如蒋氏本人所言：“仆有不可解者三，——略贵显而礼窭（音jù，贫穷）贱，畏馆阁而癖山水，薄妻子而笃比丘，三者是也。”（见《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词臣一》）

康熙十年（1671）春末，主持监修清代第一部《四川总志》的四川总督蔡毓荣（约1630——1699年）得知鼎鼎大名的蒋太史隐居在峨眉山，遂遣人再三邀请他出山参加修志事宜。蒋超辞不获免，不得已前往成都，住在金沙寺，参与纂修《四川总志》。这部总志于康熙十二年（1673）在成都木版刻印，共三十六卷，现藏重庆市图书馆。该书记载颇为翔实，学术价值极高。

蒋超是集文史学家、诗人、教育家、书法家于一身的僧人，酷嗜书法如命，“见人屏壁间一字可喜，必钩勒藏之。”（见上海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他的行楷，深得晋代王羲之、唐代赵孟頫的笔意。他在文史方面撰着较多，除前已述外，尚有《蒋说》二卷，《峨眉山志》十八卷，《绥庵诗稿》一卷，《论史百篇》、《儒家辩统辑稿》、《华阳山人传》，还参加过编修八卷本《峨眉县志》的工作。其中尤以《峨眉山志》和《绥庵诗稿》影响较大，为善本之珍，前者还为《四库全书》所收录。

峨眉山有志，始于清初武英殿大学士胡世安（?——1663年，字处静，号菊潭，四川井研人）所撰之《译峨籁》，但该书失之过略，多有阙失。康熙十一年（1672）夏末，蒋超回到萝峰庵，着手撰写《峨眉山志》。白天，他拄杖跋涉考察山中诸刹，夜晚则孤灯端坐披览峨眉史籍。芒鞋棕笠，一肩云水，搜奇探险，见洞必入，逢巅必陟，胼胝竭蹶，艰苦备尝，终于撰成了有史以来第一部完整的《峨眉山志》，该书凡十八卷，分为卷一星野，卷二形胜，卷三寺观，卷四高僧，卷五神仙，卷六方物，卷七典籍，卷八古迹，卷九——十七艺文，卷十八志余，总计136084字。囊括了东晋至清初的七十二座庵、三十八座寺、十五座堂、十五座楼、十三座亭、十二座阁。条目井然有序，史料详略得当，学术价值很高，是宝贵的峨眉山人文史料，向为海内外学者重视。

为《峨眉山志》作序者皆为当时的达官名流，如都御史、巡抚傅作楫、布政使李辉祖、都御史姚缔虞、按察使曹熙衡，布政使金隽，知府何源?，峨眉知县潘之彪等。

布政使金隽在为《峨眉山志》写的序言中，说蒋超“陟险山尧，扪霄汉，求歌词之遗踪，访烂柯之故地，探紫洞之清奇，撷香客之真胜。凡古刹、名泉、琼草、奇树、怪鸟、异兽，靡不寓诸目而得于心。顾山志之未悉，散佚而莫记之者，从而辑之。”大意是说：蒋氏走遍了山中的所有名刹，登临了所有的险峰，深入山洞，驻足名泉，阅读古碑，观察珍禽异兽，浏览奇花异草，访问僧人、道士、山民和香客，实地考察，尽可能做到资料的真实全面。

知府何源?在序言中也说蒋超广采博搜，精心考究，“禅心毕力，广搜博谋，曷克臻此，其有功于峨眉者大矣。”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熊尚弼纂修《四川总志》时，曾指出：“蜀人但一山一水之奇，下至祠墓之类，必强求一人一事以实之。凡山名凤者，则曰曾有凤凰鸣此山；水名马者，则曰曾有龙马见（现）此水；或溪或崖名老君者，则曰老子之所经也；……举此数端，其他怪诞可知矣。”（见《四川总志·考异》）提出编志修史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妄引和虚夸。蒋超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不搞有闻必录，单纯追求离奇和趣味。他认为，编志修史与撰写“随笔”、“志异”、“民间文学”等不同。他牢牢掌握这样的原则——“志以征信，不可贪图怪异，捃摭（音jùnzhí，搜集）成编。如上林橘柚，芳洲杜若，取快一时，贻讥千古。凡禅宗仙伯，非确在峨眉修真养性及投筇飞锡过化此方者，不敢妄入。”（见《峨眉山志·凡例》）峨眉山初为道家仙山，东晋着名道教理论家葛洪（281——341年）在其著作《抱朴子》中，就有关于峨眉仙家的记载。北宋时期（960——1127年），峨眉山道教臻于极盛，被列为道家第七洞天，此后逐渐衰落，而早已植根于峨眉的佛教蓬勃兴起。迨至清末，道教终于结束了它在峨眉山的历史，佛教弥漫全山，晨钟暮鼓，此起彼伏地回荡于清流翠岭。由于这一特殊的历史原因，山中流传着一些荒诞不经的玄谈怪论，如不加分辨，不予选择地收录，就会成为任意杜撰的儿戏，遭到后世的讥笑。蒋氏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奋发不息的精神，凭着渊博的学识，过人的智慧和锦绣般的文才，完成了《峨眉山志》。填补了峨眉山历史上的空白，功在当世，名垂后代，诚可希踪先贤，比肩古德矣!

1971年，台湾着名考据校勘学家沈云龙教授主编《中国名山胜迹志丛刊》大型类书时，特将康熙二十八年（1689）初版的《峨眉山志》影印出版。

《绥山诗稿》是蒋超的诗集，其中的诗大部分写于出家之后，绥山乃峨眉山旧名。清初着名诗人施闰章（1618——1683年）在《〈绥庵诗稿〉序》中说：“虎臣天才爽敏，刻意好古，匠心独运，环瑰深拔，不肯一语近人。”清初诗坛领袖吴伟业（1609——1671年）对蒋超的诗亦极为推崇。清中叶四川着名才子李调元（1734——1802年，曾官广东学政）在《怀蒋太史虎臣》一诗中吟道：“弹指三生悟夙因，木天（指翰林院）我亦过来人。能从大海翻身出，只有苏州蒋虎臣。”

蒋超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清初最着名的朴学大师孙奇逢（1585——1675年）在嵩洛遇蒋超，互相研讨理学，对蒋氏的卓越见解十分佩服、慨叹，“不可失此人。”清中叶的沈德潜（1673——1769年）、彭端淑（约1699——约1779年）、潘飞虎、王荫槐、张维屏（1780——1859年）等学界名流，亦对蒋超十分叹服。

蒋超之对佛教的信仰建立在理智、慧解、凝悟之上，故其入佛发乎自然，出乎本心，没有一丝一毫的勉强。可见智慧越高，越易接受佛教教义。儒家讲三不朽，即立功、立德、立言。蒋超居萝峰庵不到两年，却完成了八种着述，自成一家，藏之名山，供后人吟诵观览。以有限的时间，充分发挥了人生的价值。康熙十一年（1672），工部主事、四川乡试考官郑日奎到伏虎寺拜望蒋超，为其精神所感动，油然生起弃官入禅之意，他在《访华阳山人于伏虎寺志别二首》中说：“自怜事名场，苦未谢羁束。宦情本疏淡，世故奈牵促。”知府刘玺在《寄怀华阳山人》一诗中亦说：“愧我平生无道气，晓钟痴坐名利关。”抱怨自己误落尘网之中，居官碌碌无为。可见蒋超出家对文人官吏的影响。

清代对于佛的政策，几乎完全是沿袭明代的。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出身僧侣，了解教团内幕，对教团有意加以整顿。洪武三年（1370），他召集各地长老、规定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类，要求僧众分别专业。凡离群索居，远离大众修行的为禅僧，从事教理研究的为讲僧，修行经忏的为教僧。按这一标准衡量，则蒋超属讲僧无疑。他对佛教理论的阐释集中在《蒋说》和《峨眉山志·志余》二书中，他在书中匡正了清初许多人盲目投禅，信仰不坚而产生厌恶僧侣，斥其为寄生虫的偏见，也给一些无心向学，靠经忏为生的僧侣敲响了警钟。

清初僧人能诗者较多，而知名的却寥寥无几，仅成鹫、晓青、元玉、宗渭、贯之、行密、永宣、两山、通醉、海明等十数人而已。蒋超历经乱世，后又举业进入仕途，故其心境不同于一般人，其文不拘守八家准绳而尽情发泄，其诗直抒胸臆，无雕琢摹拟之陋习，故国之思和悲悯众生之情跃然纸上。其《金陵旧院》一诗，被人传诵不衰，为诗论者所推崇，诗云：“锦绣歌残翠黛尘，楼台已尽曲池湮。荒园一种瓢儿菜，独占秦淮旧日春。”当时江南战乱初定，六朝金粉之地的南京一片废墟，抚今思昔，悲从中来。此诗较之酣歌秦淮纸醉金迷的游玩之乐的作品，其情韵自然要高出许多。且以小见大，静中有动，动得自然。又如《文殊院》诗：“紫玉屏风敞佛筵，诸峰如笏上青天。偶来山寺空无主，惊起白猿松际眠。”描写山寺经明末战乱，凋零不堪，昔时的香火鼎盛，如今已不复见，静中有动，迷离幽邃，清澄飘逸。蒋氏性情潇洒，逍遥世外，遍历山水，目之所寓，辄得于心，吟哦成诗。其以名山大川为行乐，以古今胜迹为题材，以明心见性为指归，这便是他作为诗僧的特色所在。从其诗作《冬季月杪从沂州早发宿青驼寺，时多寇警》、《金陵旧院》、《春日郊行有感》、《差官行》、《峨眉山萝峰庵绝笔》（“倏然猿鹤自相亲，老衲无端堕孽尘。妄向镬汤来避热，那从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场中物，妻子骷髅队里人。只有君亲无报答，生生常自祝能仁。”）来看，都是观照入神，是自由性灵的抒发，包含了对空灵意境的追求。

清初名重西南的临济高僧丈雪通醉（1610——1693年，成都昭觉寺第一代方丈）在《送华阳山人游峨眉》一诗中写道：“万里瞿塘杖挹春，峨眉天半一闲身。俯观沙界如枣叶，犹是游人眼上尘。”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蒋超敝屣荣华富贵、功名利禄的高洁情怀。

这位“华阳山人”（“华阳”乃四川的古称）撰成《峨眉山志》后，因久病，于康熙十二年（1673）春前往成都治疗。病情稳定后，返回萝峰庵静养，不幸于是年秋逝于庵中，享年49岁。其至交可闻海源遵照他生前遗愿，将其安葬在萝峰庵附近，长与秀水名山松涛鸟鸣为伴。

蒋超隐居峨眉山时，曾作书与其好友王士祯云：“（前）身是峨眉老僧，故万里归骨于此。”蒋超去世时，王氏正在成都主持乡试，惊闻噩耗，悲不能禁。抚今思昔，回忆两人在一起的时光，情不自胜。大比完毕，他即专程到萝峰庵蒋氏墓前凭吊，挥泪书五律一首以挽之。诗云：“西清三十载，久病一迁官。忽忆峨眉好，真忘蜀道难。法云清浩荡，春雪气高寒。万里堪埋骨，天成白玉棺。”

蒋超临终时，将《峨眉山志》手稿交给可闻海源保存。可闻海源乃丈雪通醉之徒，他将这一手稿呈送四川按察使曹熙衡，在曹氏的大力支持下，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将《峨眉山志》木版刻印行世。道光十四年（1834），峨眉县令胡林秀（字翘生，广东鹤山人，进士）又对此书加以校订。民国二十三年（1934），现代净土高僧印光法师（1861——1940年）又对该书进行重修，由叶恭绰题签后出版发行。诸版本中，以道光十四年修订版为最佳，美、日、英等国图书馆均视为珍本。